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七）

天真、自由的哲学：答弟子八问（答七）

问七：

梁漱溟先生曾说人类有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随着历史发展，资本主义及其之后要偏重于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仍有待于未来。您是否赞同“历史人本主义作为学说本身也是历史的，它在目前是革命、前瞻的，然而它距离真正地解说人类的最终（根本）问题还很远”？

答七：

梁漱溟是新儒家开创人。新儒家不是学派，而是思潮，是近百年来中国从哲学层面出发逐步酝酿、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潮之一，从哲学的创造性角度（形式与主张的保守性是另一回事）以及作为思潮的成熟性程度看，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至今唯一真正成就的学派思潮。新儒家很复杂，可以梳理出多个学派。

往往，天才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的平庸使我们无法看到天才，并成为天才人物成长的扼杀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天才，我们之所以仅仅只能成为平庸的人，是平庸有着更强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我们无法感知到自己内心深藏着的天才气质。我们平庸，往往无法容忍天才的发生，因为我们需要证明自己平庸的合理，虽然天才的存在并不证明平庸的不合理，但我们的自卑心经常会诱导我们进行不承认自己平庸的心证，从而爆发出一种无视天才的傲慢和刚愎。天才的经常出现，巨人的不断诞生，只有在流行以崇高为美德的社会才可能。

就象我在前面答问中所阐述的，我不承认有什么终结全部哲学的哲学体系。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从它自己的角度对存在的解释体系，一种哲学体系与另一种哲学体系之间可以沟通，甚至达到融汇，从融汇中诞生出新的学派，但它们不能互相取代。可以批判，可以从崇信这种体系转而崇信那种体系，但不要轻易否认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合理性，更不要随便扼杀。即使一种学派从其可能发挥的精神方面已经走到了终结地步；即使一种思想和观点从其萌生时就因某种原因而终结，但一切学派、思想和观点都是人类精神的财富。哲学是全部哲学的哲学。怀疑和批判是绝对，敬畏也是绝对的。哲学不拒绝狂傲，不拒绝天下独我，但也必须敬畏；没有敬畏的狂傲和没有狂傲的敬畏都只能流于肤浅。

全部的哲学都是历史的，它的创造是它所在时代所现实地达到的创造，它的继承、阐述和发挥是在所在时代所现实地进行着的继承、阐述和发挥。但是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今天，历史也是未来，未来以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诱惑着现实的运动，使活动着的人们努力地往前蠕动着。所谓保守、革命，都仅仅是表面呈现出的方式，其内在的状态和倾向都是往前的蠕动。哲学的所谓前瞻，既是这种蠕动本身，也是对这种蠕动的把握。

人类的根本问题与最终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问题是贯彻始终的，过去、今天、将来，总是作为一种不断的现实显现在那里；至于眼睛能否看到，那不是现实本不明显，而是我们的眼睛尚未发觉，我们的智慧仍然没有形成注意。最终问题则未必是完全显示的，虽然它一定会通过一定的现实积累着、隐现着，但我们并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它的全部面貌，而只能用我们的智慧去不断预知和把握。人类的最终问题只是死亡和毁灭。死亡，它是通过我们一个个个人的死亡现实地体现着的，通过个体的死亡以及人类以往和眼前的无数灾难，向我们的智慧预示着最终的毁灭。因此，所谓最终问题，就是终极的命运。但是，最终问题的全部意义，恰恰是通过我们仍然活着、生存着体现的。因此，全部的意义都是活着的生命的意义。而哲学，正是关于全部意义的智慧体系和方式。所以，哲学是以最终的死亡和毁灭为逻辑基础的关于活着、生存着的生命全部意义的智慧体系和方式，是恨着的最爱，是虚幻的现实，是出世中的入世，是悲哀着的欢乐，是痛苦中的幸福，是虐待着的享乐，是精神方式的人的全部的现实命运。

从现实的角度说，中国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得不思考你说的“资本主义及其以后”这样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及其以后”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其最近的渊源是个列宁主义的问题，再上溯是个马克思主义问题，一当我们跳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后，这个问题就具有了伪问题的嫌疑。所以，当你使用“资本主义及其以后”这样一种语词时，需要有一种很慎重的态度才可以。

