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加强安保化解不了医患矛盾

靠加强安保化解不了医患矛盾

顾则徐

媒体报道，针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残杀”事件，卫生部27日要求对医疗机构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合理调配保安力量，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针对该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26日要求卫生部办公厅向黑龙江省卫生厅了解情况，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并请黑龙江省卫生厅代向被害和受伤医务人员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和慰问。这一报道给我的感觉：卫生部在激化医患矛盾的道路上正越走越远。

哈医大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本是个案，起因与医患矛盾没有直接的关系。凶手患强直性脊柱炎，于2011年4月即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这次3月23日再到该院治疗，医生在确知他患有肺结核病后，因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该青年认为是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买了水果刀后回医院进行凶杀。该案件并不是如常见的由于医疗费、医疗事故而导致医患暴力冲突，而是在该青年对医生的医疗充分信任前提下发生的。他是要医生马上接受他住院治疗，显然，一年前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治疗是有成效并令他满意的，由于医生不能接受他的要求而令他产生了凶杀的动机。在凶杀过程中，他刺破了自己的颈部，又跑到该医院急诊室去包扎伤口，显然，他信任医生这个群体的医疗，懂得医生这个群体是可以拯救他生命的。强直性脊柱炎是个难以在短期内给予根本性治疗的疾病，该青年对自己所患疾病缺乏正确的态度，假如换一种医疗体制，他也可能会突然产生凶杀念头。

由于在普遍的医患矛盾情绪之下，该案被一部分舆论从医患矛盾角度进行了情绪化发泄。在腾讯网新闻后面的情绪投票中，65%的网友表示对此感到“高兴”。把本不是医患矛盾的冲突理解为医患矛盾，缺乏最基本的理性辨别力。如果从曹操杀华佗，医患矛盾自古有之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没有任何当下的社会意义了。现在卫生部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之类要求，显然是试图借助这一医疗方完全没有责任的个案，虚张声势渲染医患矛盾中医疗方的悲情，不仅对缓解医患矛盾毫无意义，更是刺激医患矛盾的激化。病人以后去医院看病，到处是摄像头，身边晃荡着象警察又不是警察的大盖帽，医院象是监狱，看病象是接受审讯，医患矛盾要不激化也难。安保措施只能给医生表面的安全假象，在医患矛盾的激化下，病人更加弱势，但病人一方也相应有越来越多的造反冲动，最终也会使医生更加失去安全。

只要形成当下医患矛盾的原因不解决，患者是鱼肉，医生也不会安全，哪怕让每个医生佩着手枪也没用。当然，解决医患矛盾的原因不是卫生部一家所能完全承担，但作为主管机构当然应该负责起主要的行政责任。但是，十分遗憾，在普遍的医患矛盾中，至今没有看到过卫生部对自己责任的自责，一谈工作就全是成绩，漠视医患矛盾的广度和深度。卫生部对自己能够有所为的是什么，无法有所为的是什么，从来没有对公众有坦诚的态度。卫生部要求“以病人为中心”，听起来不错，其实只是虚伪的高调。关键是以病人的什么为中心？现行的医疗体制实际不过是以赚病人钱为中心而已，患者一方完全是弱者，医生则是被驱赶的炮灰，是完成赚钱指标的工具。实行24小时监控、调配保安力量之类，不过是用赚来的病人的钱武装医生和医院而已。

似乎卫生部很维护医生的利益，但结果只会推动医患矛盾激化，令医生更加不安全。如果真的有维护医生利益的态度，具体到哈医大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上，就应该是从该医院院长到卫生部陈竺部长，作为医生的领导者，至少有人挺身而出辞职，向医疗制度和一些患者进行抗议。假如是在民国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部长、厅长、院长们会如何？我想，一定会有人跪到被杀医生的灵前痛哭，痛责自己和社会，然后宣布辞职。

2012-3-28

发表于2012-3-29《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删减。

杀人要天打雷劈

杀人要天打雷劈

顾则徐

据媒体报道，3月23日夜，一青年男子用水果刀将4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捅伤，最终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的惨剧。这是针对医生暴力的又一严重事件，令人唏嘘扼腕。在微博上很多就此事表达对现行医疗体制不满，我以为，该案件诚然与医疗体制的不合理有关联，但主要来说是一部分国人缺乏合乎理性的生命价值观所致。

