某某先生，好：
邮箱发来先生书稿《中华帝国史》已经拜读。我不习惯说诓语，要么不说，说则直说。
赞同先生主张“中华帝国”一词。中国曾经是帝国，这是事实。关于这点，谈点意见：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帝国”这样的名词，但这只是语词形式。“帝”字在中国属于帝王专用，不称于国。国称“大”，如大秦、大汉、大唐、大宋之类，皆是“帝国”之意。天下有国，周边蛮夷之国，中为华夏之国，华夏为大国，为帝国。先秦夏、商、周，夏、商、周为国则小，故无大夏、大商、大周之说。然此小国非其它方国，而是诸国核心，以此核心率盟而成一大国。大国为“朝”，不称国，故称夏朝、商朝、周朝，有王，有帝王。朝之于未臣服蛮夷之国为大。臣服而纳为方国则蛮夷入朝，不臣服而有征讨则逐、灭其国。方国间有冲突，则朝为之仲裁。可灭国，可赐国，亦可将一方国裂为数国。西周封建，方国变为封国，得封则为国，无封则不为国，无封之国为外国（夷狄之国），朝下之国独立程度大大削弱，且国有爵等。秦始皇取消封国-王朝体制，故朝即为国，下无小国（方国、封国），国即大国。皇乃王中之王，是一王，故为帝皇，秦赢政为始皇。夏、商、周为帝王。皇与王不可混淆，秦始皇已经以自称给予明辩。秦为国家正式名称，故不是正式自称帝国。话语中称大秦，乃是称者认指其为帝国。先生将中国帝国说成从秦朝开始，乃抄袭于史学界谬误之谬误。秦者，中央集权之帝国耳。夏、商、周，乃地方自治之帝国耳。夏、商，方国之帝国。周，封建之帝国。
凡帝国，无论先秦、秦后，疆土之增长皆为扩张，扩张之主要途径乃是征伐，故中国广大，必多征伐，好侵略、拓疆。周边有蛮夷，故有对外征伐对象。然中国好和平亦是事实。此中特点，乃是源于先秦臣服入朝为方国之传统，采无征伐之和平扩张道路。朝贡是一形式，只要蛮夷之国入中国，仍可有国，为藩国，帝国返以昂贵赏赐及贸易、保护之利，长期而往，则文化接近，蛮夷同化为中国一方，或进入汉字文化圈。藩国有紧密为属国者，亦有朝三暮四以谋利者。先生受误史家，只知道有征伐之扩张，而不知道有此和平一途之扩张。这是中国古代领土扩张有别于世界其它帝国的一大特色。
就征伐而言，亦有两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扩张领土的征伐有两种，一是简单、粗暴、只为利益的武力夺取，一是它国人民不满暴政，给予解放而吞并。孟子主张的是后一种周武王的征伐扩张道路，无论进行侵略还是被侵略，都是一种运。亦即在中国传统中，侵略它国进行吞并，未必就等于是非正义的，如果这个国家执行的是暴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其进行侵略吞并，使该国人民摆脱水火，得到仁政，那么就是应运，是正义的。中国从黄河中原地区而逐步扩张，主流是通过这种正义的侵略实现的。侵略与被侵略的正义与否决定于人民的利益，决定于是否“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也即人民意志是运之所在。
先生主张绝对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国家与民族是否同一？国家与民族，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世界上，有一民族而多国家者，有一国家而多民族者，国家与民族关系当如何处理？或曰：“中国特殊。”但切不可忘记历史，亦要看到现实。华夏之人在中国以外立国，古代并不鲜见，对于该国之华人，是忠于该国，还是忠于中国？满清时候南洋华人试图立国，但中国与洋人勾结，给予灭亡，南洋华人属于叛国还是不叛国？中国政府是忠于民族还是忠于了自己的国家？今日之新加坡，乃中国人为主国家，新加坡华人难道应该忠于中国？中国是否应该进攻新加坡，以民族统一名义灭掉新加坡？民族主义是系于血统、文化的自然情感，较之国家主义更具有自然性，但如果一切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则与种族主义无区别，也证明了举着黄种人、白种人对抗旗帜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合理，证明纳粹为合理。国家主义是一国情感，但较之民族主义缺乏自然性，内在充满悖论，更只是一种政治组织的原则，一当极端，以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则无异于法西斯主义。一国之人当维护一国利益，但必须清楚，国家主义乃是一种低级的原则，民族主义高于国家主义，两者不可并论。今天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动辄就喊叫攻打台湾，炸平台湾，要中国人屠杀中国人，便是违背了民族主义。即使民族主义，较之人类主义，仍然是一种低级的原则。苏联为非人道之国，使崩解，人类摆脱眉睫间核大战毁灭危险，乃是进步，是高于一切主义之伟大革命。美国为人道之国，倘崩解而苏联存，人类覆卵于野蛮威慑核武器之下，乃是灾难，是末日。
