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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

顾则徐

记曰:
有济南赵生焉,一耿直朴素青年,追随余左右四年,求为弟子而坚不许,允以兄弟相称。前年初冬某日夜,赵生竟依于余怀抱中亡去,顷刻之间,欲哭还笑,悲不知悲。彼日昼中赵生语余曰:“兄不授人,不亦私狭乎?”次年清明,余烧锡帛于路,伤白灰之风去,念及赵生之言,乃决心择青年才俊二三子为私弟子。
有西安刘生焉,认弟子半年矣,而余无所明授。余之授也,不排计划,不设问题,不作知识解答,唯三二语导引而已。宇宙人间精要,不仅在书库,亦不仅在教授。智慧根本之得,实系于独立面壁功夫。观天地兮游四海,察鸟兽兮走闾巷。一饭兮而思民生,梦醒兮而悟生死。谈笑时知中国风云,闭户间睹世界形势。立于一地而坚忍,坐于树下而英勇。设身处地爱人,随心所欲惜己。视庙堂为草棚,入,不以为喜;出,不以为悲。视囹圄为华屋,入,亦如此说;出,亦如此做。不以恶非,不以好是。
当今中国,教授蚁聚,腐儒草生,学问钦定,阿猫阿狗。学院之中,智慧之人,筚路蓝缕,欲授真学问只能钻于讲台下嘤嘤而已;求知之人,茫茫然然,欲求真学问却是四顾无人独沧然而涕下。存此状况者久矣。刘生逡巡于北风之中,徘徊于大学以内,苦心励志,博读静思,突飞猛进,所积惑者多矣,乃八问于余。八问简也,间而知其精进也。适有小说色情之案,电脑扣去,天地间浑然一安且静矣囚室。美兮独兮,思兮骋兮,蜗居一室,旷为宇宙也!心清身闲,从容安逸,是做八答。不求解惑,非为引路,更设坚壁而已。
师者,非生之模拜者也,是生图破之壁者也。唐韩愈曰:传道、授业、解惑。悖至极也!师之道,岂生之道,有何可传也?师之业,岂生之业,有何可授也?师之不惑,岂生之惑,有何可解也?师为传道、授业、解惑,则生岂可胜师?如此,一代不如一代者必也!中国有韩愈之教条,唐宋古文以后,乃精神日萎,思想愈昧,智慧之衰者久矣。师,究竟在被破也;学,究竟在破也,在生一己也。师者,生之友也,生之敌也,生之非也,生之难也!
二千零五年元月十六日夜,时国中寒冬,记。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一)


一问:
您曾说脱开人的存在,便无从谈论全部的哲学和科学等等,那么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是怎样的,是否真如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的那样?——是不是哲学与科学也只是从人的视角来功利地反映世界,因而世界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和结构?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不可知的么?

答一:
哲学是一种意义或意思,科学也是一种意义或意思,我们的全部知识及其学科都是意义或意思。意义是人的意义,是在关于人的各种关系中发生并由人的主体性呈现的。缺失了人的存在,全部的意义也就失去意义,就无所谓意义。意义是由人赋予并由人衡量和解读的。当我们到原始的山上捡起一块石头时,这块石头本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衡量它于我们的功用即意义,并可以赋予它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意义。当一个考古学家拣起一件旧石器时,他可以从中解读出一种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但这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并不是作为自然的石头所固有的,而是由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它的;即使如此,考古学家从这块旧石器中所研究揭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也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进行的揭示,因此,被揭示了的这块旧石器中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意义,不仅是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的意义,而且也是考古学家所赋予的意义。更重要的一点是,所谓旧石器时代的人所赋予的意义,当没有考古学家的揭示时,它就是无意义,也就是说,一切意义都是活着的意义。

单独的“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它的全部意义是从“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所谓“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命题,是一个由“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描述”形成的命题。已有的科学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即当一定的原理被表述后,科学家就把人的因素从其中抽出,使原理成为纯粹客观的描述,以固定原理的普世性。即使在1923年法国的德布罗意提出波粒二象性后,已经从根本上涉及到了科学原理始终的人性这个问题,但试图减少原理的人的因素的普世追求依然是科学最基本的倾向。但是,一切原理,既然是被人所发现并由人所表述、证明、解读、学习、运用的,终究是人的原理。

一切客观的,即使我们所直接感觉的,既然是被认知的,就都包括着人的因素,或说都包含着主观因素。也就是说,凡被人所认知、感觉的,作为对象并不是纯粹的客观;反过来,既然对象客观存在着,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纯粹的主观。我们人所认知、感觉的全部存在,无论作为对象的存在还是作为结果的“抽象”存在,都同时包含着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古生物学和古地质学所描述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既然是被描述的,因此,就也是主观的。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是客观的,但既然已经被人的眼睛看到,所已经看到的就受着人的眼睛“改造”,问题不仅在于人的眼睛不能感受全部的光线,还在于人的感觉器官更不能感受对象的全部,被感受的对象一定是“人”的对象,被感受了的对象都已经被打上了“人”的印记。

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认识,不仅在于有着进行认识的机体、精神和能力,不仅在于总是处于一定时空的认识,而且也在于对象的存在着。因此,所谓认识,是处于一定时空的人的机体及其主体与对象的总和过程,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也是全部人的世界的基本属性,是过程的存在或存在的过程。正因为是一个过程,因此,人的认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人类的发生而发生的;从发生的角度说,它又是人类从来就有的,没有认识的发生就没有人类的发生,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人类的发生就没有认识的发生。进一步说,人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存在而存在着的,或说人的存在一定也是认识的存在。哲学、科学、艺术等等,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人类发生到一定程度的存在形式和内容,是认识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哲学、科学、艺术,人就不是哲学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的人,认识也不是哲学时代、科学时代、艺术时代的认识。

请不要按照流行的哲学标准把我理解成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的认识既是主观因素的发挥,又是对主观因素不断进行限制的过程。对象,或者说作为主体进行认识的对象,仅仅只是“从人的视角”被认识的对象,主体或者“人的视角”并不能取代其存在。对象的存在首先是认识了的存在,正是通过这一认识的存在,人在认识的过程中就确定了它的存在本身。这种“确定”是一种信念,其基础是人已经有的认识,其前提是人作为生命的本能和无知。既然是信念,因此就有着“猜知”的倾向。正是在这个环节上,以往的哲学发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流。但是,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确定或猜知了认识对象存在本身的存在,都确定或猜知了已经认识的对象的存在并不是对象的全部存在,因此,认识作为一种过程无论作为唯物主义的还是作为唯心主义的,都具有了无限进行的欲望、动机和动力,并且也无限地进行着。人存在着,不管什么主义,认识一定进行着。这样一个进行着的过程,其最终的趋向是对对象本身的存在的认知追求,因此,即使是“主观唯心主义”,不管主体是如何地能动,都会对主观因素进行不断限制,以使认识符合或接近对象本身的存在(注意,“心”本身也是认识的对象或可以成为认识的对象)。当然,主观因素只能够限制,而不能够消除、去除,也无法消除、去除,因此,认识不断追求着客观,但也永远是主观的。

全部的认识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素及其因素。没有主观要素,认识就不能发生,就无所谓认识,因此,凡认识都包含着主观的因素。一切认识都一定是有着客观对象这个要素的,没有客观要素,所谓主观要素就不可能展开,展开了的认识必然包含着客观的因素。但主观与客观的综合,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模式,认识或可能是偏向于主观的,或可能是偏向于客观的。这与认识的正确与否更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综合,仅仅是认识的发生和进行,并不等于认识的结果正确与否。正因为这样,所以,生存在宇宙中的人类就始终在认识着,也始终进行着错误的认识,追求着正确的认识。

当你使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词时,你已经确定或猜知了有一个对象本身的存在。你之所以作出了这样一个确定或猜知,是你已经有了认识,或者说你已经有了对认识了的对象的存在的把握,并且,你从这种把握中已经知道已有的认识的有限性和认识的无限性。虽然你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无知,但是,你既然已经使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词,也就意味着你对“世界的本来面目”有知,你从已有的认识中得出了有这样一种存在的“知识”,并用“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样一个概念对其作了全部涵盖和规定。

那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具体内容是否可知呢?或者说,对象本身的存在是否可以转化为认识的存在呢?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可知,但不可尽知。”从这句话可以知道:我既不是一般认为的可知论,也不是所谓的不可知论。可知,或不可尽知,首先是个现实的问题,不是什么逻辑问题;是由认识的历史所实证的。认识的历史,是一个无知到有知、不知到知、知而不知、知不知的实际历程。知了,“人”的机体便成了人的机体,“人”的存在便成了人的存在。知,于是便有了知,知了。人存在着,人便知着,知着不知,所以不知为知。不知为知,所以可知。可知,不知便可以为知。不可知,则无知。无知,则无人。人而不可知,则无知;无知,则无人。但知而不可尽知。可尽知,则知而不知,认识就终结,人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一切的知,都不是一次性的;即使一次的知,也还是个过程,是可以予以分解为多个知的。因此,知所以为知,正在于不可尽知。可知,但不可尽知,所以知便是永远,是不尽。有已知,有未知,可知,未知便可为已知;不可尽知,未知便不可尽为已知;未知不可尽为已知,所以人便永知着。

不可知论违背了人类最质朴的经验,违背了认识的最基本历史,其自我辩护的途径一定是所谓抽象的逻辑形式,或者说人类仍然幼稚的抽象能力及其成就,其内在的精神恰是一种极端的可知论,把已有的逻辑学教条当作了终结的真理,并以此作为不可怀疑或辩驳的立论基础。极端的可知论者更是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终结者。特别要警惕的是马克思,他(或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第一次的“科学”,以为终结了基本的真理(他人或后人只能在个别的地方进行补充或修改),并推动理论的行动化,试图重新缔造人类和社会。更要特别防备那些极端的“科学主义”者,他们把已有的科学绝对化,试图按照“科学”的模式和技术彻底改造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生命,甚至尝试重新造人。如果人类的智慧不能自觉到不可尽知,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不等地球的天体演化进程,不等地球负人的时候,人就负了自己,在狂妄中加速走向毁灭。

正因为对象本身的不可尽知而可知,因此,知的过程或者说认识的真理性就必须对自己进行修正,甚至不得不经常推翻重来。这就是对认识的主观性的绝对限制。认识的主观性是绝对的,对其限制也是绝对的。这种限制是一种自我限制,是主体对自己的批判和否定。它当然是一种精神过程,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根据以往全部情欲和意识的精神自我修复和认识的自我修复。但是,它更是人的活动进程,是一种行为过程。这就是反复的认识,或者说实践。所谓实践,就是反复的认识,它不是一系列认识的简单相加、连续、延续,而是包括着个人的和类的全部情欲和意识活动,包括着个人的和类的全部行为、交往活动,受着人们全部生活和生产功利性价值倾向的影响和左右。因此,所谓实践,并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它是以认识为特点的人的全部活动的总和。科学的基础,是资料的不断积累,或反复的实验,在此基础上予以比较、归纳;进而,科学才得以演绎。但是,演绎的过程也是资料进一步积累的过程,是进一步实验的过程。

必须辨别清楚泛滥着的庸俗的实践论。所谓庸俗的实践论,其基本特点是用功利主义的实践对认识进行价值限定,排斥或忽视认识的演绎性,使认识在总体上游移在技术层面上。从最终角度说,人的全部认识都具有类的功利性。类的功利性有两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一是以人类整体的而非部分的功利为功利,这叫人类主义;由于人类并不仅仅指今天的人类,而且也包括着将来的人类,因此,另一个价值取向就是将来主义。庸俗实践论不是人类主义,不是将来主义,而是部分主义、眼前主义,是以人类部分人群的眼前功利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并不是人类主义、将来主义一定与部分的、眼前的功利有着冲突,恰恰相反,人类的、将来的功利总是由部分的、眼前的功利积累而成的。但是,部分主义、眼前主义因其以部分的、眼前的功利为价值取向,总是会不断走向狭隘化,以越来越部分的甚至某个人的越来越眼前的功利为功利。因此,庸俗实践论就会越来越拒绝认识的演绎性,所谓的理性仅仅只是获取部分的、眼前的功利的技术手段。因此,在庸俗实践论那里,实践与认识发生了割裂,所谓实践演变为了功利的获得,完全成为了“物质”化的方式,认识的真理性程度必须依赖于实践的认可,“心”的实践不再属于实践的范围,而被视作为了荒唐的、恐怖的、颠覆的异己力量。