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被抽象出了一个完整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图，由原始社会而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演进图是个非常伟大的成就，是人类理性第一次试图对自己的全部历史和命运进行一个完整勾勒，并建立一种完整的社会发展史模型（演进地描述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国的《易传》中已经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一种文明演进的经验理论模型）。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演进图的缺陷跟它的天才一样具有高度。

第一，我们已知的文明史之前的人类原始社会史已经有了数百万年，其中发生过什么我们的知识仍然处于“蒙昧时代”，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更是个几乎一无所知的迷。摩尔根的研究说穿了是对人类学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试图予以猜测性解释，远不足以解决整个原始社会史。但理性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数百万年中可能发生过许多非常重大的转折性历史事件的存疑猜想，在逻辑上存留出这一漫长时间的空间。仅仅用一个“原始社会”的空洞名词抹去一切，在逻辑上把它与不过万年的文明社会史予以简单并列，是一种非常武断的做法，至少于理不够扎实。

第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而所谓否定之否定不过是黑格尔从他那绝对理念当中演绎出来进行自我逻辑完善的方法和思辩游戏，马克思不仅跟黑格尔一样充满了思辩的戏剧性幻想，更把否定之否定作为手段机械地套用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史上，以服务于阶级斗争理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作为对原始公有制社会的否定，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了再否定阶段，而这种再否定的肯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人类社会历史就完成了一个公有制而私有制而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圈。这是个按否定之否定想象强行扭成的怪圈，其合理性必须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实证。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当与漫长的原始社会比较的仍然非常短暂的私有制社会突然转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并考虑到无论如何可以预计的人类更漫长的未来史，所谓私有制社会就成了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插曲，就成了公有制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小小台阶，这样，所谓否定之否定反而失去了事实基础。如果一定要遵循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话，也至少应该得出私有制社会还远没有形成它可以与漫长的原始社会进行并列的逻辑结论。

第三，马克思在演绎人类社会史的时候，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包涵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图最基本的基础是他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所以，五种社会形态也被称为五种生产方式，其演进也可以认为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生产方式的演进具有自然性，马克思自己看到，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它们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和形成的自然基础上的。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打破了他的生产方式理论和他所看到的历史事实，不再愿意接受生产方式演进的自然约束，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即人为的手段，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无法解决自己的这一理论矛盾，只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评使其罪恶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道德依据。他不知道人类史上私有制与公有制长期并存的历史，把私有制与公有制绝对对立起来，号召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用人为的方式建立起公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图最终的落脚点是人为制造的目的演进，与其说是历史理性，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计划。

第四，虽然马克思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史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得出了通过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集体革命才能够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结论，但他在思维方式的深处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不知道人类社会已经是整个世界的人类的社会，即使欧洲一地的革命也并不等于全人类的取代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知道资本主义在进入中国后已经渗透在了世界的每一个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在更多的地方仅仅只是起步，即使老欧洲发生了革命，但资本主义从世界范围说还处于萌芽的、幼稚的、年青的状态，还充满着生命力；他更不知道，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中，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更容易掀起的动力将是抵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抵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农民革命，从而演变为非无产阶级的革命，所造就的将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罪恶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五，如果仅仅由于不了解欧洲以外的社会状态和历史，马克思还不足以会把他以欧洲历史为基本依据总结出的社会形态模式，作为人类社会的绝对模式或典型，世界之大、欧洲文明之非原生足以引起他的理性谦逊，谨慎地对待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但他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功利性和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限制了他的智慧发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不能估计共产主义运动可能会发生各种“异化”上，更体现在他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规律性论证和描述上。在欧洲，由古希腊、古罗马而中世纪的进程可以认为是一个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的过程（其实也不尽然，更广大的欧洲腹地可以认为是从蒙昧时代经过频繁战争直接过渡到了封建时代），但一当跳出欧洲范围，仅仅欧洲东部及其东面，地中海东面和南面，历史的演进就远要复杂得多，更不论更广大的亚洲中部、南部、东部，撒哈拉及其以南，印地安人的美洲及其殖民化美洲，澳洲，等等，历史的复杂性首先作为一种既成事实以比黑格尔式的思辩远要丰富的方式展现在那里。

