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和谎言中坚持常识____程益中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答谢词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颁发2005年度吉列尔莫.卡诺.伊萨萨世界
新闻自由奖。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国际评判委员会。在风雨
如晦、万马齐喑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义举，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推动中国政
治文明进步和人权状况改善意义重大。对于不能到达喀尔领奖，我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
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同意我委托世界报业协会领奖并宣读答谢词。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世界报业协会，感谢记者无国界组织，感谢保护记者委员会，
感谢悲愤而沉默的本国行业组织。感谢亚洲周刊和凤凰卫视，感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
，感谢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感谢美联社和法新社。感谢邱立本先生，杨锦麟先生，
何亮亮先生，安.库珀女士，卡维.崇基塔沃先生，比奇女士，布鲁塞尔先生。尤其要感谢
正直又可爱的胡舒立女士及其领导的财经杂志：作为中国内地唯一按照独立公正原则报道
“南方都市报案”的媒体，北京的财经杂志用底线书写了当今中国的新闻奇迹。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要感谢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和吴南生
先生、林若先生、胡绩伟先生、杜导正先生、刘陶先生。感谢仗义执言、两肋插刀的中国
法律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许志永先生、江平先生、茅于轼先生、刘晓
波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兴良先生、顾则徐先生、萧瀚先生、胡星斗先生、季卫东先生、
王健民先生、张星水先生、张思之先生、杨支柱先生、傅国涌先生、王小山先生、陈峰先
生、王克勤先生、昝爱宗先生、胡小同先生、沈浩波先生、尹丽川女士、李健先生、赵岩
先生、展江先生、樊崇义先生、许兰亭先生、储槐植先生、梁根林先生、曲新久先生、盛
洪先生。你们也是受难者，同时更是拯救者。请大会原谅我这份冗长的致谢名单。实际上
这个名单还更长，恕我不能继续逐一列明。

　　感谢欲哭无泪的亲朋好友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及南方体育所有的同人！去年的这个
时候，恐怖无所不在，谎言无所不在，你们坚强而微弱的呐喊所向披靡，吹倒了重重黑幕
和巍巍高墙。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系铃之后又解铃的政客，如果没有你们的猖狂和愚蠢，我
不会得到这个荣誉，而更大范围的冤案也必将以更煞有介事的方式继续下去——在一个法
制不健全的社会，什么样的冤案都是办得成的，而且冤案总是显得郑重其事和格外完美。
我更要感谢我的战友和难友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们的苦难是整个中国的耻辱。美
国前总统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墙边的著名演讲中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
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亲爱的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请你们分享这个时刻！无
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我们其实都在受难，我们永远都是恶性制度的囚徒。对我来说，外面
无非是一座更大的监狱，一个“没有天空的都市”。我现在拥有的小康生活，其实是一间
丰衣足食的猪圈。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君英女士！在黑云压城、大难临头之际，你的镇定、
坚强和友善让人吃惊。当8岁的儿子问你：“我爸爸到哪里去了？”，当 80岁的母亲问你
：“我儿子哪里去了？”你微笑着说：“他出国考察了。那里很自由，是一个美丽世界。
”在窃听和监视的鬼影每时每刻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被非法秘密拘捕关押的160个
日日夜夜，在连续两次抄家的惨剧发生之后，在司法当局非法冻结了全家所有的生活资料
之后，你还照常送儿子去上钢琴课。琴声悠扬，而物是人非，母亲来电说刚刚被噩梦惊醒
，儿子却正陶醉在美丽世界。

　　美丽世界！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美丽世界。

　　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
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用常识为武器，我们必将摧毁恐怖和谎言编织的梦魇。不要和常识作对。不要和良心
作对。警惕卑鄙无耻的政客用真理的名义打击真相，以政治正确之名泻一己之愤谋一己之
利。我们要分享各自的人生经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公众知情权、提高政治能见度。这是中国新闻从业人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无权势者的力量”。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你有不说话的权力，
但没有讲假话的权力。讲真话不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准则，而是底线。然而极其可悲，
现在这是一条高压线。

