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老的写作“造假”文化

中国古老的写作“造假”文化

顾则徐

最近，在大连一所大学攻读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专业的一位博士给我写信说，他大概习惯于了阅读学术论文，在读我的《朱德别传》一书时，对这书的通俗叙述有一种不太习惯的感觉。我回答他：“无论学术还是非学术，文章都是表达一种意思。阅读必须要特别注意这个精神。学术和非学术是一种技术差别，但功效不同，有些道理适合学术语言，有些道理如果用学术语言就会降低意义或失去意义。在哲学人文学科中，最伟大的作品其实多数是非学术叙述。”我建议他去读一下我几年前的一片短文《思想的表述》。前几年我有感于当代中国思想表述文字的古板，以为表述可以有很多方法和形式，便为《社会科学报》写了这篇转载甚广的短文。其实，问题还不是这篇短文所说那样简单。这篇文章我只是说明了思想的表述可以有不同方式，但在中国，特别是在现代，进行思想表述还有着自己特殊的复杂性，其中关于引述问题的复杂性也是近年几件引起广泛舆论的学术抄袭案例的内在原因之一。

中国早在先秦文化母胎期时，文本就已经充满了“造假”。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作流传，苏格拉底的言论都蕴涵在柏拉图等人的文本中，柏拉图等人并没有搞一个专门的苏格拉底的著作《论语》之类出来。欧洲历史上也有假托某人的“造假”作品，但总体上是很少的。中国则不同，老子、孔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很难说都是他们自己的著作，今存文本应该大量存在着部分“造假”甚至全部“造假”的问题。《庄子》中有很多关于先圣先贤的言论和活动内容，但水分非常大，更多说来只是庄子自己的虚构“造假”。可以认为，在中国先秦时期，伪托、假托、虚构、篡改等“造假”行为，成了流行的、正当的思想表述方式。到了汉朝时候，这种“造假”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汉人伪托先秦进行著述的数量应该是大量出现。这一文化背景在汉朝也造就了另一个潮流，即训诂、考证之风。这一风潮使中国思想的表述形成了另一不同倾向，即严肃求真倾向。以至于清朝，训诂、考证之风的严格性构成为了中国的另一学术特点。

但训诂、考证之风在汉朝时候，也形成了相应的反动，构成了中国学术的又一种潮流，即微言大义。我为什么说微言大义是一种相应于训诂、考证的学术反动潮流呢？因为，从表面看，微言大义无不是一本正经的训诂、考证，其实内在是天马行空，立足点是进行曲解“造假”，借经典中的几句话甚至一个词的诠释，来发挥可能完全违背经典原意的“造假”者自己的思想。这种情况到了清末康有为，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状态，被他引用的经典语词只是成了一种进行微言大义的符号，是他进行自我叙述的垫脚砖。总之，没有严格的训诂、考证则无中国古典学术，但没有“造假”，更可以说没有了中国古典学术。由于严格的训诂、考证需要雄厚的学术功力，因此，入民国后，严格的训诂、考证越来越成为了“绝学”，而“造假”则不一定需要雄厚的学术功力，从而得到了普遍的继承和发扬，进行“造假”的优秀学问家和平庸的撰文爱好者混在一起滥竽充数大合奏。在当代著名的案例中，以余丹女士的讲解经典为典型的笑话式微言大义“造假”，她的胆量前无古人，仅仅有了与垄断媒体进行共谋的机会，连最基本的文字功底还没有及格，就敢面对全体国人并将他们当作群盲诠释经典了。

至少从汉赋开始，中国形成了再一种写作风气，也即典故之风。典故本是进行引经据典，严格化的极端是要达到文章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出处。这一风气必然会走向腐朽化，写作者在文章诗词中大量引用典故，自己并不加以注释，而且越来越偏门，从而使典故发生隐藏，读者能够知道典故的为有学问，不知道典故的为无学问，不断推动炫耀学问程度的典故隐藏文风，成为无数文人日益变态的一种癖好。按照今天的学术要求来说，就是不会抄袭的人为无学问，擅长抄袭的人则为有学问。这种变态深入到了中国文人的骨髓中，构成了今天泛滥抄袭的文化本能背景。在现代中国，这种变态的老大当数毛泽东，他有非常多的话语其实是隐藏式的引用、借用，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的借用，考察起来，就近而言，毛泽东这话是从孙中山而来的，是孙中山在宣扬、鼓动革命时候反复宣讲的道理，但这话作为“毛主席语录”而要全国人民背诵时，毛泽东并不说明这不是他发明的话语，强迫中国人民为这话语的哲理性而崇拜他。

