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公共和孤独中承受苦难

在独立、公共和孤独中承受苦难

顾则徐

这是一种人生。——我的人生。

它是天定的，也是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命运。

从来在心理和身体两方面都自觉很青年的我，最近时时地有一种年老了的感觉，就如广州的天气，正是阳光明媚，忽然出现片乌云，倾倒下了如注的暴雨。一觉得年老了，便浸在了回忆中，在回忆里痉挛。

主张私产神圣的我，于私有制度和文化一直持很谨慎的态度，恐惧于私有制度和文化会有过度的扩大，由物及人，从对物的私有延伸到对他人人身的私有上去。因为，我是经历过人身私有的切痛的。还在娘胎的时候，一件离婚案将我分给了父亲，我不是一件财产么？复婚了，我还是一件私人的财产。读书报名时外公给我起的这个怪异的学名，涵义便是我作为一件私产，不属于顾氏家族就属于徐氏家族，或者是两个家族共有的一个物件。因为我是这么一个物件，所以，便是有用的、应该派用场的，喂以最少的食品，派以最可能大的用场，年仅十二岁就要“当家”，吃、穿、用、住，买、洗、烧、擦，从鸡叫做到夜静，还必须要被任意侮辱、打骂而不能出声、哭泣，——哭泣必须要夜半蒙进被子里才有机会。邻居无数次愤怒，但每一次愤怒，我更受痛打：“他是我的，打死也是我的，不管你们事。”终于，连邻居也没有了愤怒的勇气。人类之罪恶，莫过于人身的公有，以及私有。私有及于他人人身，是断没有神圣可言的。

我不相信。邻居的愤怒，和同情的眼泪，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有很至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唯有读书，读一切可以读到的书。我的书，是躲避着检视的眼睛读的，是夜半借着昏黄的路灯和月光读的。除了三俩知心的同学知道我读了很多书，没有人知道这点。虽然学业成绩中等，绝不是差生，但在老师眼睛里是最差的学生，因为，不仅衣服十分破旧、头发凌乱而不讨喜欢，而且老是迟到、很少完成作业。到了中学最后两年，来了个不能实现作家梦的抑郁的老师，忽然兴奋得大叫“天才”，允许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上课、作业，可以不上课去办公室跟他聊天到夜黑，获了这自由，便突然成为了文、理学业都最优秀的学生，所有的师生才知道我原来读了很多书。虽然我睡时象死猪，但中学以前，我每天平均的睡眠不会超过四小时，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了三十五岁。

读书于我，是人身解放和寻求人身解放的途径。正是因为这样，成人后一切占有和控制我人身的，我必予以拒绝、反抗，或者逃避、放弃。大学时，不敢恭维教科书和课堂的讲授，便坚持主张六十分万岁，但我的勤奋在整个校园都是被目见的，政治辅导员很受压力，受系领导委托，许诺成绩只要提高到八十分，就一定将我鼓吹成全校的学习典型、榜样，但我并不领情：“六十分是我自己的事。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史学，六十分已经很浪费了，再增加二十分，不是更浪费我时间吗？”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的人身解放动力，工作后放弃了很多诱惑的东西，升官，发财，模范，成名。这种放弃，或者说是不参与、不合作的精神，乃是独立。

前年一份学术杂志发表我一篇文章，一定要注明我的身份。这是很迂腐的习惯，但促使了我对身份的考虑。编辑建议用“大陆民间学者”的身份，我予以了反对，理由是：不是“民间”两字不好，而是目前大陆“民间”两字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一当时髦了，也就成了阿猫阿狗都想弄顶带的帽子，戴这帽子的许多知识人，倘是一看他的人事组织关系，不乏正式或享受处级、局级、厅级乃至部级待遇的。那么，不用“民间”用什么呢？独立，没有什么比“独立”两字更确切的了。独立，也只有独立，才是中国当下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困难也最珍贵的品质。民间易，独立难，但中国终究还是有坚守这品质的知识分子的。

一些人喜欢批判说，当代中国没有知识分子。批判的角度，通常便是从独立品质的评价。读到这批判，我便报以微笑：批判者既不了解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又不懂得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说，官僚知识人有着古老的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史官，著名的成就如《春秋》、《左传》、《史记》。春秋-战国后，中国又形成了非官僚的知识人传统，诸子中的多数，都是非官僚的知识人，这正是稷下学社能够出现的背景。非官僚的知识人有依附性和具有依附倾向的，又有独立和追求独立的，这种独立性在墨子身上有很具体的体现。追求独立的品质在官僚知识人中也存在着很重要的倾向，比如，由于史官职位继承的家族性，其受干涉和随意取代的概率至少在汉以前较低，这就有了追求乃至坚守独立的实际可能，这正是司马迁写出《史记》的立场根据。知识人的这种分野演变为了一种文化传统，典型的例子在绘画领域，形成了文人画和画院派两大系，一般来说，文人画更具有独立性、个性和丰富性，画院派也有很重要成就，但受指令、规矩和干涉较多，更具有趋于一律和死板的倾向。这样一种知识人的分野传统，不会不对当代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和价值取向有深刻影响，虽然会是放弃独立的传统动力，但也一定会是追求和坚守独立的传统动力。