如果从细部推敲，马克思五种社会演进图的表面逻辑远不止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是，至今为止，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受到足够的挑战和批判，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服务于革命的修正。这一修正的最重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帽子下的列宁主义。还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用社会主义理论调整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则从革命立场彻底完成了这一调整。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社会被分作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则被分作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两个历史阶段，他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衔接，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性质，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最后阶段。更重要的是，列宁悄悄地把社会与国家进行了逻辑混同，并把国家与政权、政府进行了进一步同一，把国家解释为一种暴力统治机器，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就只要实现以共产主义理想进行自我规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革命即可以。既然这样，革命就仅仅只是一种以获取现实的胜利为目标的暴力运动，就可以在任何可能获得胜利的国家进行。这是一个天才的革命理论，是有史以来人类智慧鼓动和实现暴力运动的最理性、最完美、最极端发挥。二十世纪前所未有地涌现了一大批世界意义的政治巨人，但所有的巨人在列宁的政治智慧面前都只能黯然失色——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迅速、大规模、成功地改变和创造出恢弘的政治运动史和社会运动史。

历史可以被改变、被创造，而且也一定是被改变被创造着的，特别是当把历史狭义地理解为政治运动史的时候，就更是一部被改变、被创造的历史，但是，历史永远是一部自然演变的历史，一切的改变和创造在最终意义上都不能违背其自然性，违背自然性的改变和创造就如湖面的浪花，仅仅就是浪花而已。湖面总有浪花，有本有的浪花，有丢一块石子进去的浪花；本有的浪花是湖面本性的自然的浪花，丢一块石子的浪花虽然也因为湖面的存在而有，但终究是丢了石子的浪花——石子沉底，浪花无影。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终究只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比许多没有他伟大的巨人和无数的平凡者更不伟大。所以，当严肃的哲学家把目光投向历史时，真正能够吸引他的只会是历史的自然状况、意义和运动。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不仅仅是生产着的人，而且更是生活着的人。因此，考察历史的自然性不仅要从生产方式着手，而且更要从生活方式着手。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行为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基础上的人们的基本活动方式，它们彼此不能绝然分开，共同构成了人们基本的活动内容。虽然生活着的人生活能力的提高付出了直接面对大自然的自然生活能力发生衰弱的代价，但生活着的人始终依据着自身机体的自然与外在的大自然，并与由造物构成的物质外壳结合为一体，把自己的活动——历史——从最基本的层面牢固地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因此，从外在的角度考察历史，全部的历史都必须从人口及其空间存在方式进行考察，从内在的角度则必须从人们的食色二性以及全部的吃穿用住、繁衍等活动出发进行考察。历史的考察当然也不能脱离对生产方式的考察，特别是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生产方式的考察有着特别不能忽略的意义。但是，物质生产在生产中的基础性也决定了生产方式演化的自然基础。无论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它们都从基础上构成和奠定了人类历史的自身自然基础（外在的自然是大自然的自然性，天文的和微观世界的自然意义决定了人类历史的绝对自然性），并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的和自然的内容。

今天已经养成经院式思辩和教条化思想恶习的哲学家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自己谈论人、谈论历史的时候，人、历史永远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可以被任意抽象的理念和任意规定的教条。人口及其空间是人群的基本呈现形式。当我们试图从人群的宏观角度考察历史时，人口及其空间是必须依据的首要逻辑基础。不存在没有人口、没有空间存在形式的空洞的人的概念。人类历史的全部演变都与人口及其空间的演变紧密相关着。因此，至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史，根据人口及其空间演变的状况，可以分为世界史和前世界史两个进程。所谓世界史，是指人类人口已经密布在了地球的各个地区，并已经联系为了一个整体体系，任何一个一定规模地区的社会重大变化都将即时地引起另一个地区或整个世界的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整个世界已经现实地进行着了一体化运动的历史。虽然今天的时代仅仅还是世界史的起步阶段和幼稚时期，但除非发生人类人口突然减少的毁灭性灾难和全球化交通、信息等基础、体系和能力的全面突然崩溃并无法得到迅速重建，世界史的演进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基本历史趋势和实际。如果从500年前的哥伦布航行为标志计算世界史开始其形成过程，到150年前英国人打开中国大门，世界史的形成过程经历了350年时间，而世界史的完全形成至今不过150年，之前的全部人类史都是前世界史。

