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淮源“成仁”在抗日战争中的楷模地位
顾则徐
由于中、日军力的巨大差距，中国的抗战可用“悲壮”两字称之。国民革命军200名左右将领的战亡，则是“悲壮”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些战亡的将领中，曾任黄埔军校南昌分校教育长的唐淮源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以及他的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近乎完美的言行和人格，构成了这些将领中的“悲壮”典型。本文旨在对这一意义进行具体分析，以确定唐淮源在抗日战争中的楷模地位。
在开展本文之前，先解决三个前提：1，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之战，更准确地说来，应该称为甲午之后的又一次中日战争，作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在战斗序列中属于国民革命军，系于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没有实行严格、普遍的军衔制度，导致界定战亡将领资格存在很大复杂性，必须要专文进行讨论，所以，考虑到这一复杂性及不会伤害确定唐淮源历史地位的实际，本文所涉及的国民革命军战亡将领不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的战亡将领；2，非常遗憾的是，至今中国尚无全面讨论国民革命军战亡将领的研究专著，还没有确定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名单和数目，上述“200名左右将领”只是我的一个无奈的模糊说法，本文只能勉强以刘晨主编的《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1921-1945）》所列标准混乱的名单为参考依据；3，对界定将领资格，本文以军衔为必要依据，也即没有授予军衔或战亡时没有军衔的对象，不被纳入进行考察的“将领”范畴。
一，抗战中后期的“成仁”楷模
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门户，也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走到了尽头，一方面，世界主要的土地广大地区已经被基本瓜分，另一方面，打开门户了的最后一快土地广大地区——中国——虽然国力虚弱，但也恰恰是无法按照以往殖民模式进行瓜分的。中国虽然虚弱，但终究是瘦死的骆驼，有着地形复杂的广大土地和世界最多的人口，人民贫穷但经济总量仍然巨大，文明悠久且可开发的市场庞大，西方世界只能瓜分势力范围却没有足够能力将其吞并进行殖民。这样，当相邻的俄罗斯和日本进入现代化进程后，就日益取代西方成为了对中国进行领土蚕食乃至吞并的主要威胁，而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意味着日本将成为对中国进行殖民威胁的最主要帝国。
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2月3日，孙中山在为自己争取获取进入日本居留资格的事情，给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政治活动家宫崎寅藏的信里，委婉地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注一）当年8月10日孙中山在给自己的军事顾问、美国人咸马里上校的信里，则毫不委婉了：“当前，日本人民背负增税的重担，日本政府或许尚需十年时间来经营开发朝鲜和满州，此时他们仍需要金钱与和平，因此，在新的征服者准备动手前，我们尚有余裕改造中国。”（注二）孙中山把日本确定为了是对中国的“新的征服者”，而且将其看作为了不久以后的最大威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一系列建国主张之一是迁都，呼吁将中国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或长安、开封、太原、武昌等，主要原因是他希望为将来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作准备，“俄在蒙古，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十万，北京内外交困”。（注三）
一方面，历史的演变证明了孙中山对日本野心的战略判断的正确，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演变却并没有能够为实现孙中山以交通建设为产业支柱的实业计划提供良好机会，更谈不上实现他全面“改造中国”的“建国方略”了。日本的国力在不断增强，而中国则不能够与日本缩小差距。孙中山试图将首都南迁或内迁，前提是中国弱、日本强，中国必须要在本土建立战略纵深地带，而后来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全部准备也是以这为前提的。中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并不是进攻，而是出于被侵略的防御、抵抗，完全就是“抗日”的战争。这不仅是一种战略立场，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
国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梯次防御中，一方面进行的是焦土抗战，一方面是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民和军队的生命牺牲，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抗战的“悲壮”主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很少的完胜外，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绝大多数战役——无论是进行防御的战役还是进行进攻的战役——，国民革命军都是在明知要付出远比日军多的官兵生命，甚至在明知作战会失败的前提下进行的，所希望得到的是战略意义上的抗日最后胜利，用中国人的口语来说，就是“拼了”两字，而书面语言就是“成仁”两字。尤其到了抗战中期，经过大规模战败的国民革命军虽然终于用消耗阻扼了日军的大踏步推进，但人心也因此极其动摇，非常需要用“成仁”精神支持抗战信心。