从中国知识人当下的实际来说，对知识分子独立品质的追求和坚守更已经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已经和正在造就越来越多的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很多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或在海外工作、研究、写作。但大陆还坚守和不断滋生、成熟着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具体的人名我就不例举了，——由于某些不方便性，不能将我知道的所有名字写出，这可以是一个很长的名单，如果只写出一些而不写出另一些，而且不写出的可能是更重要和更值得珍视的名字，便会有犯了亵渎的自责。至少来说，至少我就是独立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也许，批判中国当下没有知识分子是从流行的“主流”概念出发的。对此，即使承认这个浅薄的“主流”概念，我也难以苟同。如果“主流”是指掌握、拥有、获得话语权和机会的知识人，虽然总体上具有非独立的倾向性和特征，但并不能一概而论，不然，中国就不需要言论审查制度了，就没有出现禁书的问题了。言论审查制度的前提，出现禁书的前提，恰恰是因为当下中国的话语权已经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主流”的非独立中有独立的波浪，这独立的波浪虽然独立，终究也是“主流”中很现实的一部分。

更主要的是，我不承认这个“主流”概念。什么是“主流”？当下的话语权和机会并不一定能构成知识和知识人的主流。当下的话语权和机会只能构成当下的主体，这个当下的主体未必是主流。知识人的主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性质植根于知识真正的创造和进步中，一切非知识真正的创造和进步的话语，只是潮流、支流、末流。长江、黄河会泛滥洪水，但泛滥的洪水终究不是长江、黄河的基本特征。人类任何一部关于知识、知识人的历史都不会按照当时的所谓话语权编写，而只会按照知识真正的成就及其演变、发展、进步的根本编写。如果中国不懂得这样一种真正的主流，而只知道话语权的“主流”，中国就只能在庸俗的价值观中继续数百年来的沦落，只能消耗人类的资源而不能对人类进步有切实的、本质的贡献。以所谓“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例，哪部著作是当时的“主流”了？但它们又确实地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真正的主流作品。《金瓶梅》至今只能按删节本发行，但是，除非实在无知，哪个文学教授敢说《金瓶梅》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作品之一？中国有皇朝史以来很多伟大的和重要的精神成就，在当时都不属于今天所流行的肤浅的“主流”，孔夫子成为“主流”时他的尸灰都已经不知道飘在哪里去了。春天时去北京，余世存先生问我：老顾，你是为了什么？我回答：为一百年后。我回答的意思，正是在这里。

有公共知识分子一说。以俄罗斯、法国为知识分子概念源头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论，其基本的要点即是把公共作为知识分子的特征和规定，其实有逻辑很模糊甚至混乱的地方。我赞同不以知识掌握程度为知识分子的规定，如果以知识掌握程度为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么，人类识字阶层就曾是很知识的人，则今天识字的都是知识分子？中国曾将中学毕业即视为知识分子，则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是遍天下了。知识分子不应当以知识掌握程度为规定，因此，博士毕业不等于就是知识分子，博士未必就是“知识”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以从事工作的知识性为规定。什么是知识性？知识无高下，剃个头、烧个菜并不比设计软件的低下，也是需要知识的。今天什么岗位都要知识，在这个行行要派司、事事要官颁的迂腐、荒唐国家里，将来哪天性服务合法化了，就如有政工师、德育教授职称一样，弄出个性慰师、性慰教授职称出来也未必。知识分子的本质，还是要从其对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研究和切实贡献上去寻找规定。

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群，他们以单独的、合作的或继承的方式，对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进行专门研究、传播，其中突出的分子则有了自己富有个性的成果和切实的贡献。他们也许是专门的以此为职业的人士，也许只是业余的、非职业的人士，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其头脑的单独性决定了他们的个人性乃至相互冲突性，但他们又是一个越来越成长着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类演进的精神意志，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得以不断增长的源泉。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阶层在一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现代和未来，是决定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和富强程度的核心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基本前途的根本动力所在，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创造性及其价值的传播程度，则构成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发展异同和差距的关键要素。按照中国至今流行的阶级理论逻辑来说，知识分子是现代并代表未来的日益成长起来的最先进阶级，这个阶级鲜明的个体差异乃至冲突性不构成它不能成为一个阶级的理由，因为，现代的民主化和越来越成熟的思想、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交流机制、习惯和道德，以及媒体的发达，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作为一个矛盾着的、在一个共同平台活动的阶级统一体的现实可能和前景。从面对全社会发表言论的角度说，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本性上是非公共的，另一部分则在本性上是公共的，非公共的知识分子可以走向公共，而公共的知识分子则一定是公共的，不管允许、不允许或能不能够实现公众化，他都将公共地发表他的言论，不然，就失去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属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属性与他知名或不知名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决定于他的言论内容本身及其性质，他的知名程度主要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意志，而是决定于外在的注意，因此，一个牢狱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依然是公共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最公共的，虽然这个世界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