大致说来，人类的前世界史可以分为迁徙史、傍水史和地域史三个大的阶段。所谓迁徙，并不是人类种群或种族随意的和始终的迁徙，而是指一种非长期固定栖息的缓慢的迁徙，这种迁徙与气候、地理以及生物圈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动力与人口的繁衍有关。这一历史过程延续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它的显著特点是人类种群的不断亚种化和分解，形成了可能十分丰富的具有较大品种差异的各个种族；所谓种族，就其某个独处的人群来说，也是这一人种的种群，而不是另一个人种的种群。所谓傍水，是指各个人群向水系靠近并依傍水系生活。由于活动向水系的聚拢，形成了人类种族的第一个调整期，而人口的膨胀促使了族群社会的形成和分解，分解了的人群沿着水系或根据寻找到的新的水系不断通过迁徙向四处分布。这一历史过程延续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或细石器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完成了在地球各个主要地区的分布。之后的地域史一直延续到了世界史的形成，是人类种族的第二个调整期，所有的“野人”作为异类被排挤或消灭净尽，各个人群的生活、生产方式虽然存在着所谓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但已经达到接近，彼此作为可以或愿意进行交配、生育的同类而共存。地域史大致开端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或细石器时代末。所谓地域的历史并不是各个地域的人们没有交往，并不等于一个地域的人群一定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不发生迁徙，但其基本的特点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域内进行活动，具有地域封闭性，虽然也与周边的人们进行着交往，在后期甚至发生着经常的大规模的远征。就其趋势言，不同地域的人们的交往、交流是不断频繁的，是不断打破地域封闭性的。

在地域史阶段，在人种意义的同类化前提下，各地区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丰富的差异，各自的历史进程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总地来说，各地区的人们大都经历了氏族社会阶段和部落社会阶段。氏族社会阶段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和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正是在氏族社会和部落社会阶段，人类史发生了全面的巨大的社会革命。由于渔猎方式的进步，由于家种和耕种农业的成熟，以及灌溉农业的萌芽，各氏族和部落进行了转型，定型为了捕渔氏族和部落、渔猎氏族和部落、捕猎氏族和部落、游牧氏族和部落、农业氏族和部落、农牧氏族和部落、农渔氏族和部落、农猎氏族和部落、农渔猎氏族和部落、牧猎氏族和部落、牧农猎氏族和部落等多种类型，人们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生活和生产的方式选择合适自己生存的地域，或在海岸，或在台地，或在山林，或在平原，或在草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分野在氏族社会阶段和部落社会阶段得到了全面奠定，中国江河流域与地中海地区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高土文化类型和巨石文化类型。高土文化是以垒土或掘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巨石文化是以垒石或开石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当然，这不能从纯粹的角度去理解，高土文化不是绝对没有垒石，巨石文化不是绝对没有垒土。

虽然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但氏族和部落的文化定性（分工）越来越展现出了一种图景：大自然似乎可以贡献出不尽的宝藏，它贡献的多少取决于了人口的多少。因此，人口的超速增长几乎成了古人们最大的诱惑。但是，大自然又似乎永远是贫瘠的，自己的领地并不足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而其它氏族和部落的领地则令人垂涎。即使并不需要其它氏族和部落的领地，但他们的食品和用具同样可以勾动心魄，——零星的商业并不足以获得对方的全部财富。更重要的是，彼此不同的崇拜几乎时刻提醒着彼此属于异类。因此，崇拜、领地、财富和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就构成了氏族和部落战争的源泉。战争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崇拜，更提供了一种领地、财富和人口突然增长的机会。

一当战争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就由这种决定生存与毁灭的运动，安装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器。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形成了灌溉农业的人口密集地区，部落群中出现了核心部落。核心部落的出现更加大了战争规模。战争，是精神原则、控制规则、智慧和人口、财富、技术的全面比拼，虽然战争本身会造成人口和财富的直接损失，但对胜利一方来说，更可能通过掠夺人口和财富直接增加人口和财富，而战争的组织（防御和进攻的准备）则不仅可以强化人们的凝聚力，而且也可能刺激人口的出生率，并优化人们的生产能力，直接增加财富的生产，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大大提高贸易数量。因此，在连续的战争中，文明获得了诞生，国家得以形成，人类进入到了文明史阶段和国家史阶段。一切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战争频繁的所在地。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对战争的所有参与方来说的共同结局，更多的失败的部落将因战争而消失，或者流亡，甚至可能退回到更原始的状态。从流亡的部落中，则诞生出了最早的商业部落。

