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柯教授啊，能否先看清文章再批评！

王则柯教授啊，能否先看清文章再批评！

顾则徐

“为了说明不应该禁止燃放烟花和鞭炮，除了‘文化’和‘传统’以外，顾则徐先生2月12日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还拿西班牙并不因为会导致死伤而放弃斗牛(似应为奔牛)说事。问题在于，与奔牛节目不同，燃放鞭炮的污染，具有非常‘霸性’特点，那就是它的强加性，不喜欢的人没法躲避。哪怕99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那99人就要受罪，污染的后果就绝不会轻。要保障居民不受燃放鞭炮的污染(包括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伤害危险)的人权，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如果政府不在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法规适当禁止燃放鞭炮烟花，不讲场合不顾他人乱放鞭炮的陋习就难以扭转，居民的烦恼就无法解除。难道不是这样吗？相反，即使99个人都喜欢围观奔牛，哪怕只有一个人不懂得欣赏这种‘文化’和‘传统’，他也可以几步路就走到安全的地方，他还是能够实行他不喜欢的权利。”这是王则柯教授在发表于2月14日《南方都市报》文章《鞭炮污染的要害是它的强加性》中批评我的话。

我的文章是因徐友渔先生2月9日在《南方都市报》文章《燃放烟花爆竹应是有限自由》而起。徐友渔先生的文章的落脚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燃放烟花爆竹问题而人群天然是无序的，达成规则约束下的自由，是政府的责任。西谚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宁愿把这句话倒过来，建设性地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的素质不是天生的，是训练和教化而成的。”这样的观点或观念在中国是常见的，但徐友渔先生不同，我在文章中第一句话就特别指出他是“对自由主义深有研究和发扬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才对他进行了批评。如果徐友渔先生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有他文章要由政府“训练和教化”人民的说法，我是不会专门写文章批评的。这是我文章的落脚点，完全是对应于徐友渔先生文章的，但王则柯教授对我的批评，却是规避了这个核心问题。

也罢，但王则柯教授对我文章举行举证时应该比较严格些才对。我在文章里举了三个例子：“西班牙并不因为会导致死伤而放弃斗牛，巴西并不会因为城市彻夜不眠而放弃狂欢，德国并不会因为醉倒而放弃狂饮啤酒。”王则柯教授则单单选取了西班牙斗牛的风俗予以批评。凡民俗，对不能接受的人来说都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侵害性，因此，实际上全世界可以举的例子实在是很多的。选西班牙、巴西、德国三个例子，我是很谨慎的，斗牛具有局部性，狂饮啤酒具有爱好性，狂欢具有整体性，但不管何种，既然作为一种民俗，就都具有大众性，都可能对不接受者是种侵害。斗牛即使局部也影响他人平常生活，狂欢使整个城市不得安眠，狂饮更可以在中国劝酒和酒桌的感染所造成的危害得到体验。哪怕全世界今天普遍认可的奥林匹克运动，就人身安全来说，也是离不开医生守侯的。

王则柯教授单单选取西班牙斗牛风俗予以批评，大概以为这是我文章软肋，特意说明“似应为奔牛”。西班牙斗牛几乎是西班牙民俗文化的招牌，现在主要是采取了表演性的方式，但即使表演，死伤也仍然难免。西班牙奔牛叫“圣·费尔明节”，是一种大众性的斗牛方式，主要代表是潘普洛纳市旧城区的“奔牛之路”，在一条八百多米的街道上玩惊险的游戏。潘普洛纳市的奔牛既然是在街道上，对这条街道的居民来说，并不存在王则柯教授所以为的“他还是能够实行他不喜欢的权利”，其正常的生活所受影响远比门口有人燃放烟花爆竹要大得多。

大概王则柯教授没有认真读我文章便予以了批评，至少我在文章里明确不赞赏在夜半、易燃环境、可能伤害他人时进行燃放。也就是说，我也以为这是个“陋习”，但我仍然尊重这是一种“文化”和“传统”，并主张其演进不需要政府来对人民进行“训练和教化”，而应依赖于人民自身的“训练和教化”。为什么我这样主张呢？因为我只是一个公民，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府官员或政府的谋士。我应该也只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但政府如果干涉人民的自由，我便要予以反对。身边一个孩子，他如果到门口去放个爆竹，心情不好时我甚至会训斥他；邻居如果责备，我会道歉，以此教育孩子；但一个政府官员不是来劝告而是命令“不许放”，我必予以谴责：“管你鸟事！”