曾有好事的人不论左、中、右，列了中国两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我不幸忝列其中。前两年刘晓波先生有篇文章，他从公共评价角度列了些中国自由主义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我不幸也忝列其中。之所以说不幸，因为我是实在不想公共的人，只是有实在以为不得不说的话，或有了要说话的冲动，而所说话的内容是公共的。我自己断没有为公共而公共的念头，不仅如此，反对这有着极大的痛苦，以为是自己人生注定的苦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见到我这种痛苦的情状，除了我的女友。每次写时评时，特别是写为了在报刊发表的时评时，我便有受煎熬的感觉，经常是一边叫着“讨厌写这东西”，一边敲打电脑键盘。见我痛苦，女友叫我不要写了，可我还是不得不写。我终究是有话要说，不得不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的。

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本性，我切身经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在今天的中国就被利用了这本性，有了另一层相应的痛苦：沦落为了这个社会最受剥削的群体。在媒体叫着“做大做强”的今天，当媒体商业化、利润化的今天，稿费标准却依然按照宣传统制的制度和习惯，将作者看作是可以忽略稿酬的业余写作、有职务写作和为爱好、为面子的写作，并且不必要遵循商业的合同规则。媒体资本利用编辑与作者的交流，甚至一些媒体资本就是利用编辑特别是年青编辑做骗子，而且专门骗名家的稿子，用了稿子不付稿费。最痛恨是北京一些报刊，这几年按约稿时编辑口头说的本就很低的稿费标准，“欠”我的稿费就有三、五万元。去年有一家著名的杂志，约我三篇文章累计一万以上字，稿费一拖再拖，在编辑一再催促支付稿费的情况下，财务寄给了我一百八十几元零几角，天啊！什么是国粹TMD？这就是真正TMD。这对我这个比很多民工还贫穷的独立的“知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三百六十五天要有三百天不能炒菜，只能顿顿下面条加两个鸡蛋、几根青菜。这样的中国媒体会有出息？泛滥这样剥削成性的媒体的中国会有出息？在可以预期的年份里，不会有什么出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本性不会因此而消失，也正因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时代，本当公共的知识分子才更应当公共，更要说话，更需要有说话的冲动。

但是，即使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公共也只是他的一个属性，并不是他的全部。知识分子不管公共与否，更重要的是他的沉静。从内心而言，或者至少对我而言，则是苦难。从对一般真理和价值进行追求的主要倾向来说，中国的知识人大致有这样一个演变：先秦既有对一般真理的追求，又有对人类价值、社会价值的追求，还有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汉以后一大变，对一般真理的追求淡化，突出的表现是墨家、名家被遗忘。元以后又一大变，对人类价值的追求淡化，突出的表现是老子学说基本退出正统舞台，除了继续宗教化以外还进一步黑社会化，与此同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有了突出，反求诸己，用编造的天理灭人欲，其实是实现一己的贪欲和安宁。明以后在与西方的交流中酝酿出另一种变化，即以西方或中西融合的方式追求一般真理。清末-民国再一大变，诸种追求都滥觞起来，但越来越突出了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淡化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情况进入1949年后达到了极至，传统的灭人欲的人生价值追求被改头换面，新式的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则被压迫到无，总之是一个国家没有了个人，而只有一个人。改革开放后复有变化，虽然内容上较之清末-民国的广度、深度都有长足拓展，但质地上却肤浅，对各种一般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是压抑中的滥觞、滥觞中的压抑，知识分子的苦难问题全面凸现了出来。