　　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恐怖和谎言中迷失已久。恐怖无处不在，谎言无处不在——
我们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望过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疯
狂和荒谬的岁月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那么我们就是迫害我们自己
的同谋。北岛的诗说：“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请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可耻！

　　借此机会，我呼吁：让真话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

　　哈维尔1975年在《给捷克总统暨共产党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
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
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这也肯定会是我们的未来。

杨天水：海滨的高人奇士顾则徐

八月上旬的上海，还非常的炎热。早晨，李国涛和我就乘车前往上海的东南郊区，拜访顾则徐。汽车自上海市的西北郊区，走了二、三个小时，才到了南汇区的祝桥镇。我们又找了个把小时，才见到顾。他隐居在一个村子，房子是租来的，在一楼，一间，不超过十五平方米，几件简单的家具，桌子上一大瓶散装的高粱酒，这种酒一般4元到八元一斤，养了条可爱的小狗，灰黄色的毛发，眼睛大而有神，厨房在外面的楼梯角落之下。
   这里离浦东国际机场两公里左右，靠近海边了，海风的凉爽，令人舒畅异常，和上海市里面的炎热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则徐也是离异单身。他喜欢抽烟，抽的是一种贵州产的大洋牌子的香烟，这种烟卷，黄金色的外壳，包装精美，两元一包，我们俩人都喜欢这种烟卷的味口。
   聊天开始了，可爱的小狗在一边，静静看着我们，有时候也不时希望摆脱羁绊，想到外面。腾云驾雾之中，则徐讲述了他的童年、军旅生活、检察官生涯、经商、做基层干部，直到辞去公职，过目前这样的独立的自由的思想家的生活。
   则徐祖籍江苏常州的武进县。1962年，他出生于上海，童年是在故乡跟着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由于专制制度的对国民的不负责任，则徐的的童年是那个时代多数中国农村儿童的缩影，饥饿、寒冷、贫穷、看不起病，以及大自然中的快乐等等，是这类童年的共同经历。
   八十年代初期，则徐大学毕业后，到了军队，做了基层军官。这个时期，他的管理才干得到了发挥，士兵们喜欢他，也听从他。从部队退役之后，他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检察官，他原来的专业技能得到了运用，上海市的很多经济方面的反贪方面的大案要案的结案，都有他的智慧和劳苦，包含其中。
   由于他的思想深处，赋有强烈的厌恶和反感专制腐败的倾向，他总是不见容于当局，成了当局经常防范的对象。这样他干脆就辞去公职，到企业做总经理了。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后来他经历了村长村书记一类的职务，直到2002年，彻底摆脱一切职务性的束缚，专门研究理论问题，以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为重心。
   谈到社会变革，则徐说：“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需要拥有思想。中国社会要进步，首先要进行思想创新。这个创新的过程，可以分三步：第一，学习外部思想；第二，梳理各种思想；第三，创新。而现在，中国的学界，几乎是杂乱无章，很多自鸣得意的学者，其实是无知无识的书虫。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因此而远离真理，停留在陈旧的思维之上，甘于做官场专制腐败的帮凶。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之一。”
   他对民主社会主义，持肯定的态度。我们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放弃自由主义的追求，也很注重社会整体的公平原则，对我们的社会，是非常必要的主义。
   对待美国，则徐是这样的思路：美国一般是以国家利益为上，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反对中共抗美援朝和援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分歧的。我以为，中共抗美援朝和援越，目的是保护自己的专制制度，中共的国家利益，是它的党国的或者特权群体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国家利益，所以它在朝鲜和越南的抗美行为，是强制性地牺牲国民生命的，维护专制特权群体的，抵抗世界民主文明潮流的行为。历史已经无情地告诉我们一个定律：凡是中共专制派拥护的，基本都是错误的或罪恶的；凡是中共专制派反对的，基本都是正确的或真理的。在美国力量所到的地方，多数地方都实行自由民主。当然，我们亲美，并非是说，未来的民主中国要做美国的扈从，而是说我们坚定地赞成它的政治制度，和多数情况下的，对专制主义世界的干预。这种干预已经给德国、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阿富汗、南欧和东欧、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和平、自由和民主。相反如果让前苏联、伊拉克、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专制主义力量，渗透到那些地方，那么它们带过去的只能是无限的灾难。
   则徐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都很通晓。晚上我们在路边的小吃铺，共同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到他的住处，继续交流，直到深夜，不知不觉入睡为止。
   那些想了解他的思想的人，可以浏览他的网站，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他的文章，尤其是博讯网站，还将他的文集放在显眼的位置。
   则徐在静悄悄地做学术研究，物质上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之上。次日，告别的时候，看着他租来的陋居，和厨房那些用品以及一些蔬菜，我在想，中华民族真的伟大吗？这个伟大的民族，总是让败坏制度和坏人恶人占了上风，过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则徐这样的真正的关心民族和社会的人，却如此艰难，在自己的祖国，还被迫过一种流亡的饥民式的生活。最后，我只好默默念叨：奇人亦奇也，而专制制度亦恶毒至极矣。
    杨天水于云南昭通
    2004年九月下旬

