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自序

《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自序

顾则徐

相隔百年，今天来了解蔡锷、学习蔡锷、研究蔡锷、思考蔡锷，究竟为了什么？可说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有两个蔡锷可读：一个是演绎出小凤仙浪漫故事的风流将军蔡锷，一个是“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的良心血性蔡锷。风流蔡锷穿的是华丽的将军服，良心血性蔡锷是披着破旧皮大衣、在荒野随时准备用手枪自杀的军人。读两个蔡锷都可以满足兴趣，但读后一个蔡锷更需要有灵魂的崇高。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蔡锷的去世导致梁启超失去了实力人物的支持，从此在政治上再也难有大的作为。我并不以为这一论点是恰当的。梁启超诚然是蔡锷最尊敬的老师，但除了在护国运动期间蔡锷与梁启超进行密切联手外，之前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蔡锷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助手，在梁启超以往的政治生涯中蔡锷一直没有紧密参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代表了中国渐进的但不排斥激进的宪政道路，在这一点上，蔡锷与梁启超的心是相通的，因此，蔡锷总体上一直是支持梁启超的。但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沉稳的领袖，他富有热情，充满魅力，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灵感迸发，中国至今无人可比，作为政治家就注定了他越来越孤独的命运。蔡锷去世后，愿意跟梁启超合作的掌握军事、经济实力的政治家并不乏人，比如段祺瑞，在中国的实力地位远高于蔡锷，但这些政治家并不愿意全盘接受和实施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后来的胡适，作为政治家都是孤独的命运，他们只能拥有“虚名”，一当进入实际的官僚政治领域中，就会被排斥到边缘。

蔡锷诚然是个实力人物，但他也是个孤独者。虽然梁启超采取了支持开明专制的策略，但他的宪政精神终究是要中国放弃开明专制。蔡锷虽然在中国军政两界广有网络和影响，在自己负责的事业中脚踏实地，但他不能给人以专制的权利，甚至不能给人以金钱和奢华的生活，人们颂扬其品格但并不乐意自己同样身体力行这样的品格。蔡锷的孤独可以从他最忠诚的助手蒋百里、石陶钧身上印证，这两位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家不愿意跟腐败的权利沆瀣一气，就走向了以著述为主的人生。康有为最伟大的贡献是终结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义，把洋务推向了广泛的制度学习和改造，使中国真正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从维新开始，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在中国都激发出了空前的专制权利争夺热情，民主和宪政只是获取权利和地位的工具，包括康有为自己也是日益沉浸在“康圣人”、“文圣人”的意淫当中。就如但丁《神曲》中展示的，要进天堂，就先经历地狱的洗礼。在地狱阶段的历史中，无论是蔡锷还是梁启超，都只能是孤独的命运。

梁启超17岁就中了举人，蔡锷13岁中秀才，师徒俩幼时都被人看成神童。所谓神童，就是有着超过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儿童和少年，成年而保持超越常人则称为天才。中国有这样两个天才，乃是大幸。清末、民初时候，每当遇到国难和如蔡锷这样的伟人去世，人们发表通电或写文章，特别习惯呼号“天祸中国”。中国的近现代史整个地说来，确实就是一场“天祸中国”的命运史。假如辛亥革命前和期间，中国能够接受梁启超的思想建立英国式的立宪制度，即使要实行共和也放第二步等有一个社会稳定阶段后进行，假如革命党建都武汉并有军事能力进行彻底革命，假如袁世凯没有帝王思想并实行实实在在的宪政，假如段祺瑞能略略尊重一下黎元洪并具有比较多的民主思想，假如中国能有蔡锷这样的天才领导、控制北洋政权和武力……有太多的假如，确实是“天祸中国”。“天祸中国”诚然意味着灾难，但也意味着成就，有伟大成就而不能得以贯彻，才可以有这样惨痛的呼号。之所以说有蔡锷等天才是中国之幸，乃是蔡锷他们所创造的成就不仅令当时中国在“天祸”中进步，更是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蔡锷他们天才的理想，只要后人能够给予继承，就终究有在中国得到良好实现的可能。

本书勾勒了蔡锷的一生，尽量从历史背景的介绍和前后因果的分析，展示蔡锷在行与言两方面的成就，使读者能够比较深入的角度了解和理解蔡锷，既讲蔡锷的故事，又避免风流将军的文艺腔和热衷传说的癖好，以能帮助读者进行思考。

2012-4-16

附记：《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本月已出版发行。本序原应编辑要求撰写，因它故而未编为书中自序。201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