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

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

顾则徐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道：“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这一记载源于齐国史官。《左传》具体说明道：齐国相国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意思是：齐国史官太史秉笔直书，记录基本的事实：“崔杼杀了他的君王庄公。”崔杼不希望太史这样记录事实，而想伪造历史，就杀了他。由于太史这个职位是家族继承的，崔杼不能用别人随意取代这个家族以伪造历史，只能强迫继承者来伪造历史。继承太史职务的原太史的两个弟弟依然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这一基本事实，都被崔杼杀了。继承职务的第三个弟弟虽然面对之前三个哥哥因为秉笔直书而杀头的恐怖，但毫不畏惧，依然坚持记录“崔杼弑其君”。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杼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史官的“弑君”记录。有一个叫南史氏的人也是个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掉了太史，就勇敢地主动承担起了责任，自己跑了来，准备坚持记录历史事实，知道了崔杼已经接受了“弑君”记录，才回去。

这个“崔杼弑其君”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之一，具有非常深邃的意蕴，直接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家用生命捍卫历史真实性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虽然随着历史延续而有所折扣，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学越来越形成按照“当代史”构造历史的风气，但它还是极其深刻地浸透在了中国史家的血液当中，始终有那么一批严肃的史家尽其所力记录着客观的事实，努力保留基本的历史“真相”。陈予欢先生的著作《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尽力恢复历史基本事实的大作。

陈予欢先生不是职业的史家，而是个文人。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人传统的国家，其历史与文明的诞生和演变同步，并居于中国文明史的基础地位。中国最早的文人分官方专职文人与兼学文人。专职的文人如卜史，最伟大的成就是诞生出了司马迁的《史记》，这一传统一直得到延续，滥觞于翰林制度，在今天就是演变出了具有官方定位其部、厅、处、科等级的专业知识分子队伍。兼学的文人是以其它官方职务而兼以学术的文人，至少可以上溯至推演出《易》的周文王，到了汉朝特别是宋朝文官制度发达后，更是那些有学问的官员所崇尚的风气。老子、孔子之后，中国出现了非官方的文人传统，形成了向民间化转变的重要倾向，在这一转变中，文人进一步渗透到了百业当中，绅士、宗教人士、商人、工匠、农民中有知识学问的人大量兼以了文学、艺术和学术的创造。陈予欢先生是广州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其本职属于“官员”，但继承了中国兼学文人的传统。兼学的文人虽然不是职业的文人，但并不等于学问和学术的成就一定弱于职业文人，不仅如此，而且由于兼学的文人通常是出于爱好，不是出于饭碗的压力，因此，他们进行文学、艺术和学术的创造处于精神的愉悦当中，放松而自由，就学术来说，当其致力于一个专门的题目时候，尤其可以细水长流，以毕生的“业余”时间收集资料，进行思考，经常会有非常出色的成就。陈予欢先生的这部著作，正是这样的一个出色成就。

陈予欢先生专门致力于黄埔军校研究，虽然不是专业史家，但是我国在黄埔军校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人物之一。陈予欢先生在黄埔军校研究这个领域地位的确立，奠定于1998年出版的《黄埔军校将帅录》，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黄埔军校和中国现代军事史的必读书，从而也使陈予欢先生成为了黄埔军校研究的重要权威之一。作为一种个人性的研究，“黄埔军校将帅录”这个题目还是偏大，难以做到精细和深入，经过这些年的进一步积累和思考，陈予欢先生又奉献出了《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既使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使我国的黄埔军校研究结出了一个更新鲜也更完美的硕果。

现代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在继续保持宏大叙事和发掘历史精神的传统同时，也更是向历史活动个体——具象的个人和团体——进行具体的、微观的、内在的和精确化的探索。在这一探索之中，一方面似乎史学作了向《史记》的回归，对人物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尽量勾勒出活生生的人来，使过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来，另一方面则进行完整的个体归纳，进行接近于统计学的研究，以发现其比较的和总体的历史要素和特征。陈予欢先生的《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是把黄埔军校第一期生作为一个特定对象，精确搜集每一个学员的基本资料，进行完整的资料统计和分析，不仅十分具体地勾勒出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借以反映出黄埔军校开创阶段的历史面貌，而且十分具体地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分析，使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这个群体显示出了一种“统计学”的生动出来。

陈予欢先生在这本书里，首先是根据各种资料和自己的查证，整理和总合了一个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名单及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仅仅这样，陈予欢先生就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至今最完备和精确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名单，这诚然是一个重要的成就，但陈予欢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是他对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进行了多方位的统计分析，分类比较了他们入学的介绍人和渠道，他们的文化修养、社会阅历和出生状况，介绍了在中共早期活动、早期武装运动、红军时期和建国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的作用和地位，介绍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对比分析和介绍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生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介绍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的归宿和晚年活动。应该说，这是至今为止从面上最完整地对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进行统计分析和介绍的著作，即使有些读者可能并不赞同陈予欢先生的某些分析和观点，但是，不管读者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出发，陈予欢先生在这本书里都是求证和记录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生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是一种完备的基础性研究，是一部最好的专题性史学工具书。这一基本价值，是陈予欢先生最重要的成就。

这本书实际上是个比较庞大的工程，很难想象陈予欢先生是如何完成的。他为之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恐怕是难以言说的，非有强烈的热情和积极的投身不可。但是，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个别的值得商榷之处也难以避免，比如陈予欢先生把叶剑英介绍杨挺斌等五人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列入中共早期领导人参与第一期生推荐入学和招生事宜的统计当中，便是值得推敲的。叶剑英当时是国民党人，直到1927年才加入中共，因此，他介绍杨挺斌等五人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不属于中共的贡献，而是作为国民党人士做的事情，更应该归入国民党人参与第一期生推荐入学和招生事宜的统计当中。但是，这样的瑕疵是微小的，不足以影响陈予欢先生对整体事实的介绍。更期待陈予欢先生的是，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拿出黄埔军校第二期生、第三期生、第四期生……的专门研究。

2008-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