王则柯教授规避徐友渔先生和我文章的核心也就算了，但严重误读我对于燃放烟花爆竹的立场之后，再予以批评，则沦到了眼力不济的武断地位。这是我应该要予以说明的，因为，燃放烟花爆竹事小，但要政府“训练和教化”人民事大，误读我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立场，自然就悄悄否定了我对于要政府“训练和教化”人民的批评。此种近百年来流行的作文法，不得不要我再予说明。

就燃放烟花爆竹问题本身来说，我肯定了徐友渔先生文章标题观点“燃放烟花爆竹应是有限自由”的正确，只是说并不准确，因为燃放烟花爆竹本就已经属于由各地法规约束的半自由或不自由，在这前提下再加以“有限”限制，有取消仅有的自由的倾向。我并没有提出取消各地政府已经制定的法规，基本态度是予以尊重，在这一前提下针对人们“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事实，指出禁放主义者“悲伤莫过于实际并不能达到禁放目的”，与这唐、宋以来滥觞的民俗传统相冲突，所以不能达到希图的禁放目标。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有了禁放或半禁放的法规，我予以尊重，但我更尊重民俗传统，哪怕这是个“恶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靠权力的禁止问题。王则柯教授把我的观点简单理解为“不应该禁止燃放烟花和鞭炮”，而没有注意到我对已经有的禁放或半禁放法规的尊重，没有看到我对徐友渔先生“燃放烟花爆竹应是有限自由”观点肯定的一面。

燃放烟花爆竹也许是个“恶俗”。中国历史延续相对连续，便有很多“恶俗”，即使是“良俗”，对于不习惯和不喜欢的人来说，可能也会认为是恶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还涌现出了大量新的“恶俗”，比如一个汽车警报器出来，其尖利的蜂鸣经常突然出现，不分昼夜，比现在愈益减少的夜半爆竹声更其可恶。怎么办呢？我反对汽车无常的蜂鸣，但尊重用车者安装警报器的自由，断不愿意建议政府禁止安装汽车警报器。具有警报形式的声音曾是一种专权，过去中国是禁止民间使用的，这一点更应该反对。政府应该做什么呢？政府应该规范汽车警报器的生产、销售，在其敏感性方面有更适合的标准，政府如果不做好这工作，作为公民便可以批评政府。烟花爆竹的问题类似，恰不是在于燃放者，而在于生产销售者，这是政府应该花大力气规范的。长期以来，中国的习惯思维不是去约束权利者，而是去约束民众，最荒唐莫过于国共对立只杀团以下炮灰，而不杀团以上将校，团以上将校当了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从未见他们为自己士兵的被枪毙或整死而呐喊的，反以他们曾经的将校历史而沾沾自喜。说穿了，烟花爆竹的禁与不禁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在于对生产、销售的控制。自然市场上有销售，购买者便无罪；购买者没有承担研究销售者及其产品合法性的责任。出于风俗，作为消费者既然买到烟花爆竹，便有天然的燃放权利。

正因为如此，我便强调，燃放烟花爆竹主要是个一般道德问题，也就是说，你买了产品，如何使用必须是要考虑一定道德问题的，毕竟，烟花爆竹的燃放涉及到他人。至于法律责任问题，不管禁止不禁止，本就是清晰的，如果燃放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其它，属于犯罪的受《刑法》追究，属于其它明显侵犯他人权益的受相关民法追究。怎么办？我与徐友渔先生的分歧实际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王则柯教授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关键，在批评我时不仅强调了政府应该出面禁止，而且更是提出了“人权”的理由，真吓我一跳。

王则柯教授的文章里，似乎不愿意承认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文化”和“传统”，而只承认这是一种“陋习”，希望尽快“扭转”和解除这一居民的“烦恼”。就这个春节来说，大年初一，窗下舞狮队伍的锣鼓不断，后来竟然放起了规格特别巨响的鞭炮，我确实很烦恼，以为这是“陋习”，但我不会晕到不承认这是“文化”和“传统”。对这样的舞狮，作为“文化”和“传统”我尊重，作为“陋习”我以为应予改进，使之“现代化”，但于“现代化”方面，我断没有希望马上予以“扭转”和解除这一“烦恼”的念头，只希望慢慢会有所改观，毕竟，这有着“文化”和“传统”的强大惯性和其合理性。我更不会呼吁要政府出面禁止，而只会劝告身边人，在燃放烟花爆竹时除了考虑自身安全和快乐时，也要有德，要考虑他人的利益。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如果我更积极一些，我就应该跑到街上去宣传，也即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更积极地进行自我“训练和教化”，但我不是一个足够积极的公民，只对身边人进行“训练和教化”，而且，还不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身边人听与不听毫不觉得自己有权力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