西学进入中国之后，西方要求对引用加以严格注释的学术规范也随之进入中国，逐步成为中国“现代化”了的思想表述规范，构成了一个新的潮流。这一潮流与中国古典的严格训诂、考证之风是基本衔接的，很自然地成为学院统治规范。抗战以前，是中国建立这样学术规范的过渡时期。但直到今天，这一过渡并没有完成，还残留着很多尾巴。原因很复杂，主要来说，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严格注释的表述只是思想表述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非学院文人传统的社会，并不能够成为第一位的思想表述方式，暂时还不能为多数著述者接受、掌握和运用。即使在学院之中，它也不是唯一的思想表述方式。这必然会削减其功效性。

二，严格注释的表述造就思想演进的序列化，利于科学的继承，而科学精神则要求有清晰的思想序列。中国是个缺乏科学精神和传统的社会，即使是在科技领域，古代的各种发明往往是孤立的，科技的进步经常具有反复的特征，一种发明消失，经过若干年后重新发明，互相之间缺乏原理清晰、一贯的承继序列。这种民族性构成为了一种深刻的阻滞力。

三，至今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产权文化和制度及其实践体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甚至知识阶层，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还非常弱，缺乏对知识产权真正的尊重，甚至以偷盗知识为能、为荣。这种情况会造就绕过严格注释的倾向和冲动。

四，上述中国古老的“造假”文化传统构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

五，官方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追求，特别是意识形态主导主义和宣传主导主义，极大地削弱求真精神。这典型地体现在前几年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和他学生戴激涛的著作《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抄袭事件上，其实，该事件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周、戴的个人行为，他们抄袭的引文作者王天成存在官方眼睛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加以注释则在出版环节会构成障碍，不注释则可以含混通过出版审查。

六，与上述第五点相应的大陆出版、言论控制，导致学术资源的巨大萎缩，导致引用而不方便注释，或者，由于不能得到海外原著而无法进行具体注释，比如得到海外某著作内容的电子文本，进行引述后却因为不能求证原著而难以确定版权状况和引述内容的书页，从而无法进行严格注释。

七，在实际以扼杀创造性和独立、自由思考为目标的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对学生缺乏进行广泛阅读和引述、引证的训练。甚至在大学本科阶段，依然还缺乏这种训练。特别是对原著阅读的极大弱化，比如本科中文系学生主要是阅读名著介绍而没有阅读多少本文学原著，这更是弱化了可以进行引述的能力和意识，造成从介绍抄介绍的风气。这种情况的背景，与主张马克思主义而不敢阅读马克思原著、主张共产主义而不敢唱《国际歌》的心态有深刻关系。

八，中学阶段的文、理分科使文科大学生习惯于“文科思维”，灾难性地破坏了哲学人文科学学者队伍的严格思维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识字分子甚至知识分子，在总体上阅读能力很差，更缺乏阅读习惯，阅读原著、啃“砖头”不再是一种高尚享受，而成了需要混饭吃不得不承受的遭罪。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许多学者也群盲般宣扬文章几句话、道理几句话的现象上，自以为是地以此为高明和真理，似乎古今中外那些长篇大论的巨著作者们都是不会写文章、讲不清楚道理的人了。因此，进行严格注释的文章、著作，越来越属于了学术小圈子的事情，仅仅其形式就会使大量普通读者因为望而生畏而失去阅读兴趣。我写作《朱德别传》时候，曾反复掂量这一问题，最终，为了更能够使普通读者接受而不得不选择非严格注释的“通俗”写作。

这是民族的极大悲哀，其哀将涉及今后数代人。

201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