但是,庸俗实践论既然是一种认识论,其本身并不能摆脱“心”的实践即经验的或理性的认识;不仅不能摆脱,而且一定是以自己的经验认识或理性认识为核心的。因此,庸俗实践论对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排斥,并不是排斥全部的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仅仅是排斥他人的经验认识和理性认识,用不讨论或不许讨论维护自己所认识了的结论,迫使他人愚昧化、无脑化、物质化、非人化。然而,人,只要是人,终究是认识着的,庸俗实践论终究不能通过精神的力量做到对他人认识的排斥和消除,而只能通过认识的权力实现精神专制。因此,庸俗实践论的基本特征就不可能是一种哲学家的理论,而只会是一种权力家凌乱的命令体系,是对精神的权力专制观念。庸俗实践论作为一种权力论,在理性上,在哲学中,寻找不到任何合理性,它的全部合理性只能从自身的冲突中得到。所谓自身的冲突,就是庸俗实践论的部分主义、眼前主义注定了它将在时间的过渡中发生断裂,进而分解出不同的权力立场,从而发生权力火并,胜利了的庸俗实践论通过自己的胜利宣布自己的全部合理性。在庸俗实践论统治的时代,一切严肃的认识的哲学都是异端,这些哲学至多只能作为奴仆为证明庸俗实践论的合理性提供似乎象模象样的逻辑工具。因此,在这样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里,人们就只知道庸俗实践论的逻辑,于是,庸俗实践论就为自己获得了进一步的时代合理性。这是人类精神最庸俗、最空虚、最腐败的时代。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二)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二)


问二:
为什么说哲学不一定非得先解决本体问题

答二:
当我们说本体论、认识论之类名词时,已经是把哲学当作了一门学科看待了。哲学?哲学是什么?这本不是个问题,但当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时,当发明“哲学”这个词时,它就成了个永远令人烦恼的问题。今天是这样,一万年以后,只要还使用“哲学”这样一个学科名词,它就仍然是个问题。

当人类有了关于一般的观念、知识及其表述时,哲学也就萌芽了。“11等于2”是什么?是哲学。“太阳从这次升起到下次升起是一天”是什么?是哲学。“雷电是强大的”是什么?是哲学。“儿子是母亲的儿子”是什么?是哲学。“人死掉的是身体,不是灵魂”是什么?是哲学。等等。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一般的观念、知识及其表述,都是哲学;反过来,哲学也就是人类关于一般的观念、知识及其表述的总和。正是因为这样,哲学也就是最不需要称为“哲学”的哲学,是最不需要用一个名词束缚自己手脚、最不需要作出自我规定的边际无限广延的智慧体系。当人们习惯了用一个名词进行规定,并不得不使用称谓的时候,哲学可以称为“哲学”,也可以称为“智”、“智慧”、“知”、“理”、“道”等等习惯的、只要大家可以知道大致是什么意思的名词。这就是哲学的本来。

哲学的种子是由万物有灵观念种下的。在人类形成万物有灵观念以前,是万物无差别的观念时代。所谓万物无差别,并不是人类不知道万物之差别,而是以一种指认的方式对自己和对象进行个别的规定,同时也有了最简单的直观的类的归纳,之所以称为万物无差别,是人类尚不知道此物与彼物、此类与彼类特别是人类与周围物种的根本差别,人类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物种与其它物种一起无差别地在共同的自然体系中进行活动。这个时代可以上溯到人类最早的诞生时期。万物有灵观念是一种混沌的过渡,但却是人类精神非常伟大的革命。万物有灵似乎仍然是一种万物无差别观念,但这种无差别恰是由差别了的观念为基础的。人类已经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与其它物种的差别,这种差别即在于人的灵性,即所有的个体已经有了一种超越于但包容着肉体的具有共同性的精神。所谓灵性,就是人类最早自觉到了的人性,或者说是作为人的生命性。但是,人类仍然无法用这种灵性理解自然物种和自然现象,所能够实现的途径只能是推己及人,赋予自然物种乃至自然现象以灵性,这就是拟人性。拟人性具有非常重要的革命性意义,它已经超越了指认和直观的、简单的类的归纳,萌芽出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观念,赋予了所处世界一般的精神价值。这样,人类就播种下了哲学的种子。这个万物有灵观念的时代,可以上溯到经常使用了火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但万物有灵观念仅仅只是播种下了哲学的种子,哲学的初步萌芽则要等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巫术萌芽的时代。巫术的萌芽是以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为前提的,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则是以灵魂观念的形成为前提的。不能把灵魂观念与灵魂不死观念混为一件事,灵魂观念的出现并不等于人们一定认为灵魂是不死的。现有理论一个很大的谬误是把灵魂观念的形成与所谓的影子建立果因关系,把已经有了灵魂观念的人们对影子的反应心理及其判断演化为了一种历史的进程。灵魂观念的形成与所谓影子毫无关系,否则,人类从诞生开始就会由影子而产生灵魂的观念了;与影子的关系,是灵魂观念成熟以后形成的一种特殊心理关系和解释关系。所谓灵魂,是由灵而魂的提升,是人口、寿命增长到一定及人类活动发达到一个相当水平时的精神成就。灵魂观念形成的直接动因,源于人群中个别人的精神迷乱状态的突出化和经常化。精神迷乱状态早就有了,但它的突出化和经常化有两个前提:一是人群人口年龄提高到了以成年人即有性能力的人为主,某个成年人的迷乱行为严重影响或扰乱了群体秩序;一是形成了习惯的群体生活准则,某个人的迷乱超越或扰乱了这些习惯准则。这种精神迷乱在表现形式上,总是会集中体现在食、色两个方面或以食、色为根本的异常行为上面,身体失去了控制,进行异常的自虐、他虐、虐他,充满了混乱的幻想或爆发出对事物超常的视听能力和悟知能力,而迷乱过后,一切归于正常,本人也不知所以。这种情况所能够最简单地得出的结论,便是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存在,这就是魂。所谓魂,就是灵与肉的分离,可以独立而为另一个人。这是人性最初的异化。正是在这一异化当中,哲学这颗种子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养分,为精神的纯粹化作好了最原始的奠基,人的精神与人的机体在认识中实现了历史性的分解。

灵魂通过在迷乱状态对人的身体的指挥或操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无论对本人来说还是对他人来说,都会逐步形成一种可以承受或不可以承受的好的或不好的结果,这种结果也是一种自我的、他人的和群体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自然地植入到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当中,进一步强化了灵魂观念。但是,仅仅这样并不足以导致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与人们对母亲、先人的回忆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一点,也是与人口的增长和寿命的延长有着关系的。由于寿命的延长,人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母辈、祖母辈及其年龄相当的成年人(杀死老人和吃掉老人不过是以此为前提发生的现象),因此,先人(已亡人,并不一定就是那些高寿的先人,而是活着的人们所记忆着的已亡人)越来越出现在了人们的梦呓当中,出现在了人们的迷乱当中。这样,灵魂就与他所依附和对应着的身体进一步发生了分离,成为了死亡者的活着的灵魂。这就是灵魂不死观念直接的起源。正因为这样,所以,从我们今天所可以窥见的零星的最原始的崇拜资料,一定可以发现其中与亡灵崇拜有很紧密很深刻的关系或痕迹。

哲学这颗种子的生命终于躁动了起来,但它的破壳萌芽则要由巫术的萌芽承载。灵魂不死观念最直接、最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是使人们第一次自觉到了生命的永恒的精神意义,使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和尊重。人类的这种自觉体现在行为上,就是为亡者开始举行安葬仪式。人们不再是仅仅尊重死者的生前,而且要通过对死者躯体的特殊处理方式与他活着的灵魂进行交流。所谓安葬仪式,并不等于一定是采取入土的方式执行,它也可以是用分食死者尸体或某种销毁尸体的方式举行,它们最核心的精神是一致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灵魂不死观念是安葬仪式的前提,但并不等于安葬仪式就一定是寻求亡人灵魂达到不死,它也可以是寻求亡人灵魂的死去,即在一定的人群当中,灵魂不死观念所限于的程度是灵魂相对于人的身体的独立存在和继续存在,人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灵魂死去。安葬和出生的仪式化,也是最原始的巫术的发生。巫术的本质,是一种与灵魂进行对话的方式。承担这一任务最合适、最自然的人,是人群中那些经常进入到迷乱状态的人。但是,迷乱状态的进入并不会具有即时性,即在需要举行仪式的时候达到迷乱,因此,为了迷乱,就必须造就迷乱,这就是仪式安排的全部奥秘所在,各个人群有其自己的经验模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进入迷乱状态者的专业化或专职化,也就是巫化,从而,人类就第一次萌芽了关于精神的分工。当现代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嘲笑并劝喻政府压迫民间巫人时,却不知道所歧视的正是自己最古老的前辈。萌芽了的巫、巫术及其观念,正是萌芽了的哲学,即:萌芽了的哲学是由专业的人、行为和仪式、观念在巫活动的迷乱中组合的,使肉体彻底自由并使精神脱离肉体达到纯粹化,寻求并达到与另一种精神进行对话的实践体系和过程。

这是人类史的一次伟大革命。对哲学来说,它在这些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精神分工的产物,是精神分工造就了哲学;二,哲学是专门经验和知识的全部,并是以专门的方式进行叙述和领悟的;三,哲学的创造是由专门的人主任并由人们集体参与的;四,哲学与肉体的自由化和精神的纯粹化是紧密结合的,是一种以悟性为基础的认知实践活动;五,一定的仪式特别是充满感性的歌舞、话语、描画等具有深刻的知性意义;六,生与死从一开始就是哲学最单纯、最核心的主题;七,哲学的精神与食、色两性及其活动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八,哲学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九,哲学无论对个体人生还是对人们的群体运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功利性关系和精神关系;十,哲学是一种崇拜和宗教。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萌芽的巫术仪式还不是真正的崇拜仪式,而仅仅是一种具有崇拜因素的与灵魂对话的仪式。安葬仪式与亡人灵魂的对话,不是严格的祖先崇拜,而只是具有崇拜因素的对话。人类精神的成长或者说哲学的成长还仅仅只是萌芽而已。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泛魂化,就象人类曾经赋予其它物种和自然现象以灵性一样,人类一当形成了灵魂和灵魂不死观念,在万物有灵的思维基础上,也把灵魂和灵魂不死观念赋予了全体大自然,使大自然跟人类自己一样,也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并保持不死。泛魂化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与大自然的灵魂进行对话的仪式。这种仪式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内容是饮食仪式和渔猎采集仪式,我们今天所能够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岩画都是这种仪式的产物,将来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六、七万年前甚至更早的岩画或其它艺术品,即从智人在各地比较广泛分布后的两三万年后的文化遗存及其渔猎采集区域中,找到最早发生的艺术的证据。这一演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就:一,自然界的灵魂化也是自然界的第一次纯粹精神化,并且,通过灵魂对话,人类实现了与自然界的纯粹精神沟通;二,对话仪式打破了巫的专业垄断,随时的饮食仪式和渔猎采集仪式使人人成为了“巫”,人人拥有了与灵魂对话的能力和职责,崇拜、宗教或哲学实现了“世俗化”,为世俗的精神奠定了基础。

灵魂对话时代的巫虽然具有专业性,但仍然不是成熟的巫。只有当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形成固定的传承体制和体系时,巫才是成熟了的真正的巫。随着与灵魂对话的积累,灵魂在对话中实现了归纳,虽然仍然保持着个别的灵魂地位,但一种抽象的统一的灵魂出现了。由于这个灵魂是所有氏族人员的灵魂的抽象,所以,便是氏族的灵魂。但灵魂又必须是具体的,唯一的途径便只能与氏族祖先结合起来。这个氏族抽象灵魂就是最早的神,或说是元神。由于是与祖先传说结合的,便是氏族祖先的形象,因此,又是氏族的祖神。由于灵魂是活着的,所以,祖神便一定是不死的,是永生着的。神的时代并不是从多神开始的,而是从单一的但是具体的祖神开始的。最早的祖神是氏族的祖神,因而就是氏族神。由于氏族的地域孤立性,所有的氏族都把自己当作了人类,所以,祖神也是该氏族认为的人类祖神。在这一过程中,巫达到了成熟,崇拜也达到了成熟;如果把宗教仅仅看成是一种对神的崇拜体系的话,那么,真正的宗教也就由此形成。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分化:巫分化为了继续与灵魂进行对话的巫和与神进行对话的巫神。前者虽然也接受或可以接受神的观念,但已经处于沦落的被视为低级的地位,而巫神则成为了氏族的主要精神控制者和垄断者,这种控制和垄断也是对哲学的控制和垄断,但在这种控制和垄断中,哲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对人类精神第一次实现了最高抽象。