唐淮源正是战亡于这样的时刻。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人手上得到了青岛，但这一飞地的失去也造成德国在远东已经没有巨大利益的现实，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与德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逐步缓解了彼此的关系，最终成为了同盟。希特勒德国的崛起牵制了西方和苏联，1938年7、8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冲突虽然都以日本的失败结束，但获胜的苏联没有乘胜追击，说明苏联并没有足够能力和意图与日本在远东进行争夺，解除了日本对苏联的顾虑，日本集中精力在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的意志得到了强化。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客观上是中国政府的一次重大分裂，军事上的直接恶果则是导致大量伪军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侵略者的军力和对占领区的统治能力。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随即进一步进攻英国本土。到1941年初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从东北、华北到华东、华中、华南的广阔地区，一方面强化对占领地区的扫荡以巩固殖民统治，一方面则试图从长沙、武汉一线进行中央突破，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的战争，以腾出精力向广阔的太平洋甚至印度洋地区发展，对山西中条山的进攻则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条山地处晋南，在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后孤悬敌后，十多万国民革命军顽强坚持，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由于数年当中日军对中条山始终无法实现有效进攻，导致第二战区高层将领警惕性降低，发生战术误判，于1941年5月被日军偷袭，指挥系统陷入混乱，日军中路突破后实施分割围歼，进行反攻击的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只能命令残军突围，自己则系于中国高级将领的尊严地位，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虏，举枪自尽。唐淮源对手下将领说：“现情势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之决心，在事有可为时，须各竭尽心力，以图恢复态势，否则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正气。”“中国军队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他留给辎重营营长、自己女婿杨继禹一纸遗嘱，杨继禹将遗嘱背熟，被俘后伪装投降，到浙江担任汪伪政府保安司令，然后逃回国民政府，于是唐淮源只谈国事、不谈私事的遗嘱得以传世：“余身受国恩委以三军重任，当今将士伤亡殆尽，环境险绝，回顾总军两部向南而去，望余之总司令和参谋长，能安然脱险，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目瞑矣。”
就在唐淮源战亡不久，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闪击苏联，苏联军队几乎崩溃，一时间，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主的轴心国表现得空前强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力量受到惨重打击。随后，日军顺利占领东南亚，侵入印度洋地区，形成了将与北非地区德军汇合的态势。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次日，终于解除国际供应顾虑的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获得胜利，2月，十万远征军进入缅甸。在这个时候，中国十分需要树立和巩固“成仁”决心，鼓舞抗战勇气和信心，唐淮源则是“成仁”的楷模。1942年1月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哀悼唐淮源和中条山阵亡将士的社论，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6月6日由龙云主祭，云南省党部举行追悼会。在唐淮源故乡云南江川县，完善了“唐公祠”，由著名国学大师刘文典撰写《唐淮源将军庙碑》，供“陆军上将唐淮源将军之灵位”，原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题写“军人楷模”金字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浩然正气”金字匾，其它还有蒋介石、立法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陆军总长陈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题写的匾联。唐淮源对坚定中国军人和人民的战斗意志，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有着重要的精神鼓舞意义。
二，抗战期间中国战亡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和战斗序列，尽管有一系列变化，但基本的体制还是稳定的。国民革命军全国最高机构是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将全国分成若干战区，战区之下为集团军，集团军的基本作战单位一般是军，军下设师，师下设旅、团。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由于抗战初期组建时兵力较少，所以比较特殊，没有设立军编制，集团军下直接设立的是师。新四军则隶属于顾祝同第三战区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唐淮源在抗战开始时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曾万钟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随后任阎锡山第二战区曾万钟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军长。（注四）