该青年患强直性脊柱炎，于2011年4月即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这次3月23日再到该院治疗，医生在确知他患有肺结核病后，因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该青年认为是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买了水果刀后回医院进行凶杀。该青年一年来的治病经历应该是培养了他的愤懑，假如中国有良好的医保条件，有完善的全职医生与专业医生配套体系，他的愤懑也许会比较平缓。但是，有愤懑并不等于就会上升为凶杀欲望爆发，毕竟，他的愤懑更可能是他所患疾病本身导致，因为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比较难治疗的疾病，患者的人生会因此被大大改变，在任何医疗体制下都是如此，面对这一疾病只能努力治疗而又无奈。所以，这一凶杀主要来说并不是体制问题。

事实上，该案件并不是如常见的由于医疗费、医疗事故而导致医患暴力冲突，而是在该青年对医生的医疗充分信任前提下发生的。他是要医生马上接受他住院治疗，显然，一年前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治疗是有成效并令他满意的，由于医生不能接受他的要求而令他产生了凶杀的动机。在凶杀过程中，他刺破了自己的颈部，又跑到该医院急诊室去包扎伤口，显然，他信任医生这个群体的医疗，懂得医生这个群体是可以拯救他生命的。一方面，他信任医生医疗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当医生要他先治疗肺结核病时，又不能给予了信任。在他的身上，愚昧和相信科学双重存在和发生着。相信科学所以他一定要医生给他治疗，愚昧则令他拒绝医生的合理建议。但是，愚昧就会杀人吗？并不是。中国在提倡科学以前的时代，就跟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所描述的紧张气愤差不多，山里面发现一具尸体会震动周围几个县的人心，杀人是要天打雷劈的。

没有科学的时代人们可以尊重生命，有了科学的时代未必就有理性的生活价值观。强直性脊柱炎比较难以治疗，患者容易对自己生命失望，这个行凶青年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求生”令他成为懦夫，行凶后自杀但杀不了自己，又跑到急诊室要医生给自己包扎。但他的“求生”只是求他自己的生，他人的生命在他脑子则是没有价值，于是便杀人。一部分国人的生命价值观就是如此，把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放在不同的价值等级上，自己的生命高于他人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草菅人命。这个青年不是有权有能者，所以，草菅人命只能是买把水果刀行凶，倘若是个有权有能者，草菅人命便是屠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有权有能者搞的屠杀，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今天的中国提倡尊重生命，我以为，尊重生命的说法过于简单，国人并不缺乏对自己生命的尊重，所缺乏的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尊重他人生命，才是中国应该给予特别强调的。被人杀，杀人者天打雷劈，杀人就更要天打雷劈。

2012-3-25

电影《武训传》的“文革”隐喻

电影《武训传》的“文革”隐喻

顾则徐

据媒体报道，被称为“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近日开始发行正版DVD。这是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也只能小贺，因为，电影《武训传》毕竟还没有平反，DVD的发行只是由于电影《武训传》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而广电部门没有人有胆量以还是禁片的名义重新下禁令而已。

至今而言，中国电影作品与“文革”之间具有的喻义，还没有一部可以跟《武训传》相比。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看“文革”，“文革”实际是从《武训传》的批判就开始了。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解决了与贺子珍的婚姻关系问题，江青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妻子，并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职位。获得这一职位不久的江青很快就向文艺领域挥起了大棒，把矛头对准了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在大陆上映的电影《清宫秘史》，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使《武训传》成为“新中国首部禁片”。也就是说，“文革”在这时候就已经初露狰容。“文革”结束之后，曾经被批判的禁片一部部得到平反，但唯独不平反《武训传》，以迄至今依然如故。电影《武训传》的不平反，是今天依然留着“文革”尾巴的典型象征。

“文革”从批判《武训传》初试锋芒，在坚持不平反《武训传》中依然残留。通过对不平反《武训传》的坚持，一些人坚持了“文革”大方向，用扩大化解释曾经的疯狂。用毛泽东式的语言来说，就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问题，承认九个指头错了，但一个指头还是正确的，这一个指头是正确的大方向，那错了的九个指头是扩大化造成的。《武训传》不能平反，它就是一个指头，不平反它就是证明批判它是正确的，从而证明“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连这一个指头也平反了，那不就是“我们”以前什么都做错了吗？谁来承担什么都做错的责任？进行这样辩护的人只要在会场上双目一扫，整个会场就气氛凝重，断不会有人敢站起来反对，承担什么都做错的责任。坚持《武训传》不平反的意义，就在这里，在奥妙无穷的一个手指头上面。