与灵魂的对话并不是真正的崇拜。由于活着的人也拥有灵魂,因此,对话的双方处于基本平等的地位,即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当神出现,灵魂就处于了比神低级的地位,与神的对话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对话,这就是真正的崇拜。崇拜的核心是敬畏,也即哲学在平等的基础上植入了敬畏的精神。这种敬畏是从元神即最早的祖神开始的,因而哲学的敬畏是以人类自身的渊源性以及现世的自虐为源泉的。这种崇拜在泛神化的过程中达到了高潮。一方面,通过泛神化,神获得了外延,成为了自然物种和自然现象的神;一方面,祖神作为人类的神得到继续保存和发展。当自然神的世界庞大到一定,对自然神的崇拜就演变为了人们空前规模的崇拜活动,不得不需要一支人数越来越多的专业队伍即宗教人士进行主持。而祖神崇拜的规模虽然也得到了提升,但更具有世俗性。因此,崇拜的主持或垄断就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专门的宗教人士对自然神崇拜的垄断,一方面是氏族和部落领袖对祖神崇拜的垄断。虽然这种对崇拜的两头垄断仅仅只能够是暂时的过渡,但奠定了哲学在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专业化分野的原始基础。

在泛神化的过程中,崇拜分解成了无偶像崇拜与偶像崇拜两种类型。无偶像崇拜并不是意味着人们认为神是非具体的,而是人们还不能够描画神的具体形象,他们制造不出神的偶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制造偶像,因为所崇拜的对象就是很具体的山、林、河、海以及火山、雷电等等。当人们确定出了神的具体形象后(特别与人们的美术能力和表现方式有一定关系),就形成了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是人们围绕或面对着神的偶像举行仪式的崇拜方式。虽然早在泛灵时代的饮食仪式和渔猎采集仪式中已经出现了岩画之类,比如一头被捕猎的野牛,但这种形象是以具体性和平等性体现的,是这头野牛,而不是所有野牛;是这群野牛,而不是全部野牛。作为偶像崇拜了的野牛则不同,它是神的牛或牛的神,是全部野牛最高精神的具象化,是被崇拜了的高于崇拜者的具象神。因而,作为偶像崇拜了的偶像是一种介于具象性和抽象性之间的艺术形式。在偶像崇拜中,所有关于生死、食色的崇拜除了继续循着它们本有的路径演化外,集中体现到了生育崇拜这一仪式和方式当中。花、果、鱼以及似乎捕猎不尽的牛、羊、猪、鹿等等,以其特殊的生育能力被不同的氏族根据其经验选择为了非常重要的崇拜偶像。祖神则取得了女神的形象,怀孕或哺乳期的女性作为最美好的形象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崇拜地位,女性成为了哲学精神的人的历史本原。这一变化为哲学探究生命与世界的本原以及一元思维奠定了伟大的历史基础。从本原的意义上说,是女性造就了哲学,哲学这颗智慧的种子终于绽开了它的硬壳,露出了嫩芽。因此,兼具抽象性和具象性的女神像以及其它生育偶像,构成了哲学最早、最原始的感性文本体系,如果我们不仅仅把文本理解为文字文本的话。

以生育崇拜为特征的女神崇拜以其本原性观念,已经开端了诸神的统一过程,但诸神真正的统一还有待相当长的时日。这种崇拜仅仅只是单性的崇拜,是建立在人们认为生育是女性天然的能力基础上的。一当人们发现,生育并不是单性的时,男性神就参与进了崇拜的对象体系当中。男性神的诞生由于是建立在两性结合导致生育的观念之上,所以,他的出现并不能排斥女性神的固有地位,而仅仅是与女性神分享本原地位而已。但是,这是个伟大的变化,奠定了哲学的二元论历史基础。从此,哲学一元论与二元论这两种思维或观念就深刻地植入了人类的智慧深处。但是,不能把二元论的出现理解成一元论的消解,恰恰相反,一元论因此而得到了一次现实的提升。这次提升集中体现在生育崇拜向生殖崇拜进而性交崇拜的演化上。怀孕或哺乳的女神作为最高神的地位空前动摇,但取代她地位的神还没有成熟,哲学演化为了一种行为的精神体系,即两性交配而生育的行为模仿或偶像模仿体系。与女巫神的性交及女巫神的生育模仿,甚至男女聚集的性交大会,成为了宗教崇拜仪式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形式和内容。结构着的两性生殖器成了最重要的偶像。深夜的村落响亮地进行着性交男女的浪叫竞赛。关于女性经血和破处血等的禁忌流行了起来。女性性器的硕大以及开放的阴道孔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伟岸的阳具成为骄傲和羡慕的条件,性交成为了一种成人权利和责任,成人仪式和割礼盛行了起来(但割礼可能并不具有绝对普遍性)。性成为了哲学精神最辉煌的形式和内容,其盛况空前绝后,深刻地植入到了人类智慧的深处。

性交崇拜预示着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男性性能力相对于女性性能力的无能恰恰成为了男性的优势,对男性性能力的追求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崇拜的主题。男性前所未有地觉醒了起来。这种觉醒在一些氏族中突出表现为了男性在女性的生产过程中,以一种迷乱的方式承担或分担生产痛苦的精神现象,并由男性承担孩子哺乳期间的喂养义务。普遍的表现,是男性生殖器偶像越来越与女性生殖器偶像进行分离,并单独成为了更普遍、更壮伟的崇拜偶像。终于,性交崇拜过渡为了男根崇拜。男根崇拜并不是取消女神、女性性器崇拜,而是男性神成为了第一性的神,女性神则降低为了第二性的神。这是哲学精神最伟大的历史性悖论。一方面,人们追求着一元本原;另一方面,人们无法解决本原的二元性,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历史性地权利地确定出本原的第一性、第二性秩序。这一确定无论从一元论来说,还是从二元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完全的、具有深刻的内在理性冲突的本原悖论,是一个历史性的现实的无法解决的合理悖论。这一悖论直接造就了一个诸神时代。通过第一性的神,全部的人类神和自然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历史性地聚集到了第一神之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诸神世界。哲学第一次在深刻的悖论中形成了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统一的精神体系。这是哲学在胚胎中成形了的伟大革命。

诸神时代的偶像化现实地需要突破男女两性性器偶像形式的束缚,这种形式已经不足以承担诸神世界二元和一元的领袖形式。性器,终究只是人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偶像,其形式从人的身体中割裂了出来,但同时也可以采用从人的身体中予以突出的方式作为偶像形式,因此,作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的形式并没有因为生殖和性交崇拜而失去,即完整的人的偶像始终是存在着的,只不过这种完整的人的偶像形式突出了两性性器扭曲了的或说是抽象了的形式。在这一基础上对性器形式束缚的突破,就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所循的途径可以有三种:一,性器复原或萎缩为自然的状态,不再成为人体上最突出、最伟岸的特征;二,使用服饰予以掩盖;三,予以暗示、象征。这当中包涵了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是进一步抽象化,一是进一步具象写实化。具有同样崇拜意义的花、果、鱼等及一些动物偶像,也得到了进一步抽象或写实,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般艺术形式。这是哲学的第一次文明化转变或向文明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写实的女神形体第一次从怀孕的和哺乳的形态演变为了少妇或少女的形态;写实的男神形体则突出了父亲形象,作为第二代的男神则拥有青年或少年形象。但诸神的多样化也参与或混杂到了这一演变过程当中,形成了各种人兽相杂的形象,或者,诸神根据各自的身份和个性、能力、规定而具有一定的变化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抽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自然神在一元和二元的参与中,最高神更演变为了太阳神、雷神或其他被氏族或部落认定的最根本的神;一元地位的祖神得到了男神化,其形象和功能也得到了相应的演化。哲学,或者说人类精神,在一种统一化甚至专制化中,达到了全新的天真、自由、蓬勃的境界,而人类的写实能力和抽象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绘画、雕塑言甚至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把生命和精神进行融入的美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精神发生或奠基了地区的或“民族性”的分野。最重要的分野在祖神与诸神的一元地位确定中发生,现实的冲突是专业宗教集团与世俗崇拜集团对精神控制权的确定。当祖神融入诸神,宗教集团就垄断了哲学精神,社会就成为宗教的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宗教集团可以垄断世俗权利,而世俗权利在听从宗教集团精神指导的前提下,总还是需要自己的独立精神,因此,这就潜藏下了世俗精神的独立意志。当祖神仅仅有限地融入诸神,哲学精神的垄断就具有了二元性,在普遍的宗教化中形成了一种宗教民主形态。当祖神纳入诸神,诸神的自然性并不足以由祖神兼容,诸神的地位将被严重削弱,甚至反转向原始化,在强化了的祖神崇拜中,社会更倾向于世俗化,人们的信仰在更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同时也将弱化并倾向于原始化,而宗教集团则只是世俗集团所控制并垄断的崇拜技术阶层,其领袖也可能是世俗领袖所担任。但是,这种分野并不等于哲学的成熟,至多只能说是哲学的诞生,如果在这过程中已经产生了文字的话。无论是哪种分野,哲学终究还是宗教的奴仆。宗教当然是哲学,但成熟了的哲学必须是在世俗社会诞生出了一批伟大的智者、哲人之后,并以他们为标志,也即哲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以成熟的宗教为标志,但成熟的哲学的诞生或哲学的成熟则以世俗哲学的诞生为标志。

哲学的诞生过程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本来的哲学面貌。本来的哲学是没有边际的,是无序的,是活泼的,是自由的。甚至哲学的研究方式也是可以任意的,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经验的,可以是悟性的,可以是神秘的。曾有人问我什么是哲学,我说:“你盯着看三天太阳,看三夜月亮,就知道什么是哲学了。”我的意思,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一种非常感性的东西,仅仅就是一种观照一般的感觉、情绪。从哲学萌芽开始,人类关于一定对象的一般感觉、情绪都纳入在哲学的范围,这种一般感觉和情绪可以予以表述,也可能只是介于似乎可以表述似乎不可以表述、不能够表述的悟性状态。因此,哲学是什么?哲学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哲学,什么都不是哲学。这就是真正的哲学,天真的哲学,自由的哲学,是不称为“哲学”的哲学。哲学就是人类精神。

这种真正的哲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无论中国春秋-战国还是古希腊的智者、哲人,他们的精神都将是人类永远的财富。不仅这些智者、哲人,虽然演变为了学科的哲学把他们的思想纳入了学科的体例,但学科之外,这种天真、自由的传统仍然继续着、创造着,尤其在宗教、文学、艺术的领域有着特别的成就。我曾跟你说,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定也对文学、艺术有着自己的领悟,研究哲学一定也要研究或至少学习一些文学、艺术,原因正在这里。没有美感的人不可能会真正领会哲学,更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坚决地游离出哲学的教科书,在哲学之外,将得到哲学的创造性,或哲学的悟性。哲学绝不是纯粹理性的演绎,它而且也必须是全部感性的自由流动。在真正的哲学面前,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体论、认识论的体例逻辑,甚至称不称“哲学”都不是件并非必要的事情。在天真、自由的思想面前,不存在什么必须要从所谓本体论出发的枷锁。恩格斯把一切哲学按本体论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别,是从自己哲学观点和体系出发的精神武断。至少,在中国就缺乏这种分野依据,无论是“天”还是“气”、“五行”之类,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它们都是具有拟人性、灵性或神性的自然物或现象。当一个母亲安慰跌了交的孩子说:“这门槛真坏,妈妈打它。”她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童话家安徒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祈祷着暴风雨快些停止的农民、路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哲学成为学科,并不是哲学必须学科化,而是由于其它学科的陆续形成始终留着一个精神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地也获得了学科化,这就是哲学。这当中有两个问题不能混淆。一个问题是:一切学科都是哲学的。不是哲学是其它学科的总结和指导,而是其它所有的学科(基础的、一般的学科)本就是哲学。物理学是什么?物理学本就是哲学,所有研究和发现一般物理学原理的伟大物理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是这样,其它学科——数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也是这样。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学科的哲学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也要遵循一切学科的规则,对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规定,并形成自己的体例。从学科演变的角度说,一切其它学科所没有纳入或成熟纳入的研究空间或精神空间,都属于或暂时属于哲学的领域。但是,体例的形成一定会带来狭隘化的倾向,会缩小哲学的空间,因此,作为学科的哲学对自己规定的空间一定小于其它学科所留下来的空间。

因此,包括哲学在内的全部学科的研究空间或精神空间的总和,一定小于人类已经研究和应该研究、可以研究的空间或人类已经拥有和应该拥有、可以拥有的精神空间。这正是包括哲学在内的全部学科可以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条件。但是另一个方面,由于哲学并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同时也是它本身,是天真的、自由的,因此,本来的哲学或真正的哲学不会放弃人类任何的研究、观照空间或精神空间。由于此,人类关于一般问题和知识的研究总是充溢的,既具有永远的包容性,又具有永远的膨胀性。人类不会放弃任何可以认知、感受、领悟、猜测、虚构的实在和虚在的对象。