杨银波:顾则徐访谈录

网络言论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各种变革力量由此酝酿整合。

真正的民主主义将在未来中国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由街头运动造就，此是无法逃避的命运。思想进步唯一需要的是自由。一个“彻底的知识分子”意谓对知识的献身精神，也意谓对社会的关注。

顾则徐简介：法学士。1962年6月15日出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实际工作，担任过军官、检察官、编辑、贸易公司经理、政府开发办经理、实业公司董事长等多种职务。主要著作有：《自主主义纲要》、《历史人本主义》、《民意与司法》等。现为中国网络哲学协会会员资格审核处委员，“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http://xsx.tougao.com）站长。本访谈录经顾则徐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杨：找你真不容易，要到多份公开信签名中去找。为什么你不仅在《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法律解释的呼吁信》上签了名，而且也在《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上签了名？

顾：签名是一种有限行动。在中国，即使有限的行动能采取的也很少，仅仅是开头。至于参加什么签名，我是认事不认人。在为反对伊战的和平签名之前不久，我曾撰文批评了左派和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王小东，而且用语很重。我并不认为反战声明写得理由恰当。如果有其它派别比如右派组织反战签名，我一样会参加。反战仅仅就是反战，是有限行动的有限态度，不等于维护萨达姆独裁统治。如果有一个庆祝推翻萨达姆独裁统治的签名活动，我也会参加，而不会管是谁组织的。中国民主进程毕竟还没有到立场鲜明的党争时期。

杨：据说你在呼吁释放杜导斌的公开信上签名，其后《顾则徐新思想工作室》网站曾被关闭，能够说一下关闭网站和重新恢复网站的过程吗？

顾：没有这件事，这是误会。那时刚巧由于技术问题导致网页无法打开，一些人以为是被关闭了。我一直有两个观点：在目前的大陆范围，一是要学会鲁迅笔法，鲁迅的投枪是无形的投枪；二是要有“割了再长”的耐力，关了这里，还可以在那?埵A开，网站开的时候不必有长期生存的计划。鲁迅时代写文章、办杂志的经验是很值得学习的。当然，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做好随时被打压甚至被拘捕的思想准备，因为大陆的问题首先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政策的变化是非常随意的。历史并不总是前进的，它经常会发生倒退。

杨：这几年大陆民间网站、民间论坛、民间网刊正在起色，你认为这些民间性质的网媒目前的困境在哪？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顾：网络言论在中国有特殊的意义，它的社会革命性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目前总的特点是各种变革力量通过网络的酝酿和整合。由于经济、知识、观念限制，中国大多数人在相当长时期里还不会成为网民，即使知识分子、官员、军人、商人、职员，目前多数还没有把上网当作与读书、读报一样必要的事做，因此网络言论对中国进步的推动还只能是很有限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官方对网络的控制相对于传统媒体显得较为宽松。网络阅读方式也导致了粗糙文字泛滥，无论是说理和还是理解，都比较简单、肤浅，经常是口号式争论，导致简单的阵营化聚集，缺少思想的包容性。但一切都在进步，有点局限和缺点没关系。对中国来说，网络是一个民主课堂，这个课堂会锻炼、培养一大批懂得并能成熟运用民主的人才，这些人才会成为将来中国争取和实行民主的中坚力量。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过程。