今天即使专业从事电影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也没有看过《武训传》。我有幸在1980年代初研究电影时候看过这部电影，当时给我的艺术震撼非常强烈，因此我曾给一些年轻的电影人说：“没有看过《武训传》，等于没有看过中国电影。”《武训传》的故事很有问题，并没有按照真实武训的事迹进行叙述，而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编造一文一武造反，文是办学校，武是做强盗。即使如此，《武训传》的故事还是很大地继承了三十年代旧上海电影的批判精神。在场景、摄影、表演等整体的视听艺术角度上，《武训传》是一部真正的大片，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电影的集大成，是中国电影黑白时代的最高成就之一，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可以跟日本黑泽明稍后拍摄的《七武士》媲美。孙瑜导演得好，最出色的是赵丹的表演，是赵丹一生艺术生涯的顶峰。

从中国电影艺术史角度说，《武训传》是无法遗忘和绕过去的一道坎。《武训传》以前，中国电影艺术水平在世界上列于最高水平台阶上，可以跟意大利、法国等的电影媲比，《武训传》之后，中国电影艺术水平便衰落。不平反《武训传》，至少无法做到令中国的电影人遗忘这一作品，不遗忘这一作品也就永远记忆着它的禁片身份，就永远不会忘记“文革”。《武训传》的禁片身份，是中国眼睛里依然还流淌着的“文革”之泪。

2012-3-22

中国的就业不平等形式主义

中国的就业不平等形式主义

顾则徐

《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规定妇科检查要搜集月经史和检查白带，“主要询问月经初潮年龄、周期、出血量、持续时间、末次月经时间，有无痛经，白带性状”，较之《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检查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等，更为极端。《操作手册》这一规定被舆论普遍认为是对女性的歧视，是涉及女性隐私。我以为，这只是我国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的一个反映，只是在这种普遍歧视中经常会被公众注意到的女性歧视问题而已。

普遍就业歧视的根本是缺乏平等和公平观念，是建立在不平等制度上的。这种不平等一方面是把职业等级化，另一方面是把就业者等级化，从而使两个方面进行配套。在就业者等级化方面，又分社会背景的等级化、资历的等级化和健康、外貌的等级化。社会背景的等级化在今天就是表现在“拼爹”这一社会现象上，资历的等级化在今天则集中体现在简单化的文凭取舍现象上。健康等级化突出体现在乙肝表面抗体阳性歧视上，外貌歧视在我们这个形式主义最顶峰造极的时代更是普遍。尚不需要议论其它社会不平等，仅仅这些不平等，就已经构建出了社会的普遍就业不平等。

做一个中国人，现实就是生来不平等的。还在娘胎里时候，已经有了“拼爹”，出生了有户口的不平等，吃奶时候就有农村、城市之分，即使城市还有大城市、小城市之分，读个幼儿园就有了贵族、非贵族之分，等等，一路成长到就业前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命运已经基本被决定，属于什么等级的人就做什么等级的活。形式主义的社会需要等级这一形式配套，每个人都属于社会等级形式中的填空因素。

当然，这种形式主义是非现代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设计《操作手册》规定的人未必就是要歧视女性和试图干涉女性隐私，其用意应该是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健康，但是，即使《通用标准》的大量内容也未必合理。无论是《通用标准》还是《操作手册》，制订者都忘记了一个逻辑：既然健康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够是合格的公务员，那么，现有的公务员如果不能达到相应的健康标准，还是不是合格的公务员？还能不能继续担任公务员？如果能，那么同样有健康问题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做公务员？如果不能，不符合《通用标准》和《操作手册》的人不能成为公务员，那么，现有的不符合标准的公务员会不会给予辞退？

至于特别检查女性月经、白带就更其荒唐，在逻辑上更无法自圆其说。女性月经、白带不正常就不能做公务员吗？从女性来说，生理的不正常莫如青年就绝经之严重，长征结束时女红军们基本都绝经了，这些女性继续做女八路不一样可以完成任务吗？辩护者说女性有其特殊的健康问题，检查月经、白带是必要的，那么，男性就没有特殊的健康问题了吗？为什么不给参加录用的男性检查阳痿、早泄呢？既然阳痿、早泄的男性可以成为合格的公务员，月经、白带不正常的女性怎么就不可以成为合格的公务员呢？所以，根子上还是不平等意识，是不看能力而看表面的愚蠢的形式主义。