对人口的掠夺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把掠夺了的人口仅仅作为自己人口的直接补充，社会并不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异；一种是把掠夺了的人口非人化，仅仅作为生活和生产的会说话的用具和工具即奴隶，当这部分人口数量达到一定，则社会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制一当形成，奴隶的获得也可以通过贸易进行）；一种是迫使被征服对象臣服，接受立国（方国）、分封、徙边、流放、改宗、灭宗等安排（也可以把部分人口奴隶化或奴才化），成为封建制社会。所谓奴隶制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不是绝对模式。在《历史人本主义》文稿中，我把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奴隶-封建制社会，其实只是一种避免麻烦的迂回的说法。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其历史演进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致有先夏古国时期、夏-商王朝-方国时期、西周封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皇朝文化断裂-转折时期、夹杂多次割据期的汉-隋-唐-宋前皇统时期、元皇统-种族制度时期、明-清后皇统时期，其中贯穿始终的是宗族-宗法制度，有一个由宗族民主制向宗族专制演进的过程，而奴才化（包含奴隶化但不是奴隶化）则一直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要素和制度要素。

在地域史阶段，各地域社会的人口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不断积累着走向世界史的能量。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社会都能拔得开辟世界史的头筹。任何国家都将自然地向其周边扩张，但是，当完成周边扩张的国家达到庞大时，仅仅自身的控制就已经限制了它继续进行扩张的能力和愿望——庞大帝国只是迟钝的恐龙，只能在保守自己的辉煌中等待死亡，然后伺机重生。而依附或邻近强大帝国的弱小国家的现实理想只能是反抗、自保、骚扰和伺机取而代之。只有在一个地域已经被力量相近的国家充分割据并处于一种均衡态，同时这一国家群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形成向临近地域进行扩张的大规模运动时，这个国家群落才会产生跳出束缚走向世界的冲动。这样的地区只有欧洲。但仅仅这样仍然不足以促使欧洲走向世界。任何历史的演变都是由偶然性事件所堆积的，而偶然性事件则是充满个性的事件，是由一些具有不平凡的念头和行动能力的平凡的人所造就的，而他们所造就的偶然性事件又在深处蕴藏着深刻的历史性使命。因此，走向世界的更重要的前提是要在一个地区养育和积累出无数的富有个性的负有历史性使命的平凡人，而这一点，也正由欧洲具备了。当十四世纪欧洲开始文艺复兴时，中国虽然摆脱了野蛮的种族制度，却进入了以禁锢思想的文字狱和限制自由的特务政治为基本特点的后皇统时期。虽然郑和的远航不仅技术更先进、规模更庞大，而且比哥伦布的航行早了近百年，但是，郑和的远航不过是明皇朝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即使现在有人说是郑和先发现了美洲，也是更证明了郑和的航行是没有多大历史意义的一场国家游戏。面对历史镜子的透视，伟大的郑和在平凡的哥伦布面前，终究只是个猥琐的太监而已。

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指通过一定数量货币的投入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利润）的经济活动，那么，资本主义在部落社会就已经萌芽；如果以获取货币利润为基本目的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作为资本主义成熟的标志，那么，资本主义在以获取货币利润为基本目的的商业、手工业、盐业、矿业甚至专业化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出现和形成时，就已经成熟。从这个角度说，那些费尽脑汁地讨论古代中国是否萌芽、是否可以自己产生资本主义的学术家们，实在是在做一件很莫名其妙的学问，仅仅《史记》的《货殖列传》就已经叙述了资本主义的辉煌，更早的事实则由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流传广泛的玉石器从其长途贩运、专业制作及其货币意义上，说明了远古资本主义的一种发生状态。不是什么会不会萌芽资本主义、有没有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会不会原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谓原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就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源地，也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从内部形成，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体系，作为发源地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则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仅仅为利润的贸易和生产并不能够造就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古代社会早就诞生出资本主义社会了。只有当这种贸易和生产是国际化了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有了形成的可能。但也仅仅只是可能而已，否则，丝绸之路就可以造就出资本主义社会了。必须当对外贸易和为这种贸易的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规模的和分工的）上都决定或左右着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时，才可能使这个国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但仍然不够，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不足够大，并且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能力保证国际贸易持久进行，其国际化贸易和生产不能影响和左右贸易体系的社会运动，它的社会性质就只能继续顺应贸易体系对象的社会性质，否则，古希腊早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海盗造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新大陆（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断开拓）造就了一批强大的殖民帝国，并使它们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强扭为了一个新世界的核心控制体系，并由最强大、最有开拓精神的霸主承担起了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性任务。在哥伦布之后的一百多年时，英国人率先完成了这一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际化、世界化基础上的，是一个国际化、世界化的社会体系，并最终在完全的世界化中完成和成熟。在英国人打开中国大门后，欧洲完成了全面的革命，美国完成了南北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达到了全面成熟，这并不仅仅只有偶然的意义。从此，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就已经现实地具有了同样的意思。

