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产主义?
顾则徐
出身贫寒、后来成为巴列维王朝情报总管的侯赛因·法尔都斯特,孩提时由于偶然的因素被萨汗·巴列维国王指令为了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读书伙伴,伊朗阳历1310年(公元1931年)他随王储前往西欧留学。路上,苏联安排了两位将军和一批士兵为王储服务。
尽管侯赛因·法尔都斯特已经在腐朽的巴列维王朝宫廷见了很多世面,但还是对苏联人的华贵装束十分惊奇:“俄国将军和他们的夫人来到我们的车厢。我们注意到,他们每天下午五点换装,穿着尽可能华贵,夫人们戴的珠宝也很令人惊异。某一天晚上,从耳坠到手镯全是祖母绿,另一天晚上则全是大钻石。”他不由询问:“他们是共产党,怎么会有这么昂贵的衣服和首饰?”苏联将军解释:“这些衣服、首饰不是我们私人的,是国家的。因为我们有任务,就可奉命穿戴这些。士兵们也是这样。他们于是总穿着这样高级的服装,因为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
可能意识到这样的解释很难为公有制社会以外的人理解,一位苏联将军进一步解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们军官得天独厚。我是个准将,家里有两所房子,一个夏天别墅,一个冬季别墅。每所房子都有足够的服务员。我每周可以两次宴请二十位宾客,可以用很贵的鱼子酱招待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主管先来问:今晚有客人,您需要什么?就行了。我只要和我夫人商量一下,告诉他们我要什么,到时候一切就都准备好了。第二天,我只需在家庭主管拿来的单子上签个字就行了。我有两辆汽车,一辆归我支配,另一辆我太太用。我的车子用于公务,我太太的车子用来采购和办她的私事。”
记得我在中学时候,读过一本内部出版的美国人写的分析苏联情报体系的书(书名现在忘记了),大概作者试图要解释美国使用金钱贿买苏联官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一问题,在书里面对比、分析了苏联官员和美国官员的实际收入,名义上美国官员的收入远高于苏联官员,但美国官员的个人消费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等合法收入,而苏联官员的个人消费主要是由国家负担,他们实际发生消费的“收入”要远远高于美国的官员,因此,美国间谍机构用金钱贿买苏联官员不很容易,需要支出大笔可观的美金才可行。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实际占有大量财富,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平等和更贫富分化。书中的这一进行具体数字核算、对比的内容当时对我很震动,后来我大学毕业到军队服务时候,更有了切身的体会。
一到军队,就给了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作为军官,自己工资只需要较少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个人消费基本都由国家承担掉了。我们军官们常说的一句话是:钱和钱不一样,官越大,钱越值钱。之所以这样说,是低级军官还要将小部分工资用于个人消费,但级别高到一定程度,则工资甚至可以一分钱不花而得到十分优越的消费,因此,在中国,官越大,则钱(工资)越值钱。由于工作方面的特殊原因,我还是副连时候,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吉普和专职驾驶员,每个礼拜回家休息,自然是驾驶员接送,而且,这种接送对他来说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任务,我的任何指令都是不得违抗的命令,大热天我母亲买了雪糕送下楼,满头大汗的他立正着绝对不敢接过去吃,除非我见到了命令他吃才敢吃,“服务”态度岂是那些商业领域的驾驶员可比较的?邻居们看着,非常羡慕。仅这一宗,我发生的个人消费,价值多少?要知道,1980年代中期时候,中国能乘上小车的人是非常少的,而小车中,除了红旗轿车,当时以军用吉普为最“高贵”。
在我以正连职担任教导员带兵时候,我这样的军官三天有两天能有喝酒机会,炒菜和酒并不需要自己去买,只要吩咐一下炊事班班长即可,他到时候自然会将酒桌布置好。要知道,那时候社会交往,能够请人吃顿饭、喝顿酒,是很不小的情面和礼节了。如果是在自己宿舍摆酒桌,我们酒喝好了,我只要站到门口,叫一声“通讯员”,然后吩咐“叫几个兵”,通讯员就会立即安排好士兵来收桌子、洗碗筷。这种消费,岂是工资可以衡量的?我手下一个老资格排长有句口头禅:“老子一个排长,除了没女人,跟司令一样。”军队当个排长,袜子也是士兵洗的,而且,能得到洗袜子机会的兵,对他来说是很得意、很光荣的事情——说明被排长器重了,在士兵中地位特殊了。
有一次,我一个大学同学带着他女朋友突然来访,原来他哥哥要结婚了,需要搞烟,便想到我,特意上门希望得到我帮助。我让炊事班在我房间摆了酒菜招待,拿起笔写了张条子给通讯员,不一会,通讯员就捧着两条短咀牡丹烟在门口叫“报告”了。我同学和他女朋友都在大学做讲师,在那时候是属于很有社会尊敬度的,他们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时候,短咀牡丹烟是最紧张的,4.9元/条,内地黑市卖到35元/条以上,相当于一般年青熟练工人的月工资。因为我认识同学哥哥,有过几面之交,两条烟就算是我送的礼,同学激动地一定要我到时候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时,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放在新房最显眼处,很明显是在向客人炫耀,因为在普通人群中,能够买到两条没有拆封的短咀牡丹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说明新婚人顶级牛B了。
我招待同学和他女朋友喝好后,站到门口随便招了下手,马上来了几个争前恐后的士兵,恭恭敬敬地收拾桌子。我同学更是惊讶地张大嘴,话也说不出。我对他说:“腐败吗?”他应声道:“腐败。”我说:“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了吧?”这个在课堂上给大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师,只能继续张大着嘴。我哈哈大笑。
后来,我离开了我曾经剃光脑袋强烈要求上前线作战的热爱的军队。我同学问我:“那么舒服,为什么离开啊?”我说:“喜欢腐败就舒服,可惜我贱骨头,觉得难受。”我曾经是个在理论思维上十分自觉和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正是在军队期间,我逐步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实的共产主义,发现我原来的所谓理论思维,只是钻进了一个虚假光环下的巨大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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