国民革命军将领的级别一般来说分职级和军衔两个方面，职级也即所担任的职务在编制中所处的等级，军衔与职级有密切关系，但也与资历、军功有很大关联，可以脱离职务而单独成立，也即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人仍然可以领有军衔。一般来说，师、旅长（含副职）以上职务的人基本为少将以上军衔，领有中将军衔的人职级跨度最大，低至师、旅长，高至集团军总司令，军长以上者基本是中将，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上者都是上将，比如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朱德是中共历史上唯一被授予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国民革命军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是继承北洋制度的加衔，比如中将加上将衔，并不是上将，正式的军衔仍然是中将，但享受上将待遇，可以非正式地称为“上将”，等于比不加上将衔的中将高了半级，集团军司令的军衔通常属于这样。此外，只有被国民政府承认和任命的合法军队指挥官才可能会领有军衔，也即只有列入国民革命军正式编制和序列的军队指挥官并被正式任命，才可能具有正式的将军军衔。
抗战期间战亡的国民革命军军长（含副职和相当职务）以上将领名单为：佟麟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郝梦龄（第九军军长）、吴克仁（第六十七军军长）、冯安邦（第四十二军军长）、张谓行（第一战区副参谋长）、陈安宝（第二十九军军长）、唐聚五（东北游击总司令）、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戴民权（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唐淮源（第三军军长）、武士敏（第九十八军军长）、周复（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王甲本（第七十九军军长）。计十四人，其中，张自忠、李家钰两人为集团军总司令，职务最高，军衔为中将加上将衔，王甲本则是少将，其他人都是中将。中将正军长职为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淮源、武士敏六人。
抗战期间对战亡将领追晋上将军衔的名单为：佟麟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赵登禹（第一三二师师长）、郝梦龄（第九军军长）、饶国华（第一四五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二师师长）、张谓行（第一战区副参谋长）、陈安宝（第二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淮源（第三军军长）、周复（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计十一人，其中，赵登禹、饶国华、王铭章原是中将师长。抗战期间追晋军衔是一种隆重的对于战亡将领的旌扬表彰行为，基本规则是按生前军衔提升一级，但并不是每个战亡将领都可以得到追晋，一般在战亡前不久即已经得到军衔提升的将领不再追晋，此外，追晋军衔的原则是根据当时所获知的战亡将领在战场的表现情况及所参加战斗对战役的贡献，参考其资历和以往军功。如果战场表现一般而以往军功卓著，仍可给予追晋。如果战场表现特出，即使以往军功一般，也可以给予追晋。战场表现不好，即使以往军功卓著，也不会给予追晋。所以，并不是所有军长职的战亡将领都可以追晋为上将，而王甲本虽然只是1901年出生、云南讲武堂第十四期毕业，资历很浅，但从凇沪抗战到战亡的长沙-衡阳会战，参加了华东、华中所有的会战，有“硬战军长”之称，战功卓著，最后的战亡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军肉搏而死，所以，即使只是少将，还是破格追晋为了上将。唐淮源被追晋为上将，在所有方面都充分符合条件，无论是生前军衔、资历、军功还是战场表现，都无可挑剔。
可见，无论是从职级来说，还是生前军衔和追晋军衔来说，唐淮源都属于最高级别的战亡将领之一。
三，抗战期间中国年龄最长的战亡辛亥将领
唐淮源生于1886年，云南江川县人，1909年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非常著名的特别班毕业，随即作为军官参加重九起义，属于了辛亥军人。虽然中国进行抗战后，在当时已经基本被看作步入老年人行列了的辛亥军人热情加入抗日的洪流，但毕竟已经年龄不饶人，所以，在军队担任实际军职的辛亥军人已经很少，尤其在前线带兵与日军进行直接作战的辛亥将领就更少见了。
在所有战亡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中，我只发现马玉仁、冯安邦两人出生早于唐淮源。马玉仁，苏鲁战区第一路抗日游击军司令，江苏盐城县人，1875年生。冯安邦，第四十二军军长，山东无棣县人，1885年生。但是，进一步考察马玉仁和冯安邦的经历，则难以将他们称作辛亥将领。马玉仁早年是土匪，后转入行伍，辛亥革命期间属于袁世凯阵营的人，曾击败过黄兴指挥的南方革命军，早在1913年即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后出于爱国热情重新出山，组织抗日义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义军少将司令，1940年殉国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冯安邦虽然较早当兵，但到1913年才是个排长，且与马玉仁一样属于北洋阵营，隶属于冯玉祥部。
辛亥将领这一称谓，不只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即不是指“辛亥革命时期出身的将领”，而应指辛亥时期从事和参加革命一方的将领，主要来说就是同盟会及其他支持和参加革命的军人。这类军人基本集中在南方，北方很少，主要就是山西阎锡山部。无论马玉仁还是冯安邦，他们的早年都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唐淮源的楷模性，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从辛亥革命以来三民主义加爱国主义的革命道统，对维系抗日统一战线和巩固革命意志有着重要意义。
