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中国式启蒙

永远的中国式启蒙

——致杨恒均先生

顾则徐

读杨恒均先生最新博文《滥杀无辜的拉登怎么成了英雄？》，隐隐觉得杨先生的文字中透出了一点气馁影象。杨先生似乎于自己“民主小贩”的事业，有了疲惫。

杨先生的“民主小贩”事业，并不特殊，只是“五四”前就在中国开始的启蒙。欧洲的启蒙只是一个运动，因为，启蒙之后便有新欧洲，有了新欧洲，作为运动的启蒙便不再需要继续运动。中国则不然，第一次“五四”启蒙是失败了，第二次“文革”后的启蒙还是失败了。目下杨先生的启蒙，乃是“文革”后失败了的启蒙运动的余绪。但这正是杨先生的平凡而重要处。看一看今天中国言论界，三十年前激越的启蒙者们还有几人坚持于启蒙的事业？世无英雄，乃使竖子成名。三十年前的杨先生比之那些启蒙者们，不过一竖子，但今天的他们不再是英雄，今天的英雄是杨先生。

今天中国的启蒙，在“中国特色”的大帽子下，注定了也一定是“中国特色”的。其特色的首要，便是永远。当局“决不”，“决不”也即“永不”，启蒙便一定就是“永远”。中国在“决不”之下，不是死掉两代人就能摆脱蒙昧的。现在七十岁左右的人若干年后死了，我们五十岁左右的人若干年后死了，但是，二十年后，今天幼儿园的稚儿成了青年，今天的青年成了中年，如果没有启蒙，则一定依然还是“决不”。杨先生是很清楚蒙昧主义力量的：“你再能写，再苦口婆心，你又如何能够对抗十几年的教育与每天耳闻目染的宣传？”是的，你无法对抗，我无法对抗，但没有对抗则更蒙昧。杨先生，我，不都是有从蒙昧而启蒙了的过程吗？我们无法让世界变好，但可以让它变好一点。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无法改变邪恶，但可以让邪恶少一点。

杨先生说：“对人的启蒙是如何的艰难，更艰难的当然是，你得用笔来对付枪。”与杨先生略有不同，我以为在中国不存在笔对付枪，只有枪对付笔的实际。杨先生与我，都手握过枪，都袋过手铐，都是熟知囹圄机关的人，我们都十分了解枪对付了笔后的血和泪，人生之惨淡沉淀在我们的内心。但正因为如此，便更需启蒙。启蒙在于中国，就如在似乎永不会毁灭的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义传播。杨先生隐隐闪现的气馁，当是苦行的教士在跋涉中的小息。

20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