从职业上讲，讲究健康、体格的莫如军人，即使如此，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大量在常人眼睛里不适合做军人而却成为优秀军人的人。辛亥革命时候有“北吴南蔡”之说，“北吴”是吴禄贞，“南蔡”是蔡锷，他们两人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但吴禄贞是个十分矮小的人，蔡锷是个非常瘦弱的人。国民革命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胡宗南，解放军的粟裕大将，都是身材很瘦小的人。朱德总司令红军时候长期跟在身边的一个非常勇敢的警卫员，是个身高才一米四出头的贵州人。可见，即使是军人，合格与否也并不在于表面的健康、外貌，而是在于其志向、能力。如果是在今天这个就业普遍不平等的形式主义环境下，这些突出人才根本就是不可能产生的。

2012-3-21

“文革”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文革”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顾则徐

温总理在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以为，“文革”重新发生危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缺乏过来人的“坦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荒唐。没有“坦白”，就不会有教训。没有教训，荒唐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会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欲望。

“文革”结束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被确立，但是，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事实叙述方面则被模糊化，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帐。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目的便是希望后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文革”，吸取教训，以能使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但至今中国尚无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物化形式，比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话语，也即过来人态度坦白的叙述。

“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极少数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由于对“文革”只是简单否定，因此，不仅受迫害的叙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对迫害他人的叙述更是被回避，至今只有非常个别的过来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迫害他人的经历。我以为，受迫害的叙述诚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叙述更为重要，不然，“文革”的历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从而被迫害的事实就无从证明，后人反而以为被迫害的叙述是编造。更危险的倾向是由于迫害事实的被掩盖，过来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辩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诚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说出事实的反思并没有太大意义。天主教讲究告解，通过把自己的罪孽说出来求得上帝宽恕。上帝诚然总会宽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说出来。现在五十岁左右以上年龄的人，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实际都有过罪孽。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小学毕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并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比较少罪孽，但终究还是有过罪孽。我曾经在批斗会上喊过口号，曾经向“四类分子”丢过小石子，曾经跟在一个疯癫了的寡妇后面起哄“地主婆，地主婆”。“复课闹革命”时候，按照班主任的布置给她写了我今生唯一一张大字报，大概文字比较通顺，她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我看见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里闪着泪花，至今无法忘记她那战抖的声音。

“文革”中的过来人，即使那时候还是孩子，有几个人不曾有过罪孽？诚然，有的人可以用时代性盲从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无法反抗、服从指令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为自己辩护，但是，前提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告诉孩子、告诉青年曾经的事实。如果不说出来，不让后人知道真实的“文革”，跟他们用美好的回忆叙述自己曾经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们以为那是个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便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宽恕的罪孽。正因为缺乏过来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阳光灿烂”、“激情燃烧”所蒙蔽，构成了重新发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行将老了，应该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将来，说一声：我曾经有过罪孽。

2012-3-16

发表于2012-3-18《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走向社会不平等的“首长”称呼

走向社会不平等的“首长”称呼

顾则徐

一位媒体记者的微博被纷纷转发，这条微博说：“刚才心里突然很难过。在一个人大代表驻地采访，去厕所，开门就是一位弓着腰的清洁工大爷冲我鞠躬：‘首长好。’我洗完手后，他又上来递纸：‘首长请用。’我对他道谢，说了一句‘您这些天辛苦了’。其实还想说的是，这里没有首长，只有代表，他们的权力是我们赋予的。该鞠躬的是他们。”这条微博之所以引起网民共鸣，在于“首长”一词的滥用，颠倒了现代社会应该有的正常权利关系。

“首长”一词泛指军队组织的领导，是一个军事术语，源于至晚成于汉朝的兵书《尉缭子》：“复战得首长，除之。”《新唐书·兵志》解释得十分简洁、清晰：“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虽然如此，由于军队向来强调等级制度，因此，作为泛指军队领导的“首长”一词自古很少使用。井冈山时期由于朱德比较坚持红军的规范化，对提拔军官控制很严格，红军依然遵守的是军队自古以来的成规，互相之间按照严格的职务称呼，比如人们都称朱德为“朱军长”。