杨：海外网刊现在也在蓬勃发展，《大参考》、《华夏文摘》、《民主通讯》等等订阅量非常巨大，你对他们的办刊性质、方式、内容、意义和局限有什么评价？

顾：读过一些，由于技术限制读得不多。他们也转载过我的文章。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大陆能读到它们的人很少。要说局限，这是最大的局限。中国的变革，最终还是要以大陆人民为主体，所以他们应该找出让更多大陆人读到的方法。在内容上，民主自然是基本态度，但是一定要有包容性。不要学共产党，把杂志搞成党刊，在目前的中国，这对争取更多的民众不利。

杨：大陆民间知识群体正在崛起，你们上海有戴学忠、李国涛、徐国兴、朱学勤等等，你对他们有什么评价？

顾：读过一些朱学勤的文章，印象很好。但他仅仅是书斋里的革命，一些观点运用于实践，则流于肤浅。他的技术阶层掌权论，很让人怀疑其政治动机，说他拍当政者高级马屁恐怕不为过。他并不明白，技术官僚暗箱里的专制其实更严酷。但这是小节，毕竟死水般的上海学院里有一个朱学勤，使人知道了上海也有敢说话的自由主义者，看到了死水起了涟漪。只知道戴学忠因民主活动被拘捕，我对他的具体事迹不是很清楚。对李国涛、徐国兴，我毫无了解。在我看来，能够冲击专制制度的总是英雄。没有当政者会自己主动进行改革的，他们总是要在某种冲击和压力下才会成为改革者。而冲击者也会在冲击中成熟。

杨：郑恩宠是你们上海的骄傲，你周围的上海普通市民对他的这个案子是什么评价？

顾：普通市民所了解的是官方言论，官方言论的卑鄙之处是把郑恩宠描述成为一个骗取律师费的假冒律师，是个小丑人物。这很正常，就象当年蒋介石把朱、毛描述成土匪而不是革命者一样。解放军占领上海市区后睡马路，这时老百姓一切都明白了。将来上海市民也会了解真正的郑恩宠，会把他视为人民的律师，视为上海滩的英雄律师。

杨：对于上海市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你有什么具体意见要向上海市政府指出？

顾：第一，上海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农民，他们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障，在郊区有很多老年垃圾族，不要忘记这是一半人口；第二、房地产商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市区贫民驱赶到了边远郊区，进入中心区就业、休闲的成本高，比如高额交通费和长时间等，这将导致他们陷入绝对贫困；第三、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没有内地的全面支撑，上海在西太平洋弧形城市圈中就会失去竞争力，上海已经到了将一部分财政收入反馈内地，以进一步争取内地支持的时候；第四，在没有解决民主问题之前，不要奢望与香港竞争，民主是发展和竞争的第一资源和要素，小资文化、租界心态，再加上专制统治，只会造就泡沫和虚假的稳定，不足以成为巨人；第五，老龄化、独生子女化已经使上海人口结构和素养呈现衰退，是外来人口输送了高质量的新鲜血液，一定要善待外来人口，给他们真正的市民待遇，留住他们，或至少要降低他们的流走机率。

杨：下面谈谈你们这个“中国网络哲学协会”。它是一个民间性质的协会吗？准备如何发展？

顾：“中国网络哲学协会”是个民间虚拟协会，它聚集了大陆主要的民间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哲学应该是最自由的人的最自由的思想，不是政府可以计划投资出来的，也不是有绝对的标准可以衡量的。中国堆积一百年国库收入，也堆积不出一个老子或一个孔子。即使聘任一万个哲学教授，也并不等于其中会出现一个老子或孔子。中国的落伍，其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战国后再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高峰，思想的禁锢导致民族精神的沉沦，从而导致民族的整体衰退。哲学的真正进步不需要政府的任何领导、管理，不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唯一需要的就是自由。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者，也不缺少为思想献身的人，所缺少的只是思想的自由。中国试图复兴自己的大国地位，但一个诞生不出伟大哲学家的国家，是没有资格拥有大国地位的。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伟大的思想和精神，这种伟大思想和精神不是某个政治领袖的零乱言论所能代替的。“中国网络哲学协会”是中国民间思想者走自己自由思想之路的一个有益行动，这个行动是根据中国实际采取的现实方式，它是虚拟的网络社团，但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体。它不需要有明确的发展计划 ，它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意味著中国自由思想的不死和为自由思想的献身。