创造了世界史的资本主义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它把全世界纳入到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体系当中，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社会形态充满了丰富多样性，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会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发生割据、冲突、兼并、分裂的运动，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已经无法脱离这一体系，不管在其内部建构和维持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但在其外部则不得不参与和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只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个别成员存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绝不会因为某个或某部分成员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而改变。提倡革命和实现革命的马克思和列宁都注意并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们睿智的头脑都没有真正领悟到世界社会的真实性和根本性，把世界资本主义仅仅看成是由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强加给人类的殖民、统治体系，因此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战胜、取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全面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了。他们不知道，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使用货币并追求以货币计量的财富增长，只要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任何形式的国际贸易并追求贸易增长，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就仍然是以资本主义为存在前提和基础的。他们可能也感到了这点，因此，就为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了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乃至货币的属性或任务，但是，当列宁不得不主张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或许已经猜到，只能借助于帝国主义战争等历史性机遇、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自身也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彻底的非资本主义化，仅仅恢复战争创伤和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基础的时间消耗，就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完成革命后迅速制造世界革命取代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时间又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保守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质的灾难性力量。现实的列宁深知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的现实必要性。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损失巨大的世界战争、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等，都同时构成了改变世界社会的动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改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构成社会的因素中增加社会主义属性，以彻底避免和终结自己国家发生和实现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基础。所谓社会主义因素，就是实现国家的全面民主，使国家在形式上从而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具体内容上成为全体公民的国家，在私有制国家的属性中添加入全民国家（社会国家）的因素，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完善法律制度，容纳、支持、鼓励社会的和平民主运动，提供尽可能充分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并尽力提供人民基本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福利。因此，所谓先进的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属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

而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陷入到了难以自拔的泥潭。社会主义国家受着四个方面的历史性约束：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合理性基础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演变的社会进化理论提供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注定了必须保守教条主义原则。在其外部虽然不能避免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交往，但总是有着孤立于世界的本能，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具有着资本主义属性，也决定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必然破产命运。在其内部，则更是会时刻爆发出消灭被认为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和所有前社会主义因素的冲动。二，在仅仅根据一种预想理论并通过空前的牺牲实现的革命面前，社会没有提供任何生活的和生产的自然基础，因此，革命胜利后就必须根据几乎连逻辑完整的空想理论都没有的凌乱设想，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生活、生产基础和国家模式、社会模式，必须在彻底破旧的同时彻底地创新，人类第一次进行了一个海市蜃楼式的现实的全面历史运动。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状态，社会主义优越性以及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既定理想必然把自己置到一种近乎狂躁的竞争地位，从而就陷入到了无视一切现实自然规则的疯狂的社会运动和国家运动的灾难当中。四，通过没有生活和生产自然基础的暴力革命政治运动建立的政权，天然地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化、特工化政治组织及其力量，不仅形成了垄断和支配全部国家权利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并通过公有制名义的国家所有制（本质是政府所有制）和计划制度，实现了对国家财富和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支配，因此就自然地走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反面，虚化了无产阶级的全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人生权利，并从实际上剥夺了全体公民包括层累地剥夺官僚集团自己的基本人生权利和公民权利。这四个方面历史地决定了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从集权主义的社会形态进行起步，并且，这种集权主义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有着无法摆脱的极权主义冲动及其现实的历史性特征。