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非职业军人的博古认为按职务称呼是旧军队的不平等制度，红军互相之间都应该称“同志”，职务是革命分工不同，应该都一样称“员”。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博古批评红四方面军不应该有军长、师长、勤务兵之类称呼，而应该用指挥员、炊事员、饲养员之类的称呼，令张国焘很不满意，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吹毛求疵。到了延安时期，“首长”一词终于得到全面推行，一是由于“指挥员”一词叫起来实在不如“首长”顺口，二是由于党政军一体化，大家都穿军装，但叫非职业军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为“指挥员”显然不妥当，叫“首长”比较妥当些。

可见“首长”一词的广泛使用，原始动机是追求平等。但在这一过程中也蕴涵着了一个矛盾，军事术语泛化到了党、政领域，演变为普通的社会语词，从而，军人之间的上下级等级关系就渗透到了全社会，人与人之间分成了“首长”和“群众”两大等级，“首长”是“群众”的指挥员，“群众”是“首长”的服从者。这样，本是追求平等的“首长”一词的泛用，恰恰就走到了反面，成为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

梁启超说：“善为群者，必委立一首长，使之代表全群。”当“首长”一词从军队延伸到全社会，演变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学语词，我们这个社会的“群众”就被“首长”代表掉了。清洁工大爷侍侯人大代表如厕，鞠躬叫“首长好”、“首长请用”，按照“使之代表全群”的涵义来说并没有叫错。我在部队服务时，曾见过“首长亲自吃饭”、“首长亲自喝酒”、“首长亲自拉屎”的笑话。既然军队的上下级指挥、服从关系衍变为了一般社会关系，人大代表自然就是清洁工大爷的首长，首长亲自如厕十分辛苦，应该对他恭敬有加，要叫一声“首长请用”才对。

问题在于，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群众”已经觉悟，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民主权利。就如记者博主所感慨的：“这里没有首长，只有代表，他们的权力是我们赋予的。”正因为他的感慨也是大量微博主人的心声，所以才得到了共鸣，他的微博才得到了大量转载。时代不同了，今天已经不是把整个社会分为“首长”和“群众”两大等级的时代。博古等人虽然推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因为其不能客观承认人们的职务和职业角色关系，恰恰导致的是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在今天这个时代，军队以外的社会领域，不应该再有什么“首长”了，每个人都是“公民”。

2012-3-14

发表于2012-3-15《南方都市报》。

三公消费禁不禁茅台都是荒唐

三公消费禁不禁茅台都是荒唐

顾则徐

在最近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茅台成龙酒”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茅台方面对“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看法时，茅台高管刘自力反应激烈，他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刘自力先生的反问在网络舆论中备受批评，如果从话语的字面形式上来说，刘自力先生这一反问很正确，反问得好。就如刘自力先生所说：“我们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我以为，与其让官员喝拉菲，不如让官员喝茅台，毕竟茅台是国产。无论喝茅台还是喝拉菲，都是荒唐，如果一定要荒唐，那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属于欠大脑考虑的众多两会提案之一，其良好动机也许是为了压缩三公消费，但却不想一想，不喝茅台，也还有着价格跟茅台差不多甚至更贵的酒可以喝。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喝不喝茅台的问题，而在于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在于即使喝酒有没有消费额度限制和可不可以酗酒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讨论、研究国是的智力似乎从来没有过地低下，习惯于纠缠在表面皮毛功夫上，不敢触及根本，坚持根本不动摇，只治标不治本。“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本质，实际并不是限制喝酒，而是限制喝白酒，因为官员们所畏惧的并不是酒的价格，而是酒的度数，希望大家不要喝白酒，以能够轻松喝酒，茅台不过是在官场上的白酒代表而已。

中国在商纣王之后历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几千年来难有一句赞扬他的话可以听见，但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却是被继承下来，成为民族传统，特别是成为了官场传统。清朝官场还能够讲究喝茶风气，并订有严格的上茶、端茶会客礼仪，但今天则几乎已经是会客无不以酒，从京城庙堂到偏僻的山村村委会，遍地皆是纣王，一边骂纣王，一边学纣王。税收得多了，地皮卖得多了，酒也就可以多喝、喝好了。三十年前喝洋河，二十年前喝五粮液，十年前喝茅台。五粮液比茅台价格较低，私人老板还要省点钱，五粮液成为商场酒，茅台则成为了官场酒。为什么喝茅台？茅台容易上口，醉了也不很头痛，所以大受官员欢迎。茅台毕竟还是白酒，还是容易醉，醉了终究还是难受，于是，比较不容易醉的红酒就越来越受宠，但几十元一瓶的红酒是“垃圾”，上不得台面，要拉菲才象个样子，才有个气派。

