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理性
顾则徐
欲绷紧了脑筋
做一根弓弦
去射那太阳
却没有箭矢
刚写了以上四行，就被打断了去做其它事情，十分钟后，再添不出一行。思维之弓，真的没有了矢。之后搁置数月，在上面连脑筋也不再能够绷紧。欲去掉虚词“却”，如何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真正文学的创作，尤其写诗，总是如此，断了，就很难再续。
遇有问我哲学的人，我常提一个问题请思考：为什么欧洲哲学家、艺术家多有自杀、发疯或走向类似结果的，而中国少有？我自己的解释，是中国有老庄精神自遣。老庄精神是中国哲学境界与欧洲哲学境界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老子是春秋齐国人。齐国人源于西方，好神仙。对神仙的追求，其实就是出世主义、自由主义。正因了有这基础，战国时学术中心就形成在了齐国，并随着思想的传播而导致出世主义、自由主义泛滥中国。庄子是战国时宋国人，继承并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以至后世有了老庄的说法。有了老庄精神，中国的哲学家、艺术家便不会自杀、发疯，或者是全身甚至只把心灵遁世（也有佛家的影响在里面）；或者是慷慨赴死，逼别人的刀砍自己的头（也有儒家精神的影响）；或者既遁不了世，也没有人来砍头，终于抑郁而死，只是不去自杀，疯也是装疯。
屈原是个特例。他是战国时楚国人。楚与秦都是特殊的国家，不属于周室正统，但最后成为了决定中原命运的两个超级王国。楚国尚巫，生死两界来去自如，与崇仙有所不同。屈原沉江，其本意可能只是到另一界去见楚王，这一点，与欧洲人要进天堂有类似性。
诗人的自杀与否，我以为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还有更具体的差别，这差别就在诗的形式上。中学时读到拜伦的《唐璜》，第一次接触欧洲人的长诗，当时并不觉得有特别好的地方，但对其“长”却不由不折服。后来接触了更多欧洲人的长诗，最早的是荷马史诗，明白了他们有悠久的长篇史诗传统。如果以欧洲人长篇史诗的特征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没有史诗。只有当把民间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时，中国的边缘民族才有类似的史诗，比如《格萨尔王》、《嘎达梅林》；今人挖掘出了一部关于创世纪的《黑暗传》，说是解决了汉民族无史诗的悬案，以我之见，是很勉强的。其实以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史的原生文化，是不可能没有史诗的，比如《诗经*颂》就是史诗，只是后来由于中国史传、笔记、小说、演义等的发达，史诗便失去了发达的空间。但中国的史诗从一开始就精要简短，除了单篇是史诗外，更有把多篇合而为集进一步展现宏大历史活动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史诗具有篇和集两种基本形式，不明白这道理，一昧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挖掘”中国史诗，就如剥了自己的皮跟人讨衣服穿。
中、欧史诗的差异体现了诗的某种形式差异，中国诗少长篇，欧洲诗多长篇。屈原《离骚》是一长篇，这种长篇形式后来成熟为了一种特殊文体——赋，乃至演变为并（马旁）骊文。后来民间有《孔雀东南飞》之类（其实篇幅不怎么长）。中国的诗剧并没有造就出长篇叙事诗和抒情诗，而是成熟出了独特的曲词。白话诗里有了些长篇作品，甚至有所谓“诗小说”的，尤以文革时为盛，但本质仅仅是命题作文，诗的形式下并没有诗的灵魂。严格地说，中国自《离骚》以后，再没有过长诗。这一点中、欧差别，在创作上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酒神还是日神精神，诗都要在连续不断的情绪当中完成基本创作，因此，无论中、欧，诗多是一时之作，即使欧洲，也以短篇为主。所谓慢慢来的工夫，是在创作了基本的基础上的修改、润色，中国谓之推敲。长诗则要维持长期的连续情绪，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诗人所受灵魂的煎熬，远甚于短诗，其情绪的演变趋势，很容易进入到如颠如痴、无生无死的状态，这就是欧洲诗人易疯癫甚至抛弃生命的诗的原因，拜伦如此，尼采如此，等等。
但并不等于欧洲人没有控制、消解途径，否则，凡做长诗，精神便都要崩溃了。控制、消解途径的根本，是理性，用理性贯穿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从但丁、歌德到作《荒原》的艾略特，乃至拜伦、尼采，都具有以理入诗的基本特征。对理性的偏重差异，构成了中、欧诗的差别之一。
宋朝后，中国的诗里多了许多理性。这一风气，与诗在官僚、文人圈里的泛滥、庸俗化有关，许多本无诗人质地或诗心的人，偏也要来作诗，于是就利用了在唐朝已经成熟为模式化的诗的形式，来宣他的教、说他的理、谈他的人生经验，并形成了一代潮流。但这种理性化毕竟不能成为诗的灵魂，从而也就不能成为中国诗的主流。虽然有些诗也作为经典流传到了后代，比如王安石的一些作品，但后人其实主要不是喜欢他的诗，而是更喜欢他的道理；这道理如果用精炼的散文语句表述，人们也一样会喜欢，一样会得到流传。
白话文运动后，中国诗的形式、内容和精神都有了一大变。胡适的《尝试集》还是过渡，紧接的郭沫若《女神》则迅速实现了革命，句式长短不一，结构自由生动，甚至近乎狂热地作中国不曾有过的繁复的咏叹（当然，从“传统”言，《诗经》里是有非常多的重复咏叹的），而《凤凰涅磐》的长度也一破以往。之后白话诗得到了滥觞，出现了徐志摩、戴望舒等灿烂的“五四”后一群；在他们那里，不仅仅从多种渠道探索、吸收了西方诗的形式和精神，而且，也非常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精神，实践了中西方的良好融合。
当从延安“辉煌”的诗人群借着政治力量强制占据中国诗坛统治地位后，白话诗的良性进步发生了夭折，除了使中国重新认识到了民歌的意义外，所贡献给中国诗文化的是一大批如艾青、郭小川、贺敬之之类名声只会噪在当下的“烂诗人”。这些“烂诗人”仅仅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是革命的战斗诗人，因此，理性是他们几乎全部诗作的灵魂，虽然他们高叫着向民歌学习，但在根本上已经抛弃了中国诗的精神传统。他们也没有得到西方诗的理性精髓，虽然他们时刻用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着自己的创作。因为，西方诗的理性首先是诗人自己的理性，是充分个人化的理性，而不是外烁的和先行的概念、教条，不是纠缠在荒唐的“大我、小我”之争中的理性。在他们当中，唯有后出的文革后的流沙河（流沙河文革前已经有诗名），总算多少继承了宋人以理入诗一派的传统，是一颗难得的明星。
在这些烂诗人那里，中国竟然前所未有地造出了大量长篇巨诗，开头只要不动脑筋地以“东风吹，战鼓擂”启句即为时髦。由于这些所谓的诗并没有个人的灵魂，因此，当一个人来不及造诗时，也可以申请组织委派助手或组建创作班子进行集体制造。因此，虽然他们中出现了疯子、自杀等等现象，但这是他们革别人命后又被别人革命的一时想不通，根本上与诗无关，与持久的诗的情绪流变无关。他们垄断了一个时代，这时代延续了两、三代人，从而，就象欧洲人曾经因了中世纪忘记了他们有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中国也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值得骄傲的白话诗时代，更经常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诗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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