哲学——我们不必定义清晰地使用这个词——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它越来越专业化的同时,它的内在更有一种突破自己的冲动,它的外在受着把它挤破的强力。自从哲学成为一门学科,它就把自己建立在了悖论的基础上,它试图成为自己,但永远不是自己,而它的生命力也恰恰就在这种冲突中维持和爆发。其它的学科由于成熟为学科而获得稳定的发展,而哲学则并不因为成为学科而获得这种前景,相反,它甚至无法建立起自己稳定的学科体系。正是从这一点讲,今天的哲学在它基本点上的确定及其智慧,并没有超越早期的哲学文本,今天的哲学家并没有站到比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的那些智者、哲人更高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科,当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诞生,哲学的原有逻辑体系就可能被整个推翻重建,而它的这种重建,又正是人类智慧保持和获得年青生命力的证明,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所在。哲学,永在建立标准,又永没有标准。哲学,是所有学科中最苦难的学科,又是所有学科中最快乐的学科。

必须分清哲学知识家与哲学创造家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是哲学家。哲学知识家是关于以往哲学知识的研究家、整理家,他们对整个哲学或哲学某个方面的知识有着详细的研究和掌握。哲学创造家是关于哲学的思想家、创新家,他们并不一定对哲学有着渊博的知识,但却为哲学学科添加着新的知识、智慧。哲学知识家可以是哲学创造家关于哲学知识的良师,优秀的哲学知识家总是可以及时发现、挖掘和推崇出哲学创造家,并把哲学创造家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创造家则并不一定要把哲学知识家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并不一定要有关于哲学学科和知识的完整概念。一个作为知识家的(中国)哲学教授一定要读过康德、王阳明,但一个哲学创造家则并不一定要读过康德、王阳明。没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哲学学科,可以诞生苏格拉底、老子,但现代哲学学科知识体系则不能没有苏格拉底、老子。有哲学知识家,哲学才能够作为学科得以延续和继承;有哲学创造家,哲学作为学科才能够生气勃勃,才能够进步、发展。哲学的发展,或者说人类智慧的发展,这两种人都不可缺少。同时,这两种人也并不是界限绝然分明的两种人,一个优秀的哲学创造家一定也是一个哲学知识家,一个哲学知识家也可以是一个哲学创造家。

但是,毕竟做哲学知识家易,做哲学创造家难。平庸的哲学知识家仅仅通过培养就可以成批出现,一个毫无感悟力的人从哲学硕士读到哲学博士、从哲学讲师熬到哲学教授、作为一种职业方式多读哲学著作,就可以称为哲学家,但一个哲学创造家则必须有独特的感悟力,没有一个哲学创造家是平庸的。哲学创造家诞生的困难在于,仅仅刻苦努力、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并不能成为哲学创造家,否则,仅仅只要多读书、勤思考就可以创造了。哲学创造家也并不是提出几个新概念、提出一个什么主义就可以称作哲学创造家了,否则,新词汇、新主义层出不穷的现代思想界就是哲学创造家遍地如毛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也诞生不出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创造家。因此,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创造家的诞生,不管其思想形式和内容是否能够为当时人们所接受,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幸事,是人类智慧进步的重要事件,是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宝贵财富。

哲学知识家天然地有着精神保守性,这与他所主张的哲学精神是否强调开放性、革命性无关。在逻辑上,哲学知识家都会追求清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他们会努力把哲学体例化、系统化、程式化,或者说,哲学在哲学知识家手上一定会倾向于格式化,使哲学成为格式化的哲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步的必要,但是,这同时也是哲学的衰退,是哲学天真状态的失去,是哲学自由精神的封闭甚至堕落。通过哲学的格式化,哲学渐渐成了一种用繁杂的概念、死板的定义、清晰的原理和教条堆积的学科体系,成了一株将枯的老木,成了令人恐惧的勉强行走着的僵尸。明确的定义,以及清晰的原理,虽然一些哲学创造家也会采用这种表述形式和方式,但至少在精神上,他们会觉得这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他们会藐视一切固有的定义和原理,即使表面上可能会非常尊重所谓权威的、公认的表述方式。一些哲学创造家同时也是非常渊博、优秀的哲学知识家,但他们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已有的概念和命题。

格式化的哲学有着顽强的保守能力。不过,不要按照庸俗的进化观点理解保守这个词,一切哲学,在根本意义上都不存在先进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从它们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上加以比较完善或比较不完善的判断。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老子、孔子、墨子,他们的基本思想在今天并不存在已经落后的问题,更不存在他们错了的问题,我们只能说,今天的时代需要今天的哲学,他们的语词总体上在今天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不适用性,他们的智慧已经不能够更完善、更方便、更恰当地解释人类已经增长了的感受、经验、知识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着保守与开放与进化的问题。哲学的保守能力,不在于以往的哲学在精神上是否伟大,而主要在于当哲学成为一种学科或思想成为一种学派、流派时,就有了无数的知识家要靠它吃饭,无数的利益者要靠它证明自己的立场正当性,一当有一种新哲学出现并成为“权威”,就将可能有无数不能改变自己的平庸知识者失去饭碗,无数的利益者将可能被证明为非正当。当代中国,当一种新哲学横空出世并得到人们认同,将会有多少哲学教授变得毫无价值?仅仅这一点,就够新哲学家空前绝后地付出精神和人身的代价了。曾经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在一个巨大的集权的帝国环境中,无数孔门腐儒垄断着思想饭,这是中国哲学没有获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今天的中国,一个哲学创造家就跟当初面对教士垄断思想饭环境的意大利的布鲁诺一样,是要准备着付出生命代价的。一些平庸的哲学教授只要在什么鉴定书、意见书上签一串“权威”的名字,就足以置一个天真、自由的甚至伟大的哲学创造家的生命于死地。

好了,现在直接谈哲学的本体论起点问题。从前面我所说的可以知道,对本来的、真正的哲学来说,从本体论建构哲学实在是个假问题。哲学的逻辑是什么?哲学的逻辑是个球体,不仅任意一个点都可以作为全部哲学的逻辑起点,而且,这个球也并不需要达到理想化的整圆形,它可以是扁球形的,可以是橄榄形的,等等,甚至它的表面也可以是缺损的、任意下陷或突出的,即它的体系是可以大致自圆其说的,它的表述方式可以是多种方式的,甚至就是诗的、散文的、杂文的、语录的、小说的、戏剧的等等,它的逻辑是可以缺损的和奇兀的,甚至在某些命题的表面形式上可以是互相冲突、互相否定的。因此,对哲学创造家来说,他既可以从本体论出发,也可以不从本体论出发。由于哲学知识家关于哲学本身的精神资源主要是哲学创造家们的哲学思想、语词和逻辑,因此,作为一种学科的哲学就也并不一定要从本体论出发,从这个角度说,哲学学科也并不存在必然的本体论起点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本体论出发仅仅只是某个或某些哲学学派的主张和观点,是他们为自己规定的逻辑原则。如果一定要公孙龙子从本体论出发,他就只能一闭眼睛说“天九天,日十日”了,但这不过就是让他多设计几个意义重复的命题罢了。

虽然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充满智慧的本体论思想,但某些体系化或学科化了的学派比如儒家学派却缺乏本体论起点传统。这本不是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官定的同时也是外来的哲学体系是以本体论为出发点的。在这个体系,当抽去本体论出发点后,它也就将发生全面崩溃,以它垄断的中国哲学学科也就失去了根本依据。中国以一种学派垄断思想二千年后,又变成了用另一种学派垄断思想,似乎发生了变化,但从思想的基本逻辑意义上说,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五四”的成就已经从思想根子上即精神上被彻底摧毁。就象以往两千二百年里中国的哲学并没有根本的和真正重要的进步一样,今天中国的哲学也没有任何进步,虽然表面上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新潮名词。所谓的进步,仅仅是器物层面上的,是技术的进步,根本上则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进步和变化。因此,就象两千年间中国充斥了无数腐儒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充斥着无数腐儒;大学办得越多,博士、教授就越多,腐儒也就越多。并不是腐儒们是天生的腐儒,他们本不腐,但在一种学派垄断下,饭碗和语境决定了他们会成为腐儒,而且多数是真心诚意的腐儒——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的哲学话语中滥用着“科学”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标榜的词汇中得到印证,似乎一唯物一辨证就是天下独尊的科学的哲学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本体论出发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绝对教条,人们就不知道了哲学也是可以不从本体论出发的。哲学是可以从任意一个角度出发的,从本体论出发只是一些学派的逻辑和体系特征、规定和观点。本体论仅仅是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内容,但并不等于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三)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三)


问三: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是否继续适用?它们有哪些不足?

答三:
适用的前提是用者的存在。没有用者,也就无所谓适用或不适用了。所谓用者,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用者的意志,一是用者的能力,或技能。无意志不用,无能力不用,有意志无能力不用,无意志有能力不用,意志与能力于用不可或缺。意志是用者的存在,能力是用者存在的实现。

用者意志的构成,有动机、目的、价值。动机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目的倾向,或倾向的目的,一是情欲的驱动。也就是说,动机的构成并不一定是呈现于意识层的,更不等于就是理智的。凡目的,一定是呈现于意识层的,即是明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定是完全理性的,因此,所谓明确,也可以是模糊的明确,是大概的目的,并不一定等于明晰。不能象常见的论者那样,把动机与目的混淆为一件事。动机是发动的机制,目的是发动的方向,目的可以促使动机的形成,但动机并不仅仅由目的促成,它一定需要欲望、情绪。只有当用者处于空、无的状态或自觉处于空、无的状态,并产生或形成对空、无进行充实的情欲时,以及用者处于实、有而溢而多或自觉如此,并产生、形成情欲时,目的才会对动机的形成产生作用。而目的也不是本有的,它是在充实空、无的情欲或释放溢、多的情欲塌陷或爆发中搜索而产生的,搜索的过程才是理性加入的过程。动机与目的的互动形成价值。系于情欲的存在,价值既可能是本能的,也可能是意识的,只有呈现为意识并由理性主导的价值,才可以称为价值观。因此,用者意志一定具有意识性,但也一定具有无意识性;既可能是明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理智的,也可能是非理智的。意志,虽然是简单而快乐的,但它总是充满着内在的冲突和痛苦,它经常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系于此,当我们在说适用时,其实自己也并不一定确定是否真的适用。适用情欲的,未必适用理性;适用理性的,未必适用情欲。不适用的,我们可能判断为适用;适用的,我们可能判断为不适用。身体在愤怒:“他鞭打我,夺了这暴君的鞭子。”理智却在说:“不能反抗,必须忍受。”理智说:“不能再吸毒。”神经系统却在呼喊:“吸一口吧,就吸一口。”因此,所谓适用,意志的判断总是那么地不可靠;当意志宣布适用时,经常是一种武断、刚愎,不仅可能在欺骗别人,也更可能是在欺骗他自己。

问题更在于,意志是谁?当用者说适用或不适用时,从他个人言,他说的是过去的他还是现在的他,还是将来的他?抛开他个人,那么,他说的是几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某个团体,还是国家、民族,还是人类?而所有这些,也有着过去、今天、将来的区别。他自己弄清楚了没有,我们听清楚了没有?他说的适用,是不是等于我的适用?等等。

当意志进行适用或不适用的判断时,其实还仅仅只是按照自己价值满足程度的判断,即,是用者按照用的结果从主观立场进行的价值判断。这就涉及到结果到底是什么结果的问题。结果当然是用的结果,但用并不等于一定有此结果。结果的形成,在用者与他的能力有关,器具再好,能力不行,仍不得理想的结果。但又不仅仅是能力问题,还涉及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枪走火正好打中一只山羊,由此就得出走火是狩猎好方法的结论,实在是失去理性的理性。狩猎毕竟不是只有一个人做过的事,所以还可以通过比较证明这结论的荒唐,但更多的事情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比如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如此。基于历史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借这历史理性的天然缺惑,无数统治者和统治集团都用结果证明自己的主张和行为的适用,即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但是,结果其实什么都不能证明,用结果进行证明本身,仅仅说明的是一种成王败寇信条。因此,在一切无权力均衡的时代,历史证伪的最终途径只会是推翻、打倒,只有在权力均衡的时代,也即有了一定限度的比较可能时,历史的理性才会露出些曙光。是一些曙光,不是全部曙光,因为,今年与明年毕竟不能真正重复,历史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在根本上并没有化解。历史,永不能彻底证明为对,永不能彻底证明为错,这正是历史波澜不平的动力。

可见,适用与不适用,对与不对,好与坏,等等,不是理性所能够承担的责任,而是功利的判断。当说“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是否继续适用”时,这不是理性所可以回答的。这是功利主义回答的问题,是用行为及其结果进行解决的问题。一切证明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继续适用或不适用的理性,都不是真正的、纯粹的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了一种工具进行着利用,因此,是理性化的功利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理性化。理性唯一可以做的,是研究和讨论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是否是真的。当然,理性作为人的一种认识方式,在其终极的意义上也具有着功利性,但这种功利必须在两个方向上达到完全或努力达到完全,一是全部的人类,一是全部的历史(包括全部未来的历史);在其方法上则必须尽力包容全部的认识对象,不能排斥任何例外的否定事例。因此,理性的功利与功利主义的功利有着很大的不同。理性化的功利主义通常会强调全部人类和全部历史的功利总是要由现实的功利积累,以此为功利主义辩护,这正是功利主义得以理性化的基点,因为,理性并不否认现实功利的现实合理性。但理性与理性化的功利主义所区别的是:不以现实的功利作为证真或证伪的绝对依据。

因此,不别用理性化的方法把脑筋弄得太累。有用,所以有用;无用,所以无用。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有用,所以是有用的;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无用,所以是无用的。需要讨论的,是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决定意识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此,作如下简要的评价:

对立统一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最重要的一条规律和教条。我并不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个恰当的表述。无论是对立还是统一,都是一种存在状态。这两种状态各有其特点。对立的各方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当对立的各方处于不平衡状态时,对立各方所组成的系统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某方可能逃逸出这个系统,也可能会被吞噬,或改变其作为对立关系中的地位,失去其作为对立着的一方的存在本身。即使对立各方处于平衡着的状态,某一方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动因,自由地改变自己在对立着的系统中的存在性质。这样,对立着的各方组成的系统就发生质的变化,由此系统变成彼系统,甚至彻底失去系统性。对立着的状态在持有其系统时,这个系统是个整体,因而是统一的。当系统性失去即原有的整体发生崩溃时,统一也就瓦解。因此,对立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不统一的。辩证法不能解释这种失去统一的情况,因此,总是会变成一种诡辩法,会强调在原有系统失去后,一定会形成新的系统,因而还是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新的统一。这种诡辩不能解释的是:既然是新的统一,那么,它就不是原有的统一状态,作为新的统一的整体系统诸要素并不一定是原有统一体的要素,此统一已非彼统一,岂可混淆?难道彼对立即是彼统一又是此统一的基础?辩证法诡辩所要证明的是对立后的统一,是要得出对立作为事物变化、进步的动力或原因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统一的状态是否仅仅由对立着的因素构成?