酒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饮食表现之一，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出现“剩余”，其历史在埃及跟金字塔一样悠久。但是，酒作为一种麻醉饮料和兴奋剂也会导致文明的堕落，当其饮用不受限制，与吸食鸦片在根本上危害并无不同。在殖民时代，酒是征服印第安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法宝。中国的酒文化远非欧洲可比，所以，征服中国的法宝便是鸦片。中国酒文化可以称为伟大、璀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堕落，并由于中国每论酒文化则谈好处，不谈坏处，堕落的一面被掩盖，就更其堕落。酒，加上鸦片，中国在殖民时代有着双重堕落。鸦片被禁止了，但酒则并无限制。俄罗斯人好酒，但禁酒运动也是一再进行，比俄罗斯人更好酒的中国，百年来却没有进行过一次禁酒运动。酒的堕落在中国不能被认识，酗酒者在宴会上是扯着嗓门的英雄，大酒量的随从是领导者的宠儿，喝醉酒可以成为打老婆、杀人、强奸的“情有可原”辩护理由。

三公消费不是提禁喝酒，而是提禁喝茅台，其内在的思维便是视三公消费喝酒为合理和必须，把本来就是荒唐的事情改造为如何荒唐、怎么荒唐才更“合理”。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俄罗斯人每当改革就要禁酒，而不是禁喝伏特加换喝白兰地。官场要不醉人，就禁酒，而不是禁茅台。

2012-3-12

发表于2012-3-13《南方都市报》，发表时进行了文字修改。

恐怕“裸官”数字还不敢拿出来

恐怕“裸官”数字还不敢拿出来

顾则徐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3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对于“中国有多少裸官”的问题，马馼表示“恐怕这个统计数字现在还拿不出来”。马馼所要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很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就可能导致误解，比如有媒体因此就理解为了“‘裸官’数字难统计”。“恐怕……还……不……”这样一个句式，是一种不确定陈述，既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统计数字但不拿出来，也可以理解为还没有统计数字根本无法拿出来。由于马馼表示“裸官”数字“有这方面的汇总”，因此，也许可以按照类似的句式把马馼的话调整得略微直白一些：恐怕“裸官”数字还不敢拿出来。

统计“裸官”数字并不是比调查中国还野生着多少虎、狼更困难的事情，如果进行精确到个位数和具体人头的统计，不过是有点工作量而已，技术上则并无难度。即使由于觉得工作量比较大而觉得困难，在社会学上还可以进行估算。估算可以通过抽样调查进行，也可以进行经验测算。一种估算也许可靠率比较低，有多种估算就可以进行校正，获取比较接近于事实的数字。更何况，纪委、监察密布于各地区、各机构，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裸官”数字进行汇总，有了汇总，在今天这个计算机时代，就等于已经得到了统计数字，一个职业学校毕业水平的普通电脑操作文员，一天之内就可以制作出统计汇总表来了。因此，不是什么“‘裸官’数字难统计”，而是在于有了数字敢不敢拿出来，敢不敢向全体民众公布而已。

所谓“裸官”，也即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脱离所服务国家在他国工作和生活了的官员。有所有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都在他国工作和生活或加入他国国籍的全“裸官”，有部分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比如子女在他国工作和生活或加入他国国籍的 “半裸官”。我不赞成一概否定“裸官”的观点，认为“裸官”还是可以当官，可以在中国进行服务。但是，对“裸官”所可以担任的岗位则必须给予严格限制，如果连“裸官”数字也不敢公布，进行严格限制就根本不能够谈得上。

一个民族应该有开放心态，这种开放心态也体现在官员选用上。比“裸官”更“裸”的是“外国人”，中国在唐朝就使用了大量外国人担任官员，比如来中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就有不少被授予了官职。外国人可以当官，“裸官”就更可以当官。因此，不在于“裸官”可不可以当官，而在于可以当什么官？怎么当官？这就是对其要进行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的原则，一是国家安全，二是国家利益，三是人民权利。“裸官”尽可以当官，但不能触及这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原则必须是“裸官”的高压线。

