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安乐死”成为杀人理由

谨防“安乐死”成为杀人理由

顾则徐

原籍武汉的胡菁与深圳当地人文某由大学同学而为夫妻，他们所学专业都是法律。2月9日元宵节晚上，胡菁忽然昏迷不醒，被家人送往医院急救，虽然病情稳定了下来，但处于昏迷不醒状态。2月16日，文某在探视胡菁时，一边哭着说“我不想看她受罪”，一边拔掉氧气、输液等管线，导致胡菁十多分钟后死亡。事后，文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警方拘留。（《南方都市报》2月18日）在记者采访中，有的人认为文某这样做是为了妻子不受苦，可以理解。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这些年越来越被注目的“安乐死”观念。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说，文某是否真正出于对妻子的爱是很难确定的。胡菁娘家人认为文某一家有放弃让胡菁接受治疗的意思，并且涉及到胡菁在香港买的百万元保险问题，因而已经叮嘱医生如放弃治疗应得到胡菁娘家人同意。文某家人则认为一家三兄妹买有三栋连体别墅，外出开宝马车，老房子也有数千万元的拆迁补偿，文某不存在经济目的，只是由于爱而情绪失控，但这些理由很难站得住脚跟，因为，就“利益”而言，文某如果长期昏迷在床，并不只是个经济支出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患难相守的问题。

就安乐死观念来说，这些年在中国越来越得到了传播，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国接受安乐死观念，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社会传统的放弃治疗现象和观念，人们对于一些处于医疗无法救治、难以救治、无足够经济能力救治以及久病拖累家人等情况的病人，采取消极的放弃治疗办法促使或让其死亡的方法，现在只不过进一步把这种方法提升为从西方引进的“安乐死”而已，从消极的让病人死亡转化为积极的让病人死亡。从这个角度说，安乐死观念不仅引用了西方主张人士的所有理性理由，而且也存在着足够的中国特色社会基础及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这一观念一当得到法律认可并实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将会导致一场中国特色的人道灾难。

中国传统的使病人消极死亡的“安乐死”，实际存在着复杂的被利用现象。由于中国是个非个人主义国家，个人生命往往首先由家族、社会组织、政府等“集体”支配，甚至只是由某个领导或官员借着集体名义的个人意志所支配，因此，在人们认可这种“安乐死”为合理的道德、法律背静下，当一个人被认为应当消灭而司法不能予以死刑支持时，在这个人患有疾病的情况下，对他采取应当救治而不予救治的手段，以消极为名义，实质则是积极使其死亡，从而达到消灭其人身的目的。由于有这样一个潜规则空间，因此，即使一个本来健康的人也可以先使其患上某种疾病，然后使他“安乐死”。“文革”期间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甚至周恩来，实际无不是这样被“安乐死”的。这种“安乐死”传统在精神实质上是对生命极度的藐视，因此，它的一般表现就是普遍的堕胎和婴儿性别选择，极端表现则是旧中国时候泛滥的溺婴现象。

西方所主张的现代安乐死，前提是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和普遍的人道主义，但即使具备了这样的背景，目前也只有瑞士、日本和美国的部分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实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安乐死的实行在古代突出的是斯巴达，而斯巴达是个军事奴隶制城邦；在现代突出的是希特勒德国，这是个以屠杀生命为快乐的法西斯国家。安乐死的实行稍有不慎，就是一个巨大的人道灾难。今天的中国法治建设尚属于幼稚阶段，公民社会远没有成熟，一当安乐死被法律认可并实行，杀人就多了一个便利的渠道，杀人犯将在这块土地上尽情狂欢起来。

2009-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