杨：谈到这个自由思想，你19年前的《自主主义纲要》里面的观点，与现在大陆主流性质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差异？

顾：仅仅从追求自由而言，我可能比自由主义更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说的是中国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样，而我则说的是中国会怎么办、会怎么样。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和其它一些主义的推动，中国才不得不抛弃集权主义，但这种抛弃不是突然的抛弃，而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集权主义的历史前提下，中国社会的变革首先是确立自然人和法人的自主地位。这一变革结束了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集权主义，但并不能够取消集权主义，从而迅速达到民主主义。这样中国就进入到了自然人和法人扞卫自己自主地位，并向集权主义不断提出诉求的历史阶段。在自主主义与集权主义进行冲突的过程中，它们同时也会进行磨合，其结果仍然不会是民主主义，而是官僚集团和其它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利、资源、资本的全面柯断和瓜分，使中国进入到一个由官僚集团、权贵资本、跨国资本和民营资本柯断、统治的半独裁、半民主的资本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状况类似于拉美资本主义，但不尽相同。特别要知道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国内革命传统的国家，那时在国内革命的威胁甚至冲击下，在中国二十一世纪最黑暗、最混乱的时期，街头运动才会造就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出现和看到的过程，但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主义始终是推动力。这一过程最大的成就是为中国民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在抗争和斗争中成熟、壮大，并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奠定在未来中国的核心地位。

杨：“彻底知识分子”与“知识”的现实意义之间有没有矛盾？换句话说这个“彻底”有没有“积极入世”的意思？

顾：“彻底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是基于中国现状的无奈语词。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彻底的。一些人习惯使用的“自由知识分子”一词也是一样。但是“彻底”或“自由”也确实说明了一些意思。既然是彻底，首先意味著“积极出世”，是走出围城，但这出世既然不是隐入深山，也就意味著又是“积极入世”，是出了围城破围城。如果陶渊明仅仅就是出世，我们今天就读不到他的诗文了。

杨：你原本是经历过多种身份的体制内人物，但是2002年决定彻底告别过去，这个过程是如何转变过来的？

顾：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立志贡献社会。大学时我的志向从做文学家转到了做思想家。2002年，觉得自己的思想真正成熟了，到了拿出来的时候了，于是就进行了自我革命。在我所有的选择里，个人利益从来不是考虑的主要问题。

杨：军、法、政、商、文，这五条路你都走了，回顾这五条路，你分别有什么总结？

顾：我走这些路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是为了研究。我本来可以走学院道路，但认为真正要在根本上获得思想突破，还是要直接体验和研究社会各领域。所以，我做实际工作一般不超过两年就会设法调整，即使一般人认为做得很好、前途远大也在所不惜。我甚至做过私人侦探、代理诉讼、掮客、马路摊贩、村支部书记等。这既锻炼了我的能力，也使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非常深切的认识。

杨：你对体制相当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喊了很多年，但是至今无效。你对此有何建言？

顾：司法独立触及到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武装力量和司法力量是中国政治统治的两大强力手段和支柱，1989年轻易动用军队导致的被动局面更突现了司法力量的重要性。因此，执政者绝不会放弃对司法力量的柯断和绝对领导。但是司法力量毕竟不是武装力量，它是直接呈现在每个公民面前并全面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国家机器，是社会公正和社会运转规则所要依赖的基础，因此司法独立又是一面不得不掮起的旗帜，否则执政的合法性和“民主性”就要受到全面质疑。在这一矛盾当中，司法将得到有限的独立，根本则仍然是执政集团对司法的柯断和绝对领导。