中国没有分政务员和公务员，如果有这样的区分，则“裸官”就不能够担任政务员，也即局长、市长、省长、内阁成员之类都不能由“裸官”担任，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在不分政务员和公务员的前提下，就要区分高级公务员和低级公务员，“裸官”不能担任高级公务员。即使低级公务员，还要区分要害岗位和非要害岗位。“裸官”的本质在于其家庭关系不能证明其对国家有绝对忠诚，因此，涉及国家安全的岗位不用说就不能由“裸官”担任了。需要与外国资本进行交易谈判的支配国家财产的岗位，由于需要保证交易谈判过程中不发生财产向外国转移，同样不能够让“裸官”担任。由于“裸官”的家庭利益全部或部分在国外，其生活、就业等活动与其他普通公民没有完整的共同平台，就难以保证其对“选民”的忠诚，因此，“裸官”就不能够担任政协委员特别是人大代表。这是对“裸官”的人民权利高压线。

“裸官”数字敢不敢拿出来的背后，是对这样三个原则的接受，是有没有勇气在官员任命、就职上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的问题。中国不应该狭隘到排斥“裸官”，但不限制“裸官”是会成为历史千古笑话的。

2012-3-9

政改也有经验可循

政改也有经验可循

顾则徐

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女士近日接受了《新京报》专访，虽然专访所谈的一系列问题是可以商榷的，但陶斯亮女士的谈话可圈可点的亮点还是很多。陶斯亮女士谈话最大亮点，我以为是在于“对于后面的改革，我认为重点应该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一观点。虽然陶斯亮女士没有什么言论顾忌，但从我们平民的角度来说，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不容易，表达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如果从泛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历史。在这一个半左右世纪的历史中，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经常被分割开来，先是集中在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特点的洋务上，走不通了，又急剧地转为追求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特点的革命上，文革后又是主要搞经济的改革，总是在极端之间震荡。一个半左右世纪以来的历史不乏可歌可泣的华章，也充满了惨痛，但历史并不能够得到理性、客观的总结。目前的中国，经济必须坚持改革已经没有任何疑义，它已经构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但政治改革在思想上还是纷乱无章，在行动上则阻碍重重。在今天，能够说出“重点应该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就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文革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并不能够谈上创造，而是在于部分恢复，也即部分恢复一些以往的经济元素和传统。农民承包种地是一定程度恢复租佃制度，就业放弃国家分配制度是恢复人口流动和自主择业传统，市场是部分恢复物资和商品自由交易的商业传统，股票是恢复曾经被取缔了的证券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不过是恢复民国时期在上海等城市很好发展过了的产业，等等。正因为基本特点是部分恢复以往的经济元素和传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起用的人才大多是老人，是那些熟悉和了解以往市场传统的人，1980年代的改革稳妥、健康而有生气，与主持改革的人才群体富有“经验”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改革被暂时搁置，因此，当今天试图进行改革时候，有经验的“老人”已经仙逝，几乎已经没有“经验”可循。经济改革的起步在于“恢复”，是有一定经验基础的，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摸着石头过河，但今天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则没有了有经验的人才群体，倒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了。比如陶斯亮女士所主张的“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实现干部差额选举”，这在中共党内并不是什么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有着“经验”的。张申府是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的中共创始人，又受陈独秀之命一手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朱德等旅欧中共党员都是他为主发展、吸收的，但他主要是个学者，个性骄傲，有摆老资格的风格，结果由他发展起来的党员们很不满意，要求平等，中共旅欧总支部有一些人甚至要开会差额“选举”，主张开除他党籍，而张申府则并没有对主张开除他党籍的党员有什么制裁。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党内民主。今天中共党内经历过早期党内民主历史的人还有几个人呢？党内差额选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经历过的中共党员今天很难找了。没有经验，恢复传统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