集权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国家社会，不仅庞大的官僚集团具有军事化、特工化特征，而且全体人民也必须实现准军事化和准特工化，在整个国家的军事化和特工化下，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高速发展并显示出了空前强大的战争能力和战略姿态，这一点将成为这些国家以后历史那些好大好强的人们喋喋不休的“美好”回忆话题。但是，由于这种集权主义社会缺乏自然生活基础和生产基础，由于天然地只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孤立部分，因此，时间是把致命的利刃，——这种非自然的、特殊形态的社会无法经受住时间的折磨，其最终的命运只能是崩溃。这种崩溃命运所促成的现实自救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推动，但主要来说，是官僚集团在预见集权主义社会形态已经不可维持的情况下，所推动的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运动。正因为是由官僚集团的预见推动的，而且也并不总是由官僚集团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就有着这样一些特点：一，总是伴随着剧烈的政治观念、立场和派系乃至国际冲突，这种冲突在早期（东欧）甚至可能全面扼杀改革；二，总是处在无序的状态，其涉及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受着政治领袖本无经验的经验操纵；三，无法彻底限制作为集权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生，无法杜绝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对立面的资本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生，同时，改革的非集权主义倾向和趋势也必然面临着保守集权主义的思潮和运动的抗拒；四，在庞大的官僚集团垄断权利的历史前提下，改革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是能否为该集团提供更多利益并维护该集团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导致社会全面的腐败化；五，改革必然使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趋向自然化，从而削弱整个国家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赫鲁晓夫的改革只是针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调整），同时也需要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支持，因此，改革的全国性启动必须以重新调整国际关系为基础。

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所能够有的可能前途只有两种：一，非社会主义国家化；二，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化。这两种前途又可以有多种运变可能。非社会主义国家化是指作为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放弃了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共产党或者被取缔，或者演变为了一个普通的民主党派，社会主义不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属性，至少在名义上国家是某种模式的民主国家了。但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化并不等于非社会主义社会化，原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全社会福利体系等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因素可能得到了继续保留，因此，非社会主义国家化就可能会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从国家要素到社会因素全面取消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元素的类型，一是继续保留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类型；前一种是坏的类型，后一种是好的类型；如果只是部分保留全社会福利体系，则属于次好的或次坏的类型。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化是指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权利的绝对垄断或领导，即使推动一些民主化改良也是以拒绝转变为民主国家为基本前提，至少在法律形式上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规定。但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化并不等于坚持社会因素的社会主义化，它可能会有三种类型：一是继续保留全社会福利体系的好的类型，一是全面取消社会福利体系的坏的类型，一是部分保留或部分取消全社会福利体系的次好的或次坏的类型。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属于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化的改革。这一开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的核心，是一个自主的问题。在集权主义社会的历史基础上，在以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方向的前提下，改革的全部焦点都集中在了一个自主的问题上。所谓自主，第一层涵义是社会自然人和法人的身份和地位确定。改革无法避开的一个核心，是必须收缩集权的外延，使社会自然人和法人成为他们自己，否则，就仅仅只是赫鲁晓夫式的非极权主义改革，无法达到目的。社会自然人和法人成为自己，就不仅只是一个空泛的身份，必然要由自己对自己的社会存在和利益进行主张，因此，就自然导出了自主的第二层涵义：社会自然人和法人对自己自主地位和权利的争取和捍卫。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民主的递进，但仅仅只是非常有限的社会民主，因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化的坚持不能抛弃集权主义，需要继续依靠集权主义进行维持和维护。所谓自主，是在集权主义控制下的自主。但是，集权主义不管如何继续存在着，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形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集权主义-自主主义时期或自主主义时期。

在自主主义时期，个人第一次得到了人身的和人生的解放，开始习惯使用“我”进行思考和说话，产生了强烈的“我的”的欲望，从自己的躯体和灵魂中爆发出了空前的活力和能量。企业则不断地提出经营自主权的诉求。私人经营（私人经营包括私人经济，但不等于完全的私人经济，对集体或国有资产的私人承包经营不是完全的私人经济）则如破冰之水，一发不可收拾地奔涌起来。自主是自由的基本、民主的前提，但自主又是集权之下的自主，因此，自主主义时期就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1989年之前，是自主主义试图突破集权主义，趋向更高民主要求的天真的或理想的阶段；1989年后，自主主义明白了自己依然戴着集权主义帽子，全部的热情集中到了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现实功利追求上，进入了老成的或庸俗的阶段。这前后两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两次改革，前一次改革是由自下而上驱动、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后一次改革是由自上而下驱动、自下而上呼应的改革。