先生否定世界主义，更是不能区分国家利益与专制利益之区别，批民主而赞专制。今者中国大陆忽然好儒学，意图用孔孟为国家主义、专制主义辩护。我至今没有谈过儒学，今为先生说点孔孟之道本义，也即汉以后儒者所不敢正视和谈论的“忠”之前提。《诗》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国家再怎么广大，根本在民。《大学》子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国家的根本和利益，在于人民。《中庸》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人民才谈得上有国家，没有了人民还谈得上有什么国家呢？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君代表国家。社稷被一些只知道无神论的无知学者曲解为国家，非常荒唐。社稷乃祭祀，是现世同一族群的人们共同的信仰和文化根基所在。朝代可变，社稷不变。国可灭，社稷不可灭。海外华人无国，但可以立庙祭祀社稷。中国可以被外族占领、统治，但中国人在社稷在，社稷在则中国人在，故有蒙元、满清而可复国，复国而因社稷同化，更有兼并、承接蒙、满之利。古者，国无道则灭其国，灭国为比较轻的惩罚，灭国而继续无道，则灭其社稷，禁其祭祀，毁其宗庙、重器，迁徙其人民。故，国有道则忠之，国无道则弃之。爱国主义的合理前提是国有道。国无道而爱，是爱无道之政府，爱无道之统治者，是为不仁无知，是谓愚。国可不爱，然而，国虽无道，社稷不可不爱，而社稷的本质是人民本身，人不可不爱人，人民彼此相亲，是谓仁。人民相亲，则国可亡，天下不亡。今者，毛泽东毁我社稷，虽有国，人不相爱，是无仁之国也，故有国而天下亡矣！
没有是非观念和人类价值的爱国主义是荒唐的，是不仁。故，《论语·泰伯第八》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仁之国可以不爱，可以不居。《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对于政府执行暴政的国家，人民有权利反抗和离开。《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欲居九夷。”《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国家道不行，孔子就要出海，就要居住到九夷去。今者，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流亡于海外，最好的书出版在海外，最好的学术在海外，是中国之仁者效仲尼之志也！《论语·宪问第十四》，孔子对批评管仲的人说，如果不是当初“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那么，自己就不呆在中国而跑到夷狄之国去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国不仁、无道，则不必要忠。国有仁、有道，则能忠，方能有汉以后儒者所谓君君臣臣。即使如此，仍须家先。有家，然后有国。家，人类社会之细胞也，是人仍重于国也，是人也，是仁也。汉以后儒者以“义”平衡，但终难能将国家置于绝对地位。身、家，先于国。故有修身，有治家，方能平天下。故，中国人真懂儒者必重人，必重仁、重身、重家、重社稷而后国家，有真儒学则无绝对之国家主义，自然也就无绝对之爱国主义。绝对之国家主义，绝对之爱国主义，舶来之西学垃圾也——今西学已弃，岂不垃圾乎？今天中国官学之国家学说灵魂，乃侵吞中国广大领土之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已。
即使社稷重于国家，但较之现世的人民，依然是次之的。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各地的人不断迁徙汇集的，难道他们都是叛国者？是原本民族的背叛者？中国的海外华人都是汉奸？都是叛国者？什么是汉族？谁能用胚胎学、解剖学、基因学给予清晰界定？汉族，是数千年间黄河、长江原住民与不断汇集而来的各族人口杂交融合形成的一个以使用汉字为文化特征的人群。古为夷狄，今为汉人。今天中国人的血液中，不只是黄色人种，也还有大量白色人种的血缘，也有南方沿海港口同化入的黑人血统。人类主义如果没有具体化为人道、人权、人民，就是空乏的，现实的人类主义一定是人道、人权、人民。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只有在人道、人权、人民的前提下才有合理性。没有人道、人权、人民之高级，国家主义就僭越为国家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就僭越为民族恐怖主义。在先生近37万字的书稿中，我看不到人道、人权、人民的原则。