统一的状态是统一体的存在状态,这个统一体是自为系统的整体。任何整体作为一种存在的基本特征是其稳定性,或不变性。稳定着,所以存在是这的存在,不是那的存在。从我们人的角度说,所处天体系统甚至宇宙系统以及微观世界的稳定具有基本的意义,没有稳定,人类就不能生存,就不能存在。所谓统一,在基本意义上就是存在系统的稳定。没有系统的稳定,存在就无所谓统一,或说就失去了统一。构成存在稳定性的原因在两个方面:一,存在系统诸因素作为此因素必须保守自己,否则,它们就不再是此因素,而是彼因素。不仅如此,当诸因素不能保守自己时,它们就永远不会成为此因素,从而也谈不上成为彼因素。二,存在系统诸因素作为此系统因素必须保守自己,它们在系统中具有向心倾向,否则,当它们离心而脱离此系统,就不再是此系统因素。但是,仅仅是稳定的,存在也就不能够存在,它将被系统诸因素的向心倾向压扁,向死亡坍塌,从统一走向同一。同一是失去诸因素的状态,是死的一。统一是具备诸因素的状态,是活的一。也就是说,统一除了稳定、不变,也还有着游移、变。变是存在的根本特征。根本意义上的统一是存在系统的变。因为变着,所以,稳定就是活泼的、富有生机的稳定,统一就是变化着的统一,存在系统就是开放的系统。从人类来说,有了变,也才有了痛苦和快乐,才可以延续生命,生存着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就象人的存在必须依赖稳定一样,人类的存在也必需依赖变化。

当存在系统是诸存在系统中的一个时,其外部的影响构成了变的外在原因。变是有条件的变,条件构成了变的全部基础和前提。在系统内部,变的原因在于系统诸因素的差异性,差异性是条件的核心特征和内容。由于差异,诸因素除了向心倾向和同一倾向,它们为保守自身的存在也必须占有自己的存在空间,也有着离心倾向,使整个系统呈现出“爆炸”性,即使向心过程和同一过程,也还是变的一种方式。因此,差异着的各方有着丰富的关系,而对立,仅仅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种。统一的诸因素除了对立,也还有同一、共存、吸引、游移、漂离等等关系。也就是说,统一着的存在并不仅仅是由对立着的因素构成的,无论是稳定还是变,在其内部都是由差异着的诸因素及其丰富的关系共同组合、结构成的存在状态。

因此,对立只有当其作为统一体的主要关系时,才可能呈现为统一体的主要特征,但仅仅只是主要关系或主要特征而已,它并不能取代和消除其它关系和特征而成为统一体的唯一关系和特征,更不等于是统一体始终的主要关系和特征。从一种统一体演变为另一种统一体,从一种存在演变为另一种存在,是统一体或存在的全部差异着的因素、关系在稳定与变化的消长中共同完成的,只不过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因素、关系会起着不同的作用。既不能认为原有的统一体是仅仅由对立构成的,更不能认为仅仅是由对立形成新的统一体。如果辨证法诡辩把差异解释成对立,并不能够说明其机智,所反映的只是其崇拜斗争的狂热动机,他们的对立无非就是斗争的替换词,统一无非就是斗争利益的掩饰词。所谓对立统一并不是什么规律,而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也不是所有事物变化的表面现象,而只是部分事物变化的表面现象。在经验认识中,人们往往会由于看到主要的现象而忽视、忘记其它次要的现象,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可以看到一些事物由冲突而稳定,由稳定而冲突,因而得出对立统一的现象规则结论,并借助于哲学语言上升成了所谓的规律。对立统一一当被当作规律,并被极端化,就一定会在辨证法诡辩中构造出斗争哲学——不仅将通过斗争获得,一旦获得,也就将通过斗争捍卫既得利益。因此,所谓对立统一规律是功利主义实现理性化的一大成就,它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工具将会有长期的生命力。

“物质决定意识”是一个涉及本体论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的主要基石,是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和最高成就。我曾经是这一命题的热情崇信者,但是,理性的严肃性使我渐渐怀疑起了它内在精神的准确性,虽然我大学时代就意识到了它有着庸俗主义的倾向,但这毕竟不是主要的。没有一个命题象这个命题一样消耗我,我化了十多年时间苦苦思考它,在星空下游荡了无数个深夜。

物质决定意识(或精神)的逻辑前提是个二元论,即把存在——或世界——划分成物质与意识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这种划分相对一元论的神学唯心主义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把哲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哲学)从神学唯心主义(一种学科化了的本来的哲学)中真正解放了出来。虽然一元论的思维并没有因此消失,这种划分也是从神学一元论走向哲学一元论的一种必要途径和手段,但这种划分本身已经开辟出了一个二元论智慧舞台,确认了物质与精神(我不用“意识”,而用“精神”)的逻辑并列关系。康德的伟大之处,是在他仍然没有摆脱一元论思维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二元论智慧。但康德的成就近乎昙花一现,他的二元论智慧被黑格尔演化为了一种称之为辩证法的方法论、认识论,悄悄抹去了其本体论意义。

仅仅从二元论而言,对世界的阴阳二元划分在中国哲学中是个古老观念。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划分在欧洲哲学则是个伟大的成就。但这一成就又是被绝对限制的成就,原因在于一元思维在欧洲有着古老的传统,其定势几乎难以改变。因此,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划分不得不仍然接受一元思维的左右。并不是欧洲的思维中本没有二元性,任何地区的人类都会有二元的甚至更多元的思维方式或因素,欧洲早在荷马史诗中,就有了神、人、半神半人等的区分。也不是中国没有一元思维,中国哲学一元论最伟大的成就是老子的道。不能认为一元论比二元论更优越,也不能认为二元论比一元论更优越,它们在思维上各有其特点,仅仅从思维的活跃性上讲,二元论或多元论比一元论可能会更自由。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划分为欧洲哲学在古希腊之后的再度辉煌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种辉煌是在一元论困境中的辉煌,也即:哲学家们最终仍然要从物质与精神中探索出更本原的东西,这种探索不是象中国的老子那样在阴阳背后找出一个道来,而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选择出一个更本质的本原。并不是道比物质、精神更高明,而是因为阴、阳与物质、精神是两对差异很大的范畴,阴、阳是偏向于存在表象的范畴,物质、精神是偏向于存在实体的范畴,因此,从阴、阳后面可以找出更本原的道,而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只能选择出更本原的物质或精神。不仅如此,当确立了道的本原地位后,阴、阳的累加仍然覆盖了全部的存在,因而其作为二元的本原范畴并不因为道的确定而失去地位(因此,老子同时也是多元论者);而当物质或精神被选择确立为本原后,另外一方就不再具有本原地位,而只能成为本原的派生、结果、现象甚至虚象、虚在。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在本体论上面就不需要进一步的发挥和争执,不管什么流派,只要愿意和需要,都可以自由地使用道和阴阳范畴,即使有神无神、有鬼无鬼之争,也不必伤及本体观念(神是阳,鬼是阴,有神无神、有鬼无鬼不过是争议阳物和阴物中有没有这两件东西而已)。而欧洲哲学则不同,一元论下物质与精神的本原问题由于涉及两个范畴的互相排斥,因此,本体论就成了个绕不开的难题,哲学家们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形成了唯物与唯心的区别,以至恩格斯以为这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标准,以一家立场划分全部哲学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流派。

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独占的哲学观,马克思的唯物精神本就与费尔巴哈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除了用辨证法改造了唯物主义,更进一步把唯物主义从哲学本体论推演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他的庸俗倾向正是在这一推演中发生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其鲜明的功利主义目的,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有着斗争的和革命的属性,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中,斗争性和革命性充分包涵在了“决定”这一关系词里。当然,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地表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都使用过多种方式,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物质决定意识”无疑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表述法。即使同样持物质与精神的二分观点,并从唯物主义立场确定物质为本原,两者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首先,两者是一个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物质生成精神,精神由物质的演化生成;其次,物质是无意志,精神是意志,而“决定”则是意志的决定,因此,物质不是决定方,精神才是决定方,物质没有任何可以决定精神的意志;再次,从意志的角度说,精神也创造物质;再再次,如果要使唯物主义立场彻底化,那么,就应该从本原中使物质范畴达到纯粹,从而,必须得出精神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状态的结论;最后,极端化的唯物主义,必须彻底否定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二分必然会具有二元论倾向,从而为唯心主义留出空间,也即认为精神即物质,这样,物质与精神也就无所谓决定与否的问题了。

“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的关键还不在表述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决定”一词上,它的关键在物质与意识的二分法或二元论上。当存在方式被分作物质与精神时,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成为了思想者的外在对象,也就是说,物质与精神被当作了人以外的存在。如果一定要说物质与精神中已经包含了人的存在,那么,人就不再是一种完整的存在,而成了被分割了的存在,因为,一方面,精神是人的,人是精神的;但另一方面,人的机体决定了人也是物质的,这样,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或二元对立中,人就被劈作了两爿。存在是个完全词,这一范畴不能抛弃任何存在着的因素,人不是存在之外的存在。人是活生生的,是个完整的存在,它不能被分割。物质与精神并不能发生直接的关系,它们的关系是通过人发生的。人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存在。当人把自己当作外在之物讨论本原问题时,所谓本原的外延就发生了严重的缺损,并失去了意义。

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可以简单地确定出一个三元论出来。物质、人、精神之间的存在状态和关系要远复杂得多。物质——自然物质——的演变生成了人,而人之所以作为人一定是有精神的。人之所以是人了,一定是创造了人的物质。人的物质是由有精神的人创造的,因此,人的物质一定包含着精神,或可以说是精神的物质。人一当发生,物质就不再仅仅是自然的物质,它也包括着人的物质,自然的物质与人的物质是不可混淆的两个范畴。人的物质包括着人本身的物质——人的机体,和人的机体以外的人的物质,自然物质作为人的机体以外的物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具有不断向人的物质演化的趋势,而这种演化也是人作为活着的存在的必要过程。精神是人的,没有精神则无所谓人的存在。精神是以人的机体为基础的发生,因此,人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是人的存在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表现,这种外在表现具有超越人的机体的倾向,即总是在人的活动过程进行着外化,因此,人的存在与精神的存在并不能互相同一。人类组成的个体性决定了精神的外化过程同时也是从此人到彼人的过程,在此人是外化,在彼人是内化,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人的精神交往状态,并在这种精神交往中,精神的存在具有了现实的双重性:个体性与类性。而精神的外化在人的活动中也实现了超人性,它不断地内化为了人的物质的精神存在。不仅如此,精神这种发生于人的机体的存在不占有任何实在的空间和时间,因而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和包容性,不受制于任何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也不受制于任何具体的个人的机体约束。但是精神作为人的精神,活着的精神最终受制于活着的人的活动,并是活着的人的活动的一个内容。

可见,所谓本体是一种活着的本在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但一切因素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当把人的存在割去或割裂,从物质与精神范畴着手,就一定会产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唯物主义的根本依据在人从自然物质的发生,所以,唯物主义只有在进化论诞生后才能真正摆脱思辩模式,这也是恩格斯努力讨论人类诞生问题的根源。唯心主义的根本依据在精神的无限广延性和包容性,所以,唯心主义虽然更惯于思辩,但也更需要努力证明所有事物的精神性,因此,总的来说,唯心主义哲学家比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哲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四)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四)


问四:
您是否赞同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有否其它根本的矛盾类型?