应该分清知识分子的职业、专业、业余范畴。职业知识分子是那些在一定专门机构以知识研究、传播和创造为基本谋生手段的群体，这个群体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由于这个主体所赖以维持其生存的机构和职位在中国总体上具有非现代本质和非自由形态，因此，这个主体的状况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的落后特征和工具特征，反过来的表现，则恰是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对工具化的反抗，是对自由无奈但顽强的祈求。职业知识分子包含了专业知识分子，但职业知识分子名义下包含了较大比例的非专业知识分子。理解这点应该区分专业和专业化的范畴，知识专业是那些与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直接或相副的专业，是真正的专业，但是，真正的专业所直接涉及的知识并不等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而是人类基本的和主要的知识，还有很多的知识也越来越得到了专业化的研究、传播和创造，甚至可以认为，人类今天已经几乎将所有“知识”都实现了专业化，这些可以称为专业化专业。在中国还应该特别注意到体制性特征，即在职业知识分子名义下，还有大量纯粹的政治工作者和行政工作者，他们带着知识分子的帽子，并管理乃至管制着专业知识分子。应该足够注意到，一些由专业知识分子自己自由组合起来的专门机构已经在萌芽、诞生和发展，他们代表了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真正未来。但是，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并不是专业知识分子的全部，专业知识分子也还有一个非职业的部分，这些专业知识分子以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研究、传播和创造为基本人生，不以一定专门机构为谋生基本手段。一个很荒唐的问题是，基于某种无知和狭隘，一些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通常将这部分知识分子视作为非专业的、业余的，却不知道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这部分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纯粹的专业知识分子，是真正现代性的和非工具的。所谓专业，学科的专业性是枝节，将全部的人生专门地投入到对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追求上才是根本，正是从这一根本上说，虽然非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也许在学科方面不够专业，通常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由于不受任何制度性限制而不追求学科专业化，但他们达到了纯粹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专业。所谓业余的知识分子，是那些以其它职业为基本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是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中国古代所谓的文人多数属于这种类型。

无论哪种知识分子，是职业性的专业知识分子，还是非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和业余的知识分子，既然以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研究、传播和创造为追求，灵魂的特征就是苦难。这种苦难主要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灵魂上的深刻苦难。

具体从追求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灵魂来说，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命运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苦难，而是灾难。之所以为灾难，根源于意外。一场暴雨，不意外的，对果园不一定意味着灾难，意外的，则一定意味着灾难，果园的地上将铺满落英或腐败的果实。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意外，在于选择的意外，可以有这样的选择、那样的选择，进去的、留下的、回来的作了这样的选择，但所发生的一切却在选择的意外，于是，就意味着灾难。这种选择的意外在韦君宜的《思痛录》里得到了很具体的个案表达。但韦君宜的自觉和坦白同样只是个案，很少见的个案，多的是不能承认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选择的意外，更有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不用的悲伤，是表白“第二种忠诚”的真正忠诚，是别欺压我、我只是想说几句“真话”的哀怨，或者干脆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节妇主义。巴金的随想与韦君宜的思痛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一个便被欢呼，一个便被禁止。无论随想还是思痛，共同的都是意外的灾难。灾难中当然痛苦，这种痛苦也是苦难，但这苦难更主要是人生的苦难，而不是追求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灵魂上的苦难。所以，即使韦君宜自觉到了选择的问题，但依然主要体现的是人生问题，而不是知识分子追求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灵魂的悲剧。

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此不同，虽然依然存在着选择的问题，但这已经不是根本问题，而是在依附、不依附乃至反依附的冲突中，日益趋向了对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追求，从而有了日益深刻的追求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灵魂苦难。依附、不依附乃至反依附的冲突的本质，乃是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的发生和滋长。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的发生和滋长，乃是知识分子独立性和独立倾向性的蔓延。虽然幼稚而不成熟乃至十分肤浅，但这是一个当下难以直觉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的伟大转变，它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极其深刻的变革。一切都在悄悄地演变，如春草般生长。在这悄悄的生长中，在知识分子自身的灵魂中，所有的基本是苦难。这种苦难是人生的，但更是追求一般真理和人类价值的灵魂的苦难。与民国的前辈不同，那些前辈看到了多样的方向而不知道何种方向更切实，在各种方向间徘徊、激荡，几乎没有更多时间思考就不得不作出向两极的选择，今天的知识分子则看见了切实的方向，所需要的是看清、确证方向，是确认其于自身的实在性和实在程度，是拒绝还是接受，是实现、能够实现还是不能够实现或不实现，于是，愤怒、平静、悲伤、快乐、躁动、平和、焦虑、安宁、失望、希望、肤浅、深刻、忧郁、豁达、出世、入世、荒淫、自好、挥霍、清贫、尖刻、宽容、虚伪、诚实……

我所有的，最是孤独。我是如此孤独，——如冬天树洞里饥饿的人熊，或如狼群中沉默的羔羊，或如云端飘零的孤雁；更是荒原中游荡的幽灵，在夜色中呻吟；终是黑屋中痉挛的灵魂，时间之钟如耷拉着晃荡的雌性之乳、雄性之具。我是当下的，我又不是当下的，是一百年后人们的前驱。我是公共的，我却又是一偶的虫豸，苟且在墙角瘦弱无力。我是知了，在树枝间尽力挥汗，更知道会被当作营营的苍蝇。我唯以承受。

我所能做的，唯以承受！——我是如此虚弱而顽强。

2007-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