四，滇军抗日楷模——忠孝两全的“滇军完人”
如果从出身于滇军角度评价抗日将领，那么，可以认为最具有典范性的人物是朱德。但朱德所指挥的主要武装力量八路军并不是滇军系军队，因此，朱德谈不上是滇军抗日典范。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司令的朱德，1940年回到延安后，由于中共内部原因没有再能够回到抗日前线，实际已经离职，由他指挥的国、共两军编组的东路军也自然解体。
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滇军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把滇军看作一个地方武装势力，而是看作影响全国政治局面的武装力量，那么，可以认为滇军的体系完成是在护国运动中。1915年底，由于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李烈均等云南领袖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起了护国讨袁大旗。之后，他们所组织的护国军分为了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亲任总司令，北上进攻四川，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均，向广西运动以促成两广独立，云南都督唐继尧则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本土。滇军就此形成三个系统。到了1926年北伐时期时，除了云南本土的滇军外，原来最强大的四川方向的滇军体系已经瓦解，离开本土进行作战的滇军经过一系列重组活动，基本都集中到了北伐主力体系中，主要分属于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第三军和范石生第十六军。北伐战争以后，随着范石生的沉沦，相应的滇军体系瓦解，在外作战的滇军基本都集中到了朱培德旗下，之后，作为朱培德嫡系的第三军逐步成为了在外作战的滇军基本力量和代表。1937年朱培德去世，曾万钟升任集团军司令，接任第三军军长职的唐淮源成为了滇军将士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国民革命军的地方派系渊源来说，唐淮源的战亡不仅集中代表了滇军系的“成仁”精神，也代表了渊源于地方派系的军队的“成仁”荣耀。
当时的中国，就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准则来说，虽然有了政治性的主义标准，但社会道德基础还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其中以忠、孝最为核心。而在这方面，唐淮源是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即使在战亡上将中，他也有着无可非议的道德楷模意义，比如张自忠虽然在战亡后得到了广泛宣传和旌扬，但张自忠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前期，面对日军的威逼和进攻，是个“表现”不很佳的人物，甚至是个被舆论广泛批评和指责的人物，而唐淮源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道德瑕疵。
唐淮源幼时随寡母姚氏生活，十分贫困。姚氏在候氏乡绅家做女佣，侯氏让唐淮源给子弟伴读。唐淮源在伴读时候，被塾师胡歧山发现聪明好学，获得同情和帮助，从而有了学习机会。参加同盟会后，虽然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滇军内部派系冲突纷繁，但唐淮源始终生活节俭，为官清廉，忠诚于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坚定。唐淮源尊师孝母，敬爱乡里，是人所共知的。1939年春，母亲姚氏去世，唐淮源悲痛万分，直到秋天才得以回乡祭母。他回到乡里时，步行进村，见人便执礼节，又到恩师胡歧山门口跪拜。唐淮源事母至孝，广为人们所知，姚氏去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岳欧懿范”匾，何应钦书写“芳徽风迈”匾，李根源撰写《江川唐母姚太夫人墓表》。唐淮源战亡后，龙云题写的匾额为“忠孝两全”。中条山战役国民革命军被日军偷袭后，大部立即发生溃败，少部分则坚持，只有唐淮源第三军坚决执行战区编制的既定作战计划，对日军进行反冲击。在当年4月洛阳何应钦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唐淮源曾对会议提出的军事计划异议，指出该计划将对中条山造成严重后果，虽然何应钦等人没有接受唐淮源的异议，在战略判断上中了日军圈套，误判日军是试图攻占洛阳，但唐淮源在日军进攻中条山后，毫不抱怨，坚定履行军人职责，按计划对日军进行反冲击。曾任第三军参谋长、时任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的朱景宣题写了“滇军完人”匾，虽然朱景宣在题写匾联的人群中地位不算高，但“滇军完人”最集中地概括了唐淮源的言行、品格，从此，在舆论颂扬唐淮源时，“滇军完人”成为了唐淮源独有的代称。
五，抗战期间级别最高的战亡黄埔将领
这些年来，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日功绩已经越来越被大陆人士所认识和承认，但在网络舆论中也存在着一种新的误解乃至曲解历史的论调，这一论调是认为蒋介石只是让“杂牌军”在前线消耗，将“中央军”龟缩保守起来，赖以支持这一论调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说战亡将领中很少黄埔将领。这一“事实”并不是事实，而是利用至今还没有完整研究和梳理中国战亡将领名单的缺陷进行的曲解。