答四:
这个命题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与精神观点引申到社会历史领域后得出的结论。使用“矛盾”一词,是一种中国化倾向。在中国的语词里,矛盾主要是一种对立关系,任何一方经过冲突都可以成为独自的存在。所谓没有矛就没有盾,没有盾就没有矛,仅仅只是虚理,而不是实际;在实际中,没有矛仍然有盾,没有盾仍然有矛,矛或盾都可以在击败对方后成为“专制的整体”存在。因此,虽然解释说有统一的一面,但矛盾一词更反映了一种斗争哲学观。在联系着的双方,它们的关系并不仅仅就是对立或对立的统一,它们的关系比这远要复杂得多,因此,与其用矛盾一词,不如用关系一词;只有当双方主要呈现为冲突的状态时,或仅指其冲突性时,矛盾一词才能够是恰当的。

从关系范畴对整个人类进行考察,人类根本的关系必须依其存在的状态和活动的方向才能够确定,不同的指向有不同的根本关系。就人类本身之外来说,有两种根本的关系:一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是人类与造物界的关系。就人类本身来说,根本的关系是机体与精神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灵与肉关系。从人类构成的角度说,根本的关系则较复杂,有个人与类的关系,有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当人类从人口非常少的种群增长为有许多的人口时,人类就由许多个群体构成,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人类的关系就演变为人类的根本关系内容。所谓根本关系,是存在着的根本,失去这种关系存在就不再存在,或失去了此存在而全面演变为了彼存在。人类的全部根本关系的演化,所最终落实的关系是生与死、生存与毁灭;生与死、生存与毁灭的关系是个人、群体、人类存在着的全部过程,它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更是将来的。

人类与人类社会这两个概念是经常被混淆使用的,但它们是两个差异的范畴。因此,人类的根本关系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并不能混淆。如果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仅仅就是指人类的根本关系,我前以分举了。如果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仅仅就是指社会的根本关系,则必须弄清楚社会这一概念;只有弄清楚社会是什么,才可以探讨社会的根本关系是什么?

一般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是共同体不错,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共同体还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第一件可以推敲的是人类的共同体。人类作为一个类概念,并不从来就是一个现实共同体,比如新大陆发现以前,老大陆与美洲大陆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只是在之后才逐步形成了一个现实的共同体。整个人类形成为一个现实的共同体,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把全世界纳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并开端了人类真正的世界史之后,其最后的完成是英国人用大炮敲开象肥胖的软体动物一样倦缩着的中国的硬壳之后。之前,所谓共同体仅仅是类的概念,在其现实性上,所体现出的是一种趋势,各地区人们因在这种趋势前持推动、参与或保守、拒绝的态度而产生不同的历史命运。只有当世界体系形成并开端了世界史之后,人类共同体才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才可以现实地泛指一切人类的共同体。但是,人类并不因此而有共同体,人类从其诞生的那时起,就是以共同体的方式诞生、发展并存在着的。因此,在使用人类共同体这个概念时,必须清楚地把握这个概念的历史性意义,或者,可以模糊地用“人们的共同体”或“人的共同体”取代“人类的共同体”,以避免不确切的滥用。第二件可以推敲的是生活的共同体。生活是人们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但并不等于人们进行着的全部活动。人们在共同体中进行着的活动,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远不是生活这个概念所能够包容的。只有活动一词才可以予以覆盖。因此,共同体是人们进行着活动的共同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社会,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共同体。

仅仅这样理解社会这个概念还远远不够。人们依赖在地球表面生存着的实际决定了社会在空间上的平面分布性。根据全球人类是一个平面分布着的体系,可以称为人类社会。根据具体地域的状况,可以称为特定地域的社会,并予以层次的分析和综合,比如亚洲社会、东亚社会、中国社会、长江流域社会、山区社会甚至某乡村社会等等。依这平面分布的基础,从总的说来,社会又可以分作六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于自然性的诸种共同体,比如种群、族群、种族、氏族、部落、民族、家族、宗族、城市、乡村、两性等;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人们的文化观念、意识、习俗等的共同性特征构成的共同体,有语系的、宗教的等,通常与第一个层次具有复合性,但并不尽然,比如汉语系就突破了汉人乃至中华民族的范围,基督教几乎遍布在了世界所有主要民族当中,等等;第三个层次主要是基于生产的或经济的权益体系、制度、等级构成的共同体,比如庄园、农场、市场、企业、行业、产业、阶级等;第四个层次是主要基于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构成的共同体,有核心部落、国家、国家联盟、政府及其机构、军事组织、法律组织等;第五个层次主要是基于文化、知识、消息、娱乐的传播、研究、继承、合作等形成的共同体,有文艺、教育、新闻、体育等团体;第六个层次主要是基于各种共同的政治、社会观念和利益形成的共同体,有政党、政派、各种社团等。这六个层次界限和位置并不是绝然分明的,比如政党,当其成为国家的权力体系并制度化时,就从第六层提升到了第四层。比如宗教,当成为一种庄园生产体系时,就延伸到了第三层;当国家的政权成为宗教政权时,就延伸到了第四层;当成为一种教育、研究机构时,就延伸到了第五层;当失去国家权力、仅仅是一种一般政治力量时,就延伸到了第六层。不管是哪个范围和层次的社会,时间之流决定了全部社会的历史性。

在一定的限定之下,我们可以把整个人类称之为一个社会。但是,仅仅这样,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就会失去巨大的意义;社会范畴包含着更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就更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来说,社会是介于人类与个人之间的中间体。也就是说,人类并不是由个人直接简单累加的,而是要由社会这一中间体进行组合的。人类是活动着的社会的总合。

但是,人类就其直观的角度讲,不可置疑地是一个个个人的集群。因此,就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作为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体,是否是由个人直接组成的?是否必然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前一个问题答案:不。后一个问题答案:是。个人并不能够直接组成社会。任何社会共同体,都不是一些个人的简单累加。但是,任何社会共同体必定是一些个人的总合。

个人与个人之间,一当现实地遇见或联系,他们就一定不是两个孤立无关的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已经现实地和合为一种关系了。这一点,取决于深刻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至少在生物学意义上已经把他们归为了同类;而且,他们也自觉到着这种同类性。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他把对方当作的是人,而不是野猪或者其它。不管他们是否听得懂彼此的语言,他们都是把对方当作人来理解对方的表情、动作、声音和意思的。这两个人的相遇、在一起或交臂而过,已经不是两个各不相关的个人,但也没有构成社会共同体,那么,所构成的是什么呢?是仁。仁者,二人。仁既是发生了类的关系的人们,也是这些人们发生了类的关系的状态,是人们最天然、最自然、最本然、最必然的存在方式。

说到这里,不得不讨论人群或人的群概念。人群是人的集群或群集,是个人的总和。从直观的角度说,人群是个人的聚集,是可见的一群人,其最低数是二人,最高数是所有人。但是,仅仅这样数学地理解人群是肤浅的和不够的。人群仅仅只是更深刻的内容的表面形式,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透视才能够把握其内在。当把人群看作是建立在某种稳定基础上的群体时,人群就成为了一种共同体,可以称为群体,因此,人群即社会。但是,人群一定就会构成共同体吗?不,人群也可以建立在某种非稳定的基础上,可以是自由的、散漫的甚至是临时的聚集,它并不一定会构成“体”,即人群并不一定是群体,并不一定是人们的共同体,它可以仅仅只是类的某种方式的聚集,仅仅就是人群。人群只是人群。我把这称为仁群。因此,人群的内在有着两种情况:趋向严密的谓之群体或社会,趋向散漫的谓之人群或仁群。人群之所以可以是仁群,因为人是仁的,仅仅是个人们由类的原因促动并出于类的认可的聚集。

社会与仁群(或仁),这就是欧洲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历史学说分野的全部奥秘。具有悠久部落或部族迁移、联合和冲突史的西方对共同体有着更自觉的意识,而具有悠久方国(诸侯)基础上的王朝史的中国对人与人的类性更有着自觉,因此,社会更是西方学说的基点,仁则是中国学说的基点。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仁群(仁),它们都是人类与个人之间的具有自己特性的中间层次。个人之间并不能直接组合为社会共同体,他们首先是作为同类聚合而为一定的仁群,而仁群是人群,这种人群在某种原则基础上趋向严密,便是一定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为了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并不是个人们直接的、简单的共同体,而是人们在类的聚集基础上的共同体,即社会是以仁群为基础的。虽然在直观上社会与仁群都是人群,但这是有差异的两种人群,它们分属于两个逻辑层次。由于仁的核心是个人之间的人类性,因此,从个人到人类的组合就贯穿着了统一的精神,这种统一精神在仁群和社会两个中间层次中都得到着贯彻。

现在,可以考察社会的根本关系问题了。社会作为一个中间层次,在其外部,与人类的关系和与仁群的关系就是它的根本关系。当人类还是一个种群时,整个人类就是一个种群共同体,即一个社会,因此,人类即社会,社会即人类,社会是个没有意义的考察工具。只有当人类人口增长到一定并分解为多个共同体时,社会才不仅是有意义的考察工具,而且也是切实的观念,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才现实地呈现出来。但是不管在何种历史条件下,社会与仁群的关系总是发生、存在着的。从社会本身言,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多种类性决定了社会的根本关系在社会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之间发生,或者说,社会的根本关系就是不同的或差异着的社会体之间的关系。当从社会内在角度试图不断探索其根本关系时,恰恰不能得到最终结果,而是社会关系的趋无、失去,演变而为了另一个层次的关系,即仁群的关系。即使在种群时代,仁群的关系或仁的关系也是人们一般的、现实的关系。可见,在社会的根本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没有它的地位,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属于社会根本关系的范畴。

当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当作人类社会根本关系时,只有在社会作为生产共同体时,或当把社会看作是生产共同体时,才是可以成立的关系。这是一个抽象。这种抽象把全部的人类社会仅仅看作为了一个社会,进而把它约定为了一个生产社会,并以某个具体的“典型”的社会作为其进行历史演绎的实际基础,获得从抽象而现实、从现实而抽象的结论。这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全部思维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是牛顿加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是他那个时代所可以达到的一座高峰,是人类精神的一个伟大成就。正是通过这一思维方式,马克思建立了他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学说,人类理性第一次对自己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比较详细、完整的规律性探索。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地球上唯一的现实的历史,因此,对它的研究恰恰不能从抽象入手,而必须从实证入手,只能从实证进行归纳,并随着历史的延续而不断调整归纳;第二,社会是活动着的社会体,它的活动包括着丰富的内容,只有当仅仅考察其生产活动时才可以简约为生产体,更不能因这种简约而把生产扩展成全部活动的基础,从总体的考察只能从总体进行考察;第三,至少在世界史形成以前的人类社会史具有现实的多元性,既不存在孤立的典型,也不存在某个地区历史的绝对典型性,更恰当的做法只能是对各地区社会演变史进行历史学穷尽,以此为基础进行归纳。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实证基础,是从他的辨证唯物论出发进行的理念演绎,一切历史事实都不过是可以任意切割的对这种演绎进行的证明,不仅把唯物主义演绎为生产主义(或经济主义)而庸俗化了唯物主义,而且蛮横地用欧洲史取代了人类史(其它地区的历史事实不过是对欧洲典型史的补充)。

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活动的考察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关系,如果试图把这一关系看作人类活动中的根本关系,就必须研究人类活动有些什么基本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生产活动处于什么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认为找到了生产方式并把生产活动构建为了全部活动的唯一基础,从而奠定了社会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在马克思建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时,把一般唯物论的物质一元论演化为了社会历史观的生产一元论。这样,人类的全部活动就建立在了生产活动基础上并由生产活动在根源上予以决定、支配,马克思用一个含糊不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法把欧洲典型以外的社会历史悄悄列为了非典型的变种,根绝了实证的历史对自己理论的逻辑伤害,恩格斯则通过建立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人的生产两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弥补和完善了全部理论内在逻辑的两个关键缺惑,并援引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的研究成果弥补欧洲典型在原始史方面的空白。在完整而刚性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当中,人第一次被庸俗化和贬低为了一种生产机器,历史的本质被庸俗化和抽象化为了物质生产的历史。

