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官员都是国际形象

每个官员都是国际形象

顾则徐

中国是个不需要经过具体授权行为就可以代表他人和被他人代表的社会。就拿我本人来说，还是屁大小毛孩时候，就会对弄堂口走过的陌生孩子说：“我代表我们弄堂的人要你如何如何”。至于我长大了做点芝麻干部，就更是这样说话了，比如在做村书记时候经常会把“我代表村民”挂在嘴上，其实，村民与我这个党的支部书记之间并没有过什么具体的授权行为。澳大利亚向全世界招聘大堡礁看护员，应聘完全就是种个人求职行为，一位挤入最后50名的中国女孩说：“我现在觉得特别光荣，你想啊，这是代表中国人。”她的求职变成了所有中国人去求职。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意识几乎浸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我的省悟也是在人到40岁的不惑时候，通过理性的反思，才明白自己既不能不经授权代表他人，也不能承认被他人代表。就中国国民来说，现在也是越来越省悟，人们经常会感叹：“原来我又被代表了！”

之所以会不经具体授权就普遍地代表和被代表，原因是组织无处不在。任何一个中国人还在娘胎里时，就已经处于被“计划”当中，也就是已经属于某个莫名其妙的“组织”当中，他的存在和任何言行具有“组织性”。作为一个“组织人”，他天然是被代表的，从而，他也就可以被看做“组织”的代表。问题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组织”违背了社会的自然性，从而也违背了人性，扼杀了人们的个人性。组织是个人的组合，个人是组织之所以发生的前提，当个人被当作“组织人”，就是颠倒了，是把组织当作了个人的前提。正因为这样，省悟了的人们便要对自己被轻易代表不满。一切珍惜、尊重自己和他人个人价值和权利的人们，都会拒绝不经具体授权就代表他人或被他人代表的行为，而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司法也完全支持这样的拒绝态度。

但是，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拒绝一切的代表和被代表行为，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不是组织人，有一部分人在其从事自己职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注定了是近乎完全的组织人，他们绝大部分言行必须履行“组织性”。这部分人口在中国很大，从吃财政饭角度说，大概有6000-7000万，占中国总人口5%左右。从身份的规范性角度说，这一庞大人口中的公务员是标准的组织人。由于中国没有区分政务员和公务员，因此，所有的公务员也是政务员，是党的官员，他们依赖于组织生存并以“公务”为首要人生使命。按照《宪法》和现代法律精神，他们当然不能随便代表人民，但他们注定了代表政府并被政府代表。除了一部分纯属私人和公民个人的言行外，他们不享有普通平民可以拒绝代表和被代表的权利，而必须服从政府这个“组织”的指令。

就国际形象来说，高层官员的问题不太大，普遍比较自律，但基层官员的自律意识比较弱。这方面的根源是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层级差别，有一个中央（通常被称作“国家”）与地方的区别，中央部门的官员比较清楚自己的言行代表了国家，而地方官员则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地方。但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政府，尤其在国际间，地方政府一样意味着是中国的政府，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任何中国官员在老外的眼睛里都是“中国”的官员，老外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心情来区分是北京的官员还是某省、某市、某县的官员。当中国政府对法国采取比较强硬的外交态度时，法国奢侈品市场活跃着的中国官员及其家属访问团、旅行团的身影很容易让法国人认为这种强硬不过又是“不满”、“遗憾”、“抗议”之类缺乏实际内容的惯例态度，因为，法国人在这些身影上看到的是：中国是如此热爱并需要法国啊！

20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