先生不知道人类主义，故而就走到狭隘的思路中去了。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只能是在国家、民族产生之后才有意义。当在讨论国家、民族产生之前的历史时，用“中国”归结是非理智的。考古人类学是人类的。必须要分清楚中国的历史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史的区别。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古猿牙齿来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乃是狭隘的荒唐。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学界的一个恶劣风气。中国学术之无出息，此是表现之一。内心极自卑，只能向老祖宗求傲慢，惟恐老祖宗历史不够悠久，滥用“中国”这一从没有发生过的国名概念。反过来从理性的民族主义角度说，以此种无出息的狭隘学术，试图与建立在人类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学术对立，也是极其愚蠢的不利于民族得到尊严的行为。先生“中华帝国史”搞到几百万年前，难道在这块土地上的古猿已经建立有中华帝国了？世界人类学越来越证明今天的人类发源于非洲，怎么会被中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先生之类，偏狭理解为是否定中国悠久历史了呢？全世界都有猴子，难道全世界都是猴子的发源地？生物学要被推翻了吗？一定要证明东亚大陆是人类发源地，那就拿出足够证据并解决与非洲证据之间的进化关系图出来。有了证据，能承认黑人是祖先的白人会不承认黄种人是祖先？即使如此，也不等于中国人是人类祖先啊。中国人本来就不是猿人，怎么可以非要把自己说成是猿人？越是远离祖先的种族，生物进化程度就越高，进化谱系中距离越近则进化程度越低。日本学界一再拿证据证明东亚黄种人的进化程度比白种人高，中国学界中的一些木鱼脑袋却拼命想证明自己是古猿的直系后代，先生之类不识青年则雀跃欢呼。一定要这样，那就起码先证明一下我们的脑容量为现代人类中最低、肠子长度最短、体毛最多啊！
先生自我介绍另撰有《走出近代的自卑》、《外蒙古通史》两书稿，未见。《中华帝国史》你说明为编著。先生年尚三十二岁，史学专业毕业而在博物馆研究，好年龄好单位，利于多读书、多沉思。先生所撰书稿，用心伟大，然题目实在大，非尔目下学术能力所能及。当今中国出版新书诚多矣，然浮夸习气亦尚。浮夸表现之一，乃是多“编”之书。编者，集也，集他人之著作、文章而成卷册。于一书既编又著者，其实不通。不加注明，哪部分为编，哪部分为著？编了谁，著了甚？此风不良，病在那些所谓的“大师”，从而误导先生之类新学。一些“大师”，动辄数百万字、上千万字丛书的主编，有些丛书与“大师”专业毫无关系，著者可为其教授，“大师”竟然也有胆量以学霸地位而署上总主编、主编的名号。个别“大师”所主编的书籍，用其一生也无法认真通读一遍。更有甚者，本是一人所著的一本书，真正的作者刻苦写成，“大师”竟然还要添上一个主编的名号。先生之类，我以为是老实人，毕竟有个“编”字在，更多书实际是编，却无“编”字说明，于是成了完全的“著”。万勿向我这样年龄及再年长的“大师”学，先生之类同情、赞扬乃至向往的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乃是无知识、无灵魂年代，我辈生于斯、幼于斯、学于斯，所发蒙之学远不如先生一辈青年优越，复以年长蒙混尔等青年者众，诚恳研究、思考者寡。尔等青年辈基础优越，如扎实于学，五十岁则有真大师纷纷出。好虚名、不扎实，则又是我国家、民族蒙混于世之新一辈，先生之类高喊国家、民族尊严口号乃是滑稽。
先生有激情，感于国家、民族自卑而欲振奋自尊，然自尊者首在尊真理，次在一点一滴塌实去做出来。无真理，用虚浮、不牢靠知识、思维，以狭隘之心，即使塌实也无法说服他人理性，无法得到外人真正的尊重，国家、民族的尊严根本无从谈起。有真理，不塌实，只能限于激情之感染，而感染难持久，且多变，更易反感。以先生目前学术能力，我建议还是花在论文功夫上为好，论文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有扎实著作应运而出。以撰写《中华帝国史》书稿之精力，写好一篇关于“中华帝国”范畴的论文，犹如沙中得金，灿烂而夺目。当然，人各有志，沦陷之世不在于多一个塌方，多一塌方为沦陷，少一塌方亦为沦陷，先生自谓已读书稿者对尔十分好评，书稿以《中华帝国史》庞然物之名出版，购书者定然不少，先生之名得著矣。吾仰望不能及！
顾则徐
201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