杨：那么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左右或影响这个司法独立进程呢？

顾：主要有这几个问题和趋势：第一、由于共产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非军人化，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自然减弱，因此他们对司法力量的争夺和控制将成为当然的选择；第二、随著中央集权能力的减弱，地方政权在提高和强化自己的力量过程中，会提高和强化自己对地方司法的控制能力；第三、一些部门也会越来越争取自己对司法的干涉，其基本手段是试图柯断相应的立法权，并用自己制定法规的权力，补充、修改和经常抽空国家法律；第四、权贵资本、民营资本甚至跨国资本也会增强自己对司法的影响力；第五、法学家们将在激进态度与妥协态度之间徘徊，既推动司法的有限进步，又将积累法律体系的逻辑混乱；第六、民间日趋频繁的由事件而司法的批评和抗议，不仅可能对立法、判决、侦查、起诉形成压力，而且也会对法学理论界和律师界形成压力；第七、在总体上，不是立法、司法先于社会实践，而是社会实践先于立法、司法，对法律的强调与对法律的藐视成正比增长，司法实践的实用主义态度盛行；第八、在已经获得有限独立的范围内，检察院、法院会为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而滥用检察权、判决权、执行权和司法解释权。

杨：好的，分析得很详细。对于2004年“公民维权”的新特点，你有什么估计？

顾：“公民维权”将继续遵循由事件而司法的道路，其内在诉求是自由、民主和政府责任。对政府责任的质问，将在2004年成为重要的话题。

杨：这一年，你准备用什么实际的行动为大陆走向良性发展而努力？

顾：我比较特立独行，不属于哪个派别，是个孤独者。我仍然将以一己力量进行批评和呐喊，在这一点上我无所畏惧。不过我会适当加强与其它批评者、呐喊者的交流。

杨：谈谈你未来几年的打算。

顾：继续整理我的思想是基本任务，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使命。寻求出版合作是我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管我的思想是否正确，中国多一种思想总是好事，因此我应该努力传播我的思想。

有时势，必有英雄，是否有大英雄？

有时势，必有英雄，是否有大英雄？

顾则徐

近日接受凤凰电视台田川先生为制作中共建党时期专题片采访时，我谈了我这样一个历史观：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之间的关系，时势造英雄是前提，是基础，有了这个前提和基础，才会有英雄造时势。有时势，必有英雄，但是否有大的英雄，则在于是否会有造时势的人出现。

这一历史观宜再具体阐述。

人类历史不是物理的自然史，也不是一般生物的自然史，它是人的全部意志的总合史。作为一个地球物种的人类，注定了其历史具有自然演进性，但精神意志也时时作着自己的选择，或顺其自然，或试图胜天，时常会企图打破外在自然界的直接限制。精神意志本身是活跃的，但也是一种演进，是活跃着的演进。如果仅仅局限在政治史的层面考察，任何政治的历史形态的现状都是现实的时势状态，它是既存的，是已经不能被改变的，但它仍然要演进，要继续向前发展，其中突出着的意志个体即为英雄。因此，一切演进着的时势都造就着英雄。秦始皇造长城是时势，这个时势必定造就逃跑者和反抗者，那些零碎的逃跑者、反抗者都是英雄。觉醒的个体越多，则英雄越多。动拆迁是时势，所有争取自由议价权的人士和反抗者、抗拒者都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英雄日多，便成为一种社会的动拆迁维权运动。

英雄的个人品质可能是懦夫，也可能是勇者。在刑徒的队伍中，一个人可能因为过于的恐惧、懦弱而逃跑，可能出于胆大妄为、浪迹江湖而杀出血路，但他们都是反抗，都是秦始皇造长城时势下发生反抗行动的英雄。英雄的个人品质可能是公义的，也可能是极其委琐的自私者。

在单方面定价动拆迁时势中，一个出于维护公民应有平等转让私权道义而进行抵抗的人是英雄，一个希望拿多点钱、再拿多点钱而抗拒的无赖也是英雄。

成为英雄的行为因时势不同而不同，时势越荒诞则可以成为英雄的行为越荒诞。在秦始皇虏掠劳力修长城的时势下，一个钻进猪圈滚一身屎逃避的人是英雄。在莫谈国事的时势下，一个在茶馆无法控制自己嗓门的饶舌者会成为英雄。在围观就要被抢手机、打满地滚的野蛮执法时势下，一个打酱油路过的人会成为英雄。在一个敏感词越来越扩展的汉语言时势中，一个习惯写错别字的人会成为英雄。