不能突破集权主义的自主主义虽然仅仅有限地递进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恰恰由于集权主义的限制，自主主义就只能选择在可以容许的空间空前集中地展开，这个空间就是社会的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主主义演变为了一种畸形的经济自由主义。所以说是畸形的经济自由主义，一是因为社会自由是个人、社会、国家相统一的完整范畴，不存在任何领域单独的或纯粹的自由；二是因为，即使经济领域，集权主义仍然是基本的和根本的控制力量，在这前提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与权利集团进行合谋的肤浅的伪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畸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的运动过程中，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重新整合。这种整合的基本要素是权力和资本，核心是权力，即：从总体上讲，虽然资本越大，可以获取的利润越大，但资本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则决定于资本与权力的距离，距权力越近，则获取利润的可能性越大。这是一个资本与权力进行结合的过程，而其中的黏合剂则是腐败。这一结合的基本特征是掠夺，掠夺社会底层的生活资料和体力、脑力、生命，掠夺金融，掠夺财政，掠夺国有和集体资产，掠夺土地，掠夺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掠夺拒绝权力的资本，归根结底落实在人民、资源和财政三个基本点上。这样就形成了权贵垄断资本、外国垄断资本、买办垄断资本、私人垄断资本、黑霸垄断资本和投机垄断资本六大垄断资本集团。由于这些资本的最终核心是与权力结合，其操控能力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通常在一定的社会领域有着广泛的左右能力和独裁能力，而资本就是权力则是资本的基本属性之一，因此，全部的垄断资本和权力的本质都是权阀，他们成熟了的时代即为权阀主义时代。也就是说，经过自主主义阶段，自主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动，损失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勇气和热情，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权阀主义的时期；由于集权主义仍然是根本，因此，也可以称为集权主义-权阀主义时期。

权阀主义时期大致开端于本世纪初。权阀主义时期的中国，是权力与资本的天堂。但是，这当中进行着两种无法避免的冲突，即权力与权力的冲突、权力与资本的冲突。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分两个层次，一是中央集权与权阀的冲突，一是大权阀集权与小权阀的冲突。本质上，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就是权阀与权阀的冲突，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围绕着权阀进行的集权与分权的冲突。虽然权力与资本进行着结合，但是，权力与资本毕竟是立场具有巨大差别的两种社会元素和力量，他们虽然需要结合，但终究也逃避不了经常的冲突。权力运动的突然性和任意性对日益追求稳定地位的垄断资本来说，不仅使自己处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也使自己几乎看不到更长远的前途。虽然资本会日益采取逃亡外国或转移外国的方式保存自己，但这毕竟不是理想的生存和发展选择。而对于权力来说，资本对权力的渗透也日益威胁和分解着集中的权力，其腐败性也是不得不予以限制和打击的，权力分解和腐败的深化和泛滥会从根本上动摇和破坏权力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及其运行效率，并且也难以长期承受资源大规模破坏和财政巨额补贴的困境，更不得不设法安抚社会低层日益增长的怨愤情绪。由于权力的根本性和绝对性，资本不得不设法改变权力；而改变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不会需要社会真正的全面自由和民主。从权阀演变为财阀，从权阀主义演变为财阀主义，从集权主义-权阀主义演变为集权主义-财阀主义或财阀主义-集权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下一个历史时期或形态。没有力量可以改变这一进程，只能推动这一进程，只有递进中国的自由和民主的困苦的实际过程。中国会避免一切可能拖自己下水的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发生，或避开这种战争。即使台湾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真正改变中国走向的问题，说穿了，它不过是枚有些伤脑筋也挺有乐趣的很不错的棋子而已。将能够真正影响甚至左右这一历史进程的，只会是社会民众及其以民众为基础的日益酝积着力量的民众民主运动。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贯穿着的一个基本运动，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在中国可预计的历史时期，不是全面演变成现代资本主义，而是形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资本主义。因而，资本主义将越来越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不仅如此，中国也越来越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虽然是很特别、很怪异的一员。总之，“资本主义及其之后”是个必须很慎重地使用的语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处在非常年青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它的生命力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