但是,生产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基本活动。生产是意志的活动,人作为生产者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其它更基本的或同样基本的主体条件,纯粹的生产者是不能发生和存在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至少发现了作为生产者的前提——人的更基本存在,自觉到了重大的逻辑缺损,但是,他并没有承认这一缺损,而是从维护自己已有理论体系合理性的角度,强行把人的自然繁衍活动纳入进了生产范畴,用人的生产命题武断地强化了自己理论的刚性。即使这样解决了逻辑问题,也仍然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历史问题,即人的诞生。一切关于人的抽象理论,都必须符合历史的抽象。所谓历史的抽象,就是历史的发生。一切历史实体不管其如何发展和膨胀,它的需要经过抽象剥离的基本存在属性,在其发生时总是自然而单纯地体现和表现着的,因此,正确的抽象结论总是会跟正确的历史追溯走到一起,理性的逻辑必须与历史的逻辑进行互证才能达到完善。恩格斯的卓越不仅在于他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于他着手解决并提出了劳动诞生了人类这个命题。虽然天才的恩格斯以他高贵的品格退居在马克思的身后,但他对构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大厦做得一点也不比马克思本人差,实际上,无论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实在基础,正是恩格斯的这个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命题。没有恩格斯的这个命题,不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全面崩溃,而且辨证唯物主义也竖立在了沙滩上,一阵不大的风浪就会使它倾颓、瓦解。

无论恩格斯人的生产还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命题,都是为维护整个理论合理性的武断结论。人的繁衍根源于人作为生命体的自然性,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生活内容和活动之一。在个体,人的生命力以强大的性欲和能力促动和实现着人的繁衍,只有当人类懂得并掌握了避孕方法,可以把性满足与受孕、生育进行隔断之后,人的繁衍才可以成为一种被计划的活动,但无论计划的动因还是目的,都并不一定是生产的或经济的。在种群,血系的延续和壮大构成了人们进行繁衍的基本动力,只有当人们能够把人口当作一个总量估算其“使用”意义时,才可能计划繁衍活动,而所谓“使用”意义,并不一定是生产的或经济的,就象在古代史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部落或民族的人口繁衍鼓励,经常是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战士进行对外侵伐或自卫。历史越是溯远,人的繁衍就越是自然,越是生命体的快乐,越是纯粹的生活方式。

在人类的诞生期,工具的制造仅仅是人们偶然的和断续的活动,只有把食物的获得——采集和狩猎——看作劳动(生产),劳动才是人们始终的活动。但是,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包含着全部的环境因素和人类自身的全部活动,任何因素都不可或缺,因此,当说某个因素创造了人类时,是割裂了进化过程中全部因素的有机关系。即使仅仅从人自身的活动看,与其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不如说是生活创造了人类。采集,以及狩猎,在最早的时期并不能与吃、搏斗、游戏、闲逛等绝然分割为不同的活动,它们更是一种生活。不仅如此,生活还包括着更多的活动,几乎是人们进行活动的全部内容。无论是直立行走还是手的进步、脑的发达,都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当人类种群增长到一定,种群相对稳定的所处地域一定半径内所可以直接获得的食物绝对短缺,或种群进行迁徙地域内所可以直接获得的食物绝对短缺,饥饿迫使了人们必须提高获得食物的能力(比如从狩猎小动物提高为狩猎比较大的动物)并掌握了这种能力,经过漫长的反复期,人们必须依靠稳定的技术(工具)、采用一定的组织方式(分工)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知识),以稳定地解决愈益增长的人口对食物和其它物资(资源)的需要,这时,劳动(生产)才在人们的活动中获得了突出的意义,才与生活一样成为人们活着的主要的和重要的内容。人,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更是生活者——至少在人类诞生的过程和早期更具有鲜明的意义。即使在人们必须通过就业和工作获得相应收入的今天,人也首先是生活者,其次才是工作者——这正是任何一个人道的现代社会依然必须保障不工作、不劳动者以最起码生活资料的历史理性基础。

活动,是人活着的存在的全部方式和内容。存在即活动,活动即存在。人即活动,活动即人。人的活动有五种基本的活动方式: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行为是一切生命活体内在和外在的变化。人的行为是活着的人内在心理和机体外在变化的总合,是人作为人活着的必然活动,是人的活动中最基本、最自然的活动。人的全部行为都是机体的内在和外在体现、表现和运动,因此,人的行为方式的基本性直接体现为机体性,深刻地连接、包涵着了人的生物性、物质性,同时,也以生命体或物质的方式呈现出了人的精神性。人的行为在其外在方面,包括动作、语言、表情,人的精神性正是通过动作、语言和表情得到呈现的。认识是以人的认知过程为基本内容的把握对象的全部活动,它不仅包括了人的全部思维,而且也包括了人作为主体与认知客体进行连接的全部过程,包括了相关的情欲因素。认识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又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活动。人的精神包括意识和情欲两个方面(这就是我在一些情况下不使用意识而使用精神的原因。把意识与精神混淆,会忘记、忽略和取消人的情欲,甚至忘记人也是情欲人),其形式和内容的发生既包涵在人的行为方式里,也包涵在人的认识方式里,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行为是精神的行为,认识是精神的认识。但是,跟行为的机体性一样,认识也与人的机体不可分割,人的机体认知能力是认识能力的基础部分,是由大脑、神经系统、脏腑、五官、体肤等机体组织及其功能和能力构成的完整系统。更重要的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而实践过程也一定是行为过程。仅仅这样,无论行为还是认识,都不足以成为人的现实的行为和认识。不存在纯粹的单个的人的行为和认识,或者说,只有当人成为人以后,单个的独处的人才能够作为人进行行为和认识。无论行为还是认识,都具有跟其他人进行连接的欲望和能力。而人与人的连接又是行为和认识得以实现的必要途径。人与人的连接,就是交往。正是由于交往,人才是类的发生和存在,行为和认识既是个体的行为和认识,也是类的行为和认识。一切人都是两性交往的子代结果,当其在母胎孕育过程中时,就已经萌芽了跟自己的对象——母亲——的交往,人类漫长的成长期决定了每个人只能在交往中成长,交往的这种自然基础使任何人无法逃避,否则,就不能成为人类的人,或者说,甚至不能有具体的人的诞生。即使一些人由于这个那个原因失去、拒绝、逃避、中断了交往,但已有的交往已经奠定或决定了他的人性或人性程度,他的行为和认识已经是符合于这种人性或人性程度的行为和认识。但是,交往之所以是交往,是个人性的发生和存在;没有个人性,就无所谓交往。人类的全部类性,是以交往中的个人性为前提,并由此总合的;不存在没有个人性的人类性。因此,交往中的个人是现实的、完全的人。

行为方式、认识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总合,不仅构成了人的活动的基础层面,而且构成了人的全部活动的最一般方式。任何人都是由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体现和活着的实际的人。人的全部活动,不管其进行的是什么内容,具有的是什么形式,都可以一般化为这三种活动方式。但是,就行为、认识和交往的现实内容来说,还不足以把握人的活动的全部基本层面,还必须对活动的现实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归纳。精神活动在行为活动、认识活动、交往活动中始终是贯穿着的,不仅如此,由于精神的无限广延性和包容性,精神的活动也始终贯穿在人的全部活动当中。就象人的任何活动都具有着物质的和机体的因素一样,人的任何活动不具有精神的因素,也就不是人的活动。从逻辑上讲,精神的活动、物质的活动和机体的活动(从某种角度说,人的机体是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体)或运动属于本体的层面,并不属于在行为活动、认识活动、交往活动总合前提下讨论的人的基本活动内容范畴。但是,既然是在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前提下讨论的是人的活动的现实内容,那么,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就具有了形式的意义,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人的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总合下的活动和内容。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第一次从人类活动的内容上确立了生产方式的基础意义。当然,就象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结论的得出,是从他的辨证唯物主义理论向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演绎的结果,虽然在这一演绎中马克思充分展开了他的辨证方法,但本质上却是非常机械的生搬硬套,这种生搬硬套不仅体现在他把物质生产与哲学本体论的物质范畴进行了僵硬的化同,而且也进一步贯彻了他的也是欧洲古老的一元论思维,把生产绝对化为了人的活动的唯一本原,而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并服务于他的功利主义的阶级斗争利益和目的,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武断的抽象并任意裁减了历史,用生产主义或经济主义把社会历史理论引向庸俗化和粗暴化,对人性进行了粗陋化和贬低。总的来说,至今为止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的主要工具和基点是人性论,但是,很多人也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出不少主张人性的观点和言论,因为,马克思(以及恩格斯)不仅本人是伟大的、天才的思想家,而且是崇高的、追求终结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虽然马克思对人性的庸俗化和贬低是体现在他的成熟的、体系化了的理论的精神实质当中,但仅仅从人性角度入手并不足以批判马克思,马克思并不绝对排斥人性。仅仅从社会历史领域言,如果不认识清楚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思想,一切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毕竟,人性与生产方式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范畴。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主义的兴衰总体上并不是由理论的批判导演,而是由现实的批判导演,因此,始终是西方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今后也可能是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偏好的批判现实的思想源泉和工具。

从人的活动的内容讲,所谓基本的活动,首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的、平常的、经常的和日常必要的活动,所谓概念仅仅是对它的总括的称呼。这一活动就是生活。所谓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着并延续生命的全部日常活动,是人活着并活下去的最一般活动,是人作为生命现实地存在着和存在下去的最一般证明和体现。不管什么人,都是生活着的。生活的核心内容是吃、性、生育、游戏、空闲和睡眠。随着历史的演进,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变化,在物质的消耗方面增加了住、穿、用等,性演变、生发为恋爱、婚姻、家庭等,游戏演变为娱乐,等等。贯穿生活全部内容的根本,是需求和满足。正是在这一根本的推动,生活与生产就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两种互为的、不可分解的人的基本活动。从最终意义上讲,生活是生产的目的和基础,生产为着满足生活,生活着才能生产。从两者进行直接运行的关系讲,既是生活是生产的目的和条件,生产也是生活的目的和条件。这当中必须把握的一点是:在最终意义上生产只能是为着生活,是生活着的人的生产,而不是生活为着生产,是生产着的人的生活;因此,总是会有一些人试图逃避参与生产,而这些逃避了生产的人可能比参与生产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但是,生产着的人一定是需要生活着的。

既然生产方式是人的活动的五种基本方式之一,是与生活方式对应着的一种活动方式,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就既谈不上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关系,也谈不上是人的活动的根本关系。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否是生产方式中的根本关系,则是另一个逻辑层次的问题了。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五)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五)


问五:
19世纪末的一些物理学家曾夸口说物理学的大厦即将建成,只有少数边角(无法解释的现象等)需要填充,结果那些所谓的小小边角产生了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小小的缺憾和不足,很可能预示着尚大有可为。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有还没有填充的类似边角?若有,这些边角又是什么?它们是否会引起类似于科学领域中的那种巨大革命?

答五:
相较于哲学家的夸口而言,自然科学家的夸口实在是太谦虚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家总还是知道有一些“边角”需要解决,而哲学家则是经常宣布自己已经彻底终结了真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等(数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特殊学科,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实在的,任何一个卓越的科学家都知道已有的研究还没有穷尽对象,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边角”需要填充,只有那些蹩脚的科学家和知识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的科学家,才会以为已有的研究结果就是全部的知识,信心十足地用已有的原理“科学”地解释一切现象。

科学,就象宗教一样,越是不假思索地崇拜着的,就越说明其头脑简单;卓越的科学家和卓越的宗教家都会怀疑着崇拜。在普通的意义上,科学主义和宗教主义所赖以维系的都是信,所区别的是:科学主义的信是理性的信,宗教主义的信是经验的信;科学主义的信是保持自我的信,宗教主义的信是投入人生的信;科学主义的信是改造生活的信,宗教主义的信是生活着的信。但是,就根本的意义言,无论科学主义还是宗教主义,都是由理性支撑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历史言,人类最早的系统化的理性知识的研究是由宗教所承担的;当科学形成,虽然科学主义与宗教主义进行着剧烈的冲突,但科学主义并不能完全取代宗教主义,一个狂热的科学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也可以是一个狂热的科学主义者;而科学永远不能穷尽的“边角”则是宗教永远的可以发挥的根据地。

宗教——以及原始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一种哲学或哲学方式,是人类最早、最本来、最自然的哲学体系。宗教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经验的,也是系统的;是表述的,也是悟性的;是思维的,也是行为的。宗教所观照的对象是包括着观照者自己的全部的对象,科学所观照的对象总是有着“边角”的局部的对象,因此,科学无法容纳宗教,而宗教不管怎么排挤着科学,但它总是可以不断吸纳科学,设法使科学成为对它的证明或猜测。由于科学进步的动因之一是技术化,并通过技术化使人们的人生技术化,而宗教——不管是什么派别的宗教——发生、传播的基础则正是解决人们的人生问题和使人们的人生得到升华。因此,一切宗教(包括原始宗教)都离不开科学或一定的经验、知识、技术,不仅如此,“现代的”宗教更是需要科学的进步。但是,科学则并不需要宗教,它总是现实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这正是科学与宗教总要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

