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两个看法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两个看法

顾则徐

读了徐贲教授《“群体性事件”和暴力问题》一文，很是钦佩。徐贲教授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指出了“群体性事件”暴力发生的启动因素在于“有权者自己的暴力行为”。就“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本身，我想提供两个看法供徐贲教授和关心这问题的人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是当政集团利益一致的产物。

中国当政集团在革命时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理想主义，一是暴力革命。这两个基本特点在建国后衍生出了两个内在冲突：一是进行当政的路线冲突，一是军人政治倾向。路线冲突的背后，是不同政治倾向势力的利益不相一致。由于中共暴力革命开端于武装割据，即建立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因此，形成了“山头主义”心理和倾向，这种情况在建国后演变为一种对发生“军阀混战”的恐惧。毛泽东敏感地限制了军人政治，但始终没有解决路线冲突问题。但军人政治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是要从路线问题上着手，而路线问题的解决则是解决利益一致问题。这一点在邓小平时期奠定了基础，并在世纪末、世纪初形成了明显成效。虽然今天中国当政集团内部依然存在着冲突，但这种冲突的主要倾向只是内部冲突，而不是外部化的冲突，是基本利益一致、具体既得利益多少的冲突。在内在的质地上，目前的中共进入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时期，用王光美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由于此，当政集团与民众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凸显了出来，也就有了“群体性事件”这一产物。

二，“群体性事件”是当政集团维持生命力的必要。

虽然改革开放了近三十年，但大陆高度集权的基本政治体制和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任何集权的政治，在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上，一定需要宣布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威胁。党内路线斗争已经不能作为理由，打击腐败问题只能被利用为强化集权机制的有限手段，阶级斗争理论所导致的副作用具有真正的颠覆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找新的社会性根据，“群体性事件”无疑是现有历史阶段所可以寻找到的恰当依据，虽然这个依据并不是完美的和充分的。这是主观上的必要。客观上，当“群体性事件”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也即“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指向仅仅只是个别的腐败和地方性政策，则“群体性事件”不是真正颠覆的，而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可以成为当政集团清洁自身的动力，成为当政集团进行社会控制“演习”的经常机会和机制，可以增强当政集团的抗病能力。

200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