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完成国家统一在军事上的特征，是通过击败和易帜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消灭实现的，因此，虽然国家政权达到了统一，但原地方军阀派系的军队还是得到了基本保留，这种保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防区的基本保留。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保留程度比较高的主要有阎锡山的军队和防区、西北马家军及其防区、川军及其防区、云南滇军及其防区、广西桂军及其防区、广东粤军及其防区、福建闽军及其防区，等。张学良东北军体系、冯玉祥西北军体系及朱培德滇军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地方派系特征，但已经中央军化，将他们称为“杂牌军”已经不恰当，不过，原东北军、西北军的防区仍然主要在北方。至于从后方调往前线作战的具有地方派系痕迹武装，比如在华东作战的原桂军部队、在华中作战的原川军部队、在华北作战的马家军骑兵师等等，从装备补充、军饷发放、给养到指挥、任命，基本或已经完全中央军化。唐淮源第三军实际上在朱培德去世前，就已经完全属于中央军的主力之一，仍然称之为滇军的原因，只是从它的渊源主要是云南籍而言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这种历史也是军队管理和维持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即使非常注意混编的解放军也是一样，比如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有大量山东、苏北籍人，山东、苏北也是其防区，但并不能因此就将华东野战军称为中共的地方派系武装。由于国民革命军的这一实际状况，主要是在抗战前期，非黄埔将领战亡比较多就是自然的。继甲午之后日本再次大规模侵华，是从东北开始的，从东北而占热河，再进入华北，日军攻占上海后，也是试图北上，与华北日军汇合，因此，原东北军、原西北军、晋军等，就自然成为抗日的先锋。等日军进攻华中、华南时，则原湘军、原粤军、桂军、粤军等，自然发生相应的牺牲。脱离战争进程和曲解国民政府统一的实际状况，批评蒋介石故意牺牲“杂牌军”，是缺乏足够事实支持的。
由于上述这一情况，在抗战初期，黄埔将领战亡的数量在比例上自然就比较少些。但随着战争进程进行，黄埔将领的牺牲数量就越来越多了，在抗战后期，国民革命军战亡的将领，已经基本是黄埔将领。网络舆论中有把追晋上将名单列出，以证明蒋介石只让“杂牌军”抗日。这似乎很符合事实，其实并不实事求是。首先，追晋上将中并不是没有黄埔军人，在我上文中所列十一位追晋上将名单中，黄埔军人有唐淮源（黄埔军校南昌分校教育长）、周复（黄埔三期、政治部秘书）两位。其次，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学生出身的黄埔军人出道比较晚，抗战开始时晋升为将军的人还不多，到了抗战中、后期，由于在抗战期间的军功和资历，国民革命军中才有了大量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相应的情况是在战亡将领中，特别是少将一级的战亡将领中，黄埔学生出身的将领成为了主体。
唐淮源在抗战黄埔战亡将领中级别最高包括两个方面意义，一是他战亡时的级别在战亡黄埔将领中最高，一是他在黄埔军校中所担任的职务在战亡黄埔将领中最高。周复虽然战亡前与唐淮源一样是陆军中将，也一样被追晋为上将，但他的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一职在国民革命军中并不是标准的军职，只是个相当于军一级的职务，在公开的名义上，他是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实际上是力行社成员和苏鲁战区的军方特务负责人。因此，从严格的军职角度说，唐淮源应被视为高于周复。
抗战黄埔战亡将领中有很多黄埔军校学生出生的将领，担任过教职职务的人则比较少，而唐淮源更是唯一的学校主管级人物。教育长虽然不是校长，但实际上是学校的常务负责人，相当于今天流行的“常务副校长”一职。李必藩，第二十三师中将师长，黄埔第四期学生第二总队副总队长，第六期军校训练处上校处长，1938年殉国；黄启东，第二十三师少将参谋长，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上校大队长，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范荩，第一九八师少将副师长，黄埔军校教官，第三期第七队少校队长，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朱炎晖，第五四六旅少将旅长，武汉分校教官，1938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钟毅，第一七三师中将师长，南宁分校高级班教官，1940年殉国；刘克信，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少将总参议兼参谋长，西安分校教官，1941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陈中柱，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辖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陆军大学教官，1941年殉国，追晋陆军中将；周复，鲁苏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兼军校总政治部《三民周报》编辑，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1943年殉国，追晋陆军上将；李竹林，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兵站部少将参谋长，陆军大学及武汉分校教官，1943年殉国。以上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职职务的九位将领，以李必藩在黄埔军校担任过的职务最高，为训练处处长，但仍然低于唐淮源，他担任处长的军衔是上校，而唐淮源担任南昌分校教育长时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将军和战功卓著的名将。
注释：
1，孙文：《致宫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508
2，孙文：《复咸马里函（1911年8月1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P532
3，孙文：《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P425
说明：本文原是2010年夏准备为黄埔军校研究撰写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