宗教作为一种哲学,就象任何一种其它哲学一样,至少在趋势的或根本的意义上考察和研究着全部的存在,其终极层次上的理性不允许它放弃任何可以被发现的“边角”,因此,一切宗教都是绝对的。在这种绝对性下,宗教对人生的参与就也是绝对的参与,这种绝对的参与在其成熟状态时,就形成了组织化——虽然组织化也可以是松散方式的——,把人们纳入自己的仪式体系、观念体系、话语体系,甚至形成为一种十分严密的社会体。一切宗教,都必须宣布自己终结了全部真理,或至少终结了根本性的真理。因此,一种宗教与另一种宗教之间,即使同一种宗教的不同流派之间,都天然地具有排斥性。中国的道教似乎是个特例,其教义的内容几乎是个大杂脍,比如把佛教的一些材料非常随意地捡进自己的口袋,其实这与道教阴阳、五行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毫不冲突,在根本上道教仍然是非常保守着自己的,从而也是排斥着异教的,虽然这种排斥更多体现着的方式是在同一地区社会中的共处共存。所以,一切宗教都是保守的,尤其是成熟宗教的组织化更是强化了它们的保守性。

宗教的保守性维护着它的绝对真理体系,宗教的绝对真理体系维护着它的保守性。科学则由于存在着一个“边角”,因此,虽然科学经常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总是依赖着一群群层出不穷的平庸甚至愚蠢的权威维护着,但科学在根本意义上具有着革命性,“边角”总是以不可阻挡的诱惑选择天才人物发动颠覆运动。宗教的智慧纳入了保守的科学,但终究无法跟上科学进步的步伐,它的绝对真理体系无法跟住科学革命即时改变自己。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都会对宗教形成颠覆性的冲击。但是,至今为止的全部科学发现和发明,都不足以对宗教形成致命的消解力量,不足以终结宗教的存在和发展。第一,前已说了,科学永远的“边角”存在,使科学在广延性上不能充实尽净宗教所观照的全部领域;第二,科学的技术化人生更流于器物层面,而宗教则升华着人们的灵魂,更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第三,当科学突飞猛进,科学很明确地了解自己技术化了的结果,人们也将在肤浅的和狂热的功利主义诱导下欢迎科学,但科学的这种成就更可能是颠覆了未来,所造就的是巨大的灾难,而这种颠覆和灾难并不是实证的科学所能够真正理性地预见并予以证明的,因此,历史的进步在这时恰恰需要的是一种拒绝态度和缓冲行动,甚至是对科学的反颠覆,这时,宗教将成为唤起人们保守未来的伟大力量。

哲学——一种世俗的哲学——与宗教一样,都是在宣说着一种终极真理。特别是当哲学形成体系完整的学科或流派时,其范畴总是会努力穷尽全部存在,不允许有自然科学那样的“边角”存在;即使一种哲学流派的创始人对自己的学说持着谦逊的态度,或他的学说本就没有实现彻底的广延,但他的学子、学孙们也会经常受着崇拜的热情鼓动,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所持的学说终结了哲学或真理。因此,所有的哲学家都是骄傲的;沉静、谦虚、拘谨、奔放、狂傲、独大等等,都不过是一种态度,是表现出的风格。哲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风格,当然有其种种外在的原因,比如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更多地吸引注意和感染人们等,但就其自身来说则构成了他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对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他发挥创造力的源泉所在。因此,比哲学家的怎么说更重要的是他说什么,是他文本和话语中的理性内容和精神。

哲学与宗教相区别的,是在它的创造的个人性和传播的学派性。虽然宗教派别的创始者也是有着鲜明的个人性,但一切宗教体系终究只能是神的启示结果,因此,在根本的角度宗教学说终究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由自己复述、转达的。基督教不是耶酥的,而是上帝的;伊斯兰教不是穆罕默德的,而是真主的;佛教不是释迦牟尼的,而是佛的。但所有的哲学都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因此,宗教思想史是经典的诠释、领会史,哲学思想史是全部哲学家的经典史本身。宗教是组织的、排斥的,但哲学仅仅就是学派,哪怕一种哲学体系的思想是如何不具有包容性,是如何排斥和攻击其它学派,但终究不能成为实际的、全面的行动,终究只能默认其它学派跟自己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历史地共存,并不得不与它们经常进行学理的辩论。

宗教的组织性使宗教有了一种可能:一种宗教或教派在一个国家实现精神垄断,并把这个国家的人们组织化为宗教人。事实上,这不仅是种可能,而且也是一种实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广大地区,宗教曾在几乎难以数尽的国家中垄断了精神。虽然一种思想垄断人们的精神最终必然导致人们整体走向愚昧,宗教也将因此而堕落,但至少有着使宗教获得兴盛的切实利益。这种景象对某些哲学学派来说,同样有着巨大的诱惑。当一种哲学对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群体活动具有工具性时,这种哲学就有了抛弃自己学派本质的驱动力,一当历史条件许可,它就有了模仿宗教并成为准宗教的可能。人类历史上,一种哲学流派成功地做到非流派化,成为一国垄断思想并对国民精神进行组织化,演变为准宗教的,只有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这两种准宗教前赴后继地都由中国人拥有了。中国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精神由开化而不开化,世界开化而仍不开化。

精神的进步不在于拥有哪种思想,而在于拥有多少活的思想。凡是拥有多种思想并创造思想的时代,就是精神活跃的时代,是精神进步的时代。历史一定是由具有精神的人创造的,人的创造性不是来源于华服高楼,而是来源于精神的灵动和朝气。一切精神进步的时代,一定就是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时代。古希腊以至古罗马是这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是这样。春秋-战国时代即使有比较多的战争,青铜文化却在西周以后进一步达到鼎盛,并从青铜时代过渡向了铁器时代。有汉一代中国开始进入了峰巅,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各分秋色,佛教传入,道教兴起,构成了一直到宋的千年兴旺史的精神基础。元以后中国思想老化,精神暮气沉沉,虽然有王阳明心学之类的浪花,但终究只是儒家一系,文字狱下心如死灰,活鱼已做成翻不了身的咸鱼。欧洲自中世纪后重新崛起,则是源于文艺复兴后的精神再生,那些天才的巨人们冒着坐牢、火刑的现实压迫,百家争鸣,各种文学、艺术、思想、科学之花齐放,不断创造、创新,精神焕发,老欧洲成了新欧洲。

任何哲学流派不管其自己如何认为终结了真理,也不管崇信它的人们是如何认为它终结了真理,在没有国家力量强行支撑时,都不可能说服其它全部学派,更不可能以简单的教条使得所有人遵守它的精神约束。因此,只要国家力量不独尊某种“终极真理”,在哲学已经发达的文明时代,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拥有许多个“终极真理”,从单一的死脑筋变成丰富多样的活脑筋,成为智慧的国家,焕发出无穷的创造性。任何独尊某种哲学流派的国家——即使这种哲学的体系是如何地庞大、复杂或被诠释得如何庞大、复杂——,都是头脑简单的国家,在其幼稚期还可以显得可爱,在其成熟期则一定属于愚蠢。

任何哲学只要仅仅是哲学,不是幼稚国家愚蠢的准宗教教条体系,就仅仅只是一种学派,是必须与其它学派共生共存的学派。虽然哲学家们经常号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但仅仅只是号称而已。真实的情况是,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哲学家、没有一家哲学终结了真理,将来也不会诞生出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体系。所谓真理,是永不能终结的。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真理的话,那不是哲学,而是行为和历史。一个人死了,确确实实死了,他便终结了自己的全部真理。有一天人类毁灭了,毁灭得没有挪亚方舟的航行,人类便终结了全部的真理。真理是在死亡与毁灭的那一刻才能终结的。

哲学是个球。哲学家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出发。即使从同一个点出发,也还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出发;不仅如此,所可以选择的途径也是三百六十度圆形扇面中的任何方向。对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没有两个哲学家是完全一致的;即使经常被合并使用称呼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当我们在说马克思这个名字的时候,经常也用这个名字包括着恩格斯),他们两人也还有着很大的差异。人类真理(哲学意义上)的积累,从来不存在绝对模式和固定的规范,仅仅只是在追求清晰、不清晰、反清晰中的模糊的积累。一切哲学家,不管其体系是如何庞大,还是仅仅如公孙龙子那样只留下几个含糊的命题,都是这种积累中构成真理的重要精神材料。因此,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建立哲学研究和叙述非此不可的逻辑结构体系——逻辑结构体系也是一种真理形式,没有绝对的逻辑结构体系,我们只可以说有一种习惯、惯例、文化特征和方便方式等等。

当你问“马克思主义是否有还没有‘填充’的类似‘边角’”这个问题时,已经体现着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已有的顶峰;第二层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还有可以发展、完善的地方?这两层意思其实都是伪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仅仅只是一种学说流派,作为一种准宗教体系是一种国家精神体系。从它是否是人类思想顶峰角度说,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进行考察。所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从他自己所确定的角度和立场建立的一种学说体系,因此,就象所有哲学家、思想家做了他自己所可以做到的一样,马克思是他自己的顶峰,而不是别人的顶峰。跟其它学派比较,我们只能问马克思主义较之其它学派逻辑上是否更严密、更完整,结构体系是否更庞大,在内容上是否更有建设性、更有批判性、更有颠覆性等等,在影响上是否更大、更久远,等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所有学派的顶峰。这就象大地上的房子一样,有摩天大厦,有普通楼房,有平房,有半地穴式屋子,有地穴式建筑,它们各自是它们自己,有着它们自己恰当的功能和实用性,只有当从爆发户式城市角度的狭隘观念出发时,才可能会把摩天大厦看成是最先进的房子。支持顶峰论的重要思维基础是庸俗进化论,设定一种功利性模式为理想目标,把进化解释成进步,把以往的全部历史成就都看作仅仅是进步台阶。而进化并不是进步,它是在与环境的交互关系中的不断适应。使用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的今天,仅仅只是进化,较之冷兵器时代并不等于进步,等待我们的可能是巨大的毁灭性灾难,甚至是人种的全面退化。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以为自己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精神并全面超越了他,其实丢掉了费尔巴哈更重要的人道主义成就,在人道主义方面从费尔巴哈大大地退化(从欧洲哲学传统的继承关系才可以说是退步)。

再强调一遍:哲学是个球。哲学不仅可以从任意的点出发,也可以把任意的点作为目标。所有哲学家在做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代进行探索。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角度说,对它的继承和发挥则不能是任意的,而只能是在确定前提下的继承与发挥。既然已经声称了是什么主义,前提就是确定的;不仅马克思主义如此,一切其它主义也都是如此。所谓进步与退步,正是在这确定前提下才能够说的。仅仅从逻辑角度说,任何学说都不能做到穷尽全部范畴和关系,至于学说的功利性运用——如果进行运用的话——则更是个无限空间,这正是以往古老的学说仍然活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不仅仅马克思主义,而且一切主义,都是可以发展、完善的。但是,这种发展、完善只能是确定的,即在基本的和主要的思想上不能违背这种主义的原创经典,在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违背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著作中所体现着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思想。虽然恩格斯曾说马克思提供的只是方法,但这有严格限定,是针对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的。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基本理论的发挥对继承者、崇信者们来说不是教条,但他的基本理论对继承者、崇信者们则是绝对教条。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其它主义也是这样。一切主义在它们主义本身,是绝对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否则,所谓发展、完善就不再是这个主义,而是演变为了那个主义;就不是这个主义本身的发展、完善,而是这个主义的异化甚至癌变。当马克思主义后面连缀出一个个主义时,其实早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后面连缀出的那一个个主义自己而已。

不仅马克思主义,不仅哲学,不仅思想,人类的一切,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人类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仅仅只是开了个头。我们可以进行严肃的批判,而且也必须进行批判,但不要嘲笑以往的任何人,不要嘲笑马克思;进行嘲笑并不能证明我们比过去高明,反而证明我们比过去浅薄,——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的时代做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拥有这个时代所能够拥有的,马克思,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墨子,包括耶酥、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等,等等,都做了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能够做的,我们所能做的,所必须做的,是在这个时代做好我们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可以受着内心情愫强烈的冲动,认为超越了所有的前人,认为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人们,并大声呼喊自己终结了全部的真理,但在理性上必须始终清楚,人类的智慧和知识仅仅只是开了个头,自己的创造仅仅是人类全部智慧和知识中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粒小石子。人类史至今有了三百万年(人类学标准不同,还可以有不同的时间界定),文明史不过近万年,中国文明史从考古学来说(我的看法)也就在五千至六千年,但是这一切可能都仅仅只是一瞬,如果人类自己能够保守住自己和地球环境,能够维护好自己的文明和生存,没有地理学和天文学意义的毁灭,地球将还有多少时间适合人类生存?人类还将在地球上欢呼雀跃多少年?一亿年,二亿年……十亿年?我们的知识和智慧该将如何演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