被时势造就的英雄们造就了新的时势。在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势下，零碎的逃避者、反抗者汇集而出了不愿成为刑徒的时势。在动拆迁的时势下，零碎的英雄们造就出了进行维权的新时势。在不许游行抗议的时势下，英雄们圆滑出了进行散步的新时势。虽然文学水平衰败到了汉文明历史中的最低谷，但敏感词时势下却造就出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汉语词、汉文字进行集约发明、创造的辉煌时代。

时势如此，但是否有大的英雄出现则未必必然。历史是必然演化着的，这种演化在大的趋向上是演进的，精神意志是自由的，其意志着的行为是现实的，在个体受机会的现实限制，其实现则是行为意志的现实的机会。不管现实的机会如何，还有一个意志主体的意志力前提。不愿意做秦始皇刑徒者多，但具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意志力的，只有一个“陈胜王”，虽然陈胜的才智只是中人。

2011年的中国大陆，就近比较则类似于1991年，都是红歌泛行、私人经济低迷了的年代。1991年，具备成为大英雄机会的现实的人物有邓小平、陈云两位，1992年邓小平南下讲话，抓住了现实的机会。2011年，无论是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的前总理还是东讲几句、西讲几句的现总理，都不具备成为大英雄的机会的现实，成不了邓小平第二，唯一具备可以成为邓小平第二人物机会的现实的，只有“闷声发大财”，但“闷声发大财”是否具备相应的意志力力抓住现实的机会呢？“闷声发大财”会不会放弃“闷声”，发一次“南下讲话”大财呢？

2011-5-7

永远的中国式启蒙

永远的中国式启蒙

——致杨恒均先生

顾则徐

读杨恒均先生最新博文《滥杀无辜的拉登怎么成了英雄？》，隐隐觉得杨先生的文字中透出了一点气馁影象。杨先生似乎于自己“民主小贩”的事业，有了疲惫。

杨先生的“民主小贩”事业，并不特殊，只是“五四”前就在中国开始的启蒙。欧洲的启蒙只是一个运动，因为，启蒙之后便有新欧洲，有了新欧洲，作为运动的启蒙便不再需要继续运动。中国则不然，第一次“五四”启蒙是失败了，第二次“文革”后的启蒙还是失败了。目下杨先生的启蒙，乃是“文革”后失败了的启蒙运动的余绪。但这正是杨先生的平凡而重要处。看一看今天中国言论界，三十年前激越的启蒙者们还有几人坚持于启蒙的事业？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三十年前的杨先生比之那些启蒙者们，不过一竖子，但今天的他们不再是英雄，今天的英雄是杨先生。

今天中国的启蒙，在“中国特色”的大帽子下，注定了也一定是“中国特色”的。其特色的首要，便是永远。当局“决不”，“决不”也即“永不”，启蒙便一定就是“永远”。中国在“决不”之下，不是死掉两代人就能摆脱蒙昧的。现在七十岁左右的人若干年后死了，我们五十岁左右的人若干年后死了，但是，二十年后，今天幼儿园的稚儿成了青年，今天的青年成了中年，如果没有启蒙，则一定依然还是“决不”。杨先生是很清楚蒙昧主义力量的：“你再能写，再苦口婆心，你又如何能够对抗十几年的教育与每天耳闻目染的宣传？”是的，你无法对抗，我无法对抗，但没有对抗则更蒙昧。杨先生，我，不都是有从蒙昧而启蒙了的过程吗？我们无法让世界变好，但可以让它变好一点。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无法改变邪恶，但可以让邪恶少一点。

杨先生说：“对人的启蒙是如何的艰难，更艰难的当然是，你得用笔来对付枪。”与杨先生略有不同，我以为在中国不存在笔对付枪，只有枪对付笔的实际。杨先生与我，都手握过枪，都袋过手铐，都是熟知囹圄机关的人，我们都十分了解枪对付了笔后的血和泪，人生之惨淡沉淀在我们的内心。但正因为如此，便更需启蒙。启蒙在于中国，就如在似乎永不会毁灭的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义传播。杨先生隐隐闪现的气馁，当是苦行的教士在跋涉中的小息。

20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