虽然中共一建立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但陈独秀等领袖对民主和对集中同样重视，决议之前党内有充分的民主，不仅言论，而且行动也自由，但一当形成举手通过的决议，言论还可以有自由，行动则必须集中，必须遵守决议，不愿意遵守集中原则的人可以自由离党。正因为早期中共有着很多的党内民主，才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生气勃勃，迅速成为中国第二大党，奠定了后来获取政权的历史基础。所以，政治改革仅仅从党内民主而言，并不是没有好的历史经验可汲取的。从中共建党以来总的历史来说，所第一擅长的便是搞政治，最擅长搞政治的政党走不出政治改革的路子来，是说不过去的。何况政治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最重要也最难得的基础：人心所向，民心翘首以盼！

2012-3-6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顾则徐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毛时代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毛时代？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便问她坐地铁时候什么人让座多？她便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我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照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毛时代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着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五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毛时代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

2012-3-7

发表于2012-3-8《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以平常心对待雷锋

以平常心对待雷锋

顾则徐

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被媒体问及当前有部分网友恶搞雷锋形象一事时说：雷锋真实的形象一点也不招人讨厌，还很时尚。他说：恶搞值得警惕，但对于这种行为，没必要去对骂，只希望他们慢慢了解雷锋和那个时代。崔永元没有分清楚雷锋本人和作为榜样的雷锋这样两个不同范畴，也跟着记者的话语而没有弄清楚“恶搞”概念，但崔永元对雷锋有一个平常心的态度，则是值得赞赏的。

雷锋本人到底如何，各人尽可以有不同的偏向，有的人可以跟崔永元一样喜欢他，有的人也可以不喜欢他。这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力，谁都不能要求所有人喜欢或不喜欢某个人。问题在于雷锋被规定为了人们必须学习的榜样，作为榜样的雷锋就理应被质疑，比如几百张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等等。要人们必须学习，就总要通过人们理性最起码的检验，这谈不上是恶搞，对这种理性检验说“值得警惕”，则似乎是要人们放弃思考。崔永元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我想一定是认真思考过雷锋这个榜样了，但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个人的思考，不能取代为别人的思考。

雷锋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士兵，但是不是最好的士兵则也未必。模范、榜样首先要自己还不错，一当从普通人列为了“先进”，主要靠的还是组织的“培养”。过去的模范、榜样是有等级的，每个单位的“小组”要选出模范、榜样来，然后从这些最基层的模范、榜样中再进一步“培养”，按照行政级别的层次产生越来越高级的模范、榜样，最高等级的就是雷锋这样要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榜样。过去“培养”模范、榜样近于疯癫，但形势比人强，几十年里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形势一变则模范、榜样就变，少有能够经得起形势变化考验的。模范、榜样分为个人、集体两类，雷锋属于个人一类。远非个人模范、榜样可比的是集体，集体的模范、榜样最红的有三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好八连”。文革以后旗帜纷纷倒下，“好八连”则没有什么非议，似乎是面从建国初以后唯一不倒的红旗。我就来谈点我所亲历的“好八连”。

如果撇开政治的内容，“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榜样跟雷锋一样，特点都是艰苦朴素、好人好事。1980年代中期，“好八连”所属部队缩编为一个营，保留下七、八、九连，归到我所在的教导大队管理，那时候我在政治处工作。三个连都是很好的部队，七连是摩托连，军事最好，九连是警卫连，纪律最好，八连则是整体上最好。全中国都要学习八连，但我们要求八连的则是低调再低调，不主张在宣扬艰苦朴素、好人好事方面上线上纲走极端。记得我在上海师范学院读书时穿了件带兰色几何点的衬衣，政治辅导员来跟我谈话，批评我穿“花衬衣”，但在部队我反而让八连接受了士兵出外可以穿有点花纹衬衣和皮鞋的观念，比我的母校更能够改革开放。虽然我们不愿意守住陈旧观念，但对外宣传时也难以抵抗“任务”。 有一次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女主角春妮的演员“回娘家”，我不得不为她组织摆拍，训练几个战士围着她，她则装模做样为士兵缝被子。

“好八连”确实是支好部队，但是不是象宣传的那样似乎是全国最完美的部队？不是，至少在一个营里，军事上就不如七连训练得好。“好八连”这面旗帜在文革后没有倒下，还是在于其低调和能够接受新观念。我相信雷锋是个好战士，但如果过分宣传，搞得水分很多，就难以经受历史考验的。宣传雷锋还要特别注意，他是由于自己指挥车辆不当而事故死亡，在当时属于重大事故，他本人应该功过相抵，他的部队领导应该有一批撤职、降职、脱军装才对。对于模范、榜样，有平常心即可。

2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