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某镇发廊性服务状况调查（下）
顾则徐
第三部分 相关分析
l 发廊性服务的界定
性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形式和内容。从性接触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异性声音、形象信息的获得，其实也具有性的意义在里面。本人在军队担任基层领导时发现，很多士兵会由于长时间呆在单性的军营而出现烦躁，其最愉悦的事情就是被军官批准请假走出营房，去营房外看女性，听女性的声音。在以男性为单性的封闭军营，任何一个年轻女性出现，都会被视为美女，吸引数不清的眼球。这种性痛苦和愉悦，是生活在平常两性社会里的人所难以体会的。发廊性服务不能从宽泛的角度去界定，比如，中国官方长期以来视异性按摩为非法或不正当，就是把性服务扩大到了两性肌肤的普通接触，从极端的角度对性服务进行了泛化。这种观念对中国服务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利处。
本报告把发廊性服务限定为在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单方面或双方面的性器官交易性接触，性器官在男性限于阳具，在女性限于乳房和阴部。除此以外，本报告不视为性服务。
在发廊性服务的界定当中，交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交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交易性自愿，这种自愿对自认为是性付出的一方来说，是为交易的自愿，而不是为情感、爱的自愿；二是性接触双方都明确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是交易的性或性的交易。不具备这两层含义，本报告则不认为是性服务。比如，虽然是在服务（按摩）的过程中，但双方出于彼此的喜好而拥抱、抚摸对方，他们并没有以交易为性接触的基础，即：即使不处在服务（按摩）过程中，他们也可能发生同样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发廊小姐与顾客之间也可能会形成爱恋的关系。事实是，有不少发廊小姐与本地青年的恋爱关系就是从发廊服务过程中开始的，至于由此建立情人（婚外恋）关系的则是经常现象。再比如，在一方并不自愿的前提下，另一方利用正处于服务（按摩）过程，强行侵犯对方。这种情况更是经常现象，几乎大多数发廊小姐都有过这种经历。也就是说，虽然发廊小姐并不提供性服务，但也可能被动地与顾客发生性接触。因此，不能把服务（按摩）过程中的一切性接触都视作性服务。
既然是发廊性服务，在界定过程中就必须与其它性服务区别开来。不管大小，发廊总是一个企业，是一个经济体，因此，发廊服务人员所发生的个人性服务行为便不能包括在发廊性服务范围。只有当在发廊老板或店主的或暗示、或明示、或默认、或安排下进行的性服务，才可以包括在发廊性服务的范围当中。比如，在发廊老板或店主并不允许也不默认的前提下，服务人员在按摩室与客人发生性交易，或与客人相约到其它地方进行性交易，虽然也是性服务，但不属于发廊性服务。
l 发廊名称、商业普及性和社会层次
本报告第一部分已经描述，发廊的名称具有很大随意性，甚至连名称都可以不标示。在各种名称里，虽然服务人员仍然习惯口头使用“理发店”这样的称呼，但标示为传统的“理发店”名称的已经很少。其中的原因，在于其服务的内容虽然仍然跟理发有关，但已经远远超出了理发的范围。而性服务正是超出传统后的一个派生服务。基于这一情况，本报告一律以“发廊”称之。
称为发廊，也意味着不管增加或派生出怎样的服务项目，在其公开性上，总是以对“发”的服务为基础或跟“发”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凡跟“发”无关的店，则不属于发廊，比如单纯的美容店、按摩店、洗脚店、保健店等。
因为与发的相关性，发廊便有了最大的社会普及性。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只有货郎和理发师是最经常来到村子并最解决村民基本需要的“商贩”。也就是说，发的服务是一种最基本、最需要的社会服务。正因为这样，发廊便是一种最普及的商业，几乎所有的人口聚居地都会出现发廊。
因此，发廊的社会层次顺应着人们聚居的层次，上到五星级宾馆，下到乡村集市。而人们聚居最经常的区域，便是交通集散地、旅游集散地、城市住宅区、商业街、郊区集镇、农村集市等。
据此，当发廊服务派生出性服务时，这种性服务就具有了最大的普及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达到了最接近的程度。也因其普遍，发廊性服务就只能处于有固定场所性服务的低层，即使在五星级宾馆，它也是宾馆业里所可能发生的性服务的低档次。
发廊性服务的普遍性和低档次，决定了发廊性服务的一系列特点。主要有：性服务人员数量的巨量化、性服务人员的流动过渡性、性服务的廉价化、性病的无控制趋势、性服务人员人生的悲惨化，等。
l 发廊性服务人员数量的巨量化
由于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具有一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理剪发、美发、美容营业额的一定，其增长率具有封顶性。这样，该地区所需要和可以容纳的以理剪发、美发、美容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发廊数量就为一定。假设高估该镇3万余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月人均支付5元用于理剪发、美发、美容消费，并全部到集镇发廊消费，则总营业额为15万元/月，那么，可养活的发廊也就是15——20家。该集镇A型发廊12家，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18家，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这种饱和从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中有3家提供性服务的情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从这点说，A型发廊或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数量是有限度的和一定的。但是，可容纳性服务人员的发廊规模则要大于不容纳性服务人员的发廊。
从该集镇A、B两型发廊比较看。B型发廊数量超过了A型发廊二倍。A型发廊服务人员46人，平均3.7人/家强。B型发廊服务人员158人，平均4.4人/家弱，无论是拥有服务人员总数还是平均数，规模都大于A型发廊。
从该集镇美发美容店和洗头按摩店两种类型发廊比较看。美发美容店18家，共有服务人员72人，平均4人/家。洗头按摩店30家，共有服务人员132人，平均4.4人/家，规模也远超过美发美容店类型发廊。
该集镇提供性服务的116人，散布于29家发廊，平均4人/家，高于A型发廊平均数。问题还不仅仅如此。A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为一定，但B型发廊所能容纳的服务人员则不一定，具有很大的弹性。一般来说，在6、7、8、9月，即使规模最小的洗头按摩类型发廊所拥有的服务人员，也有4人，一般都达到6——8人，多的超过10人。这种季节性变化与天气的冷热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的原因除了客人天冷不喜欢洗头外，更与服务小姐所穿衣服厚薄有着密切关系。一些性服务小姐的解释是：天热时方便。由此可推知夏天性服务人员数会有比较大的增长。
另一个事实是，该集镇还有近10家洗头按摩类型发廊在本调查取统计数字时，处在关闭状态，而这些发廊在营业时，据本人观察，基本都提供性服务。也就是说，当在性服务生意高峰的6、7、8、9四个月时，提供性服务的发廊要多于非高峰时的发廊。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按照该镇3万余人口的数字，该镇集镇发廊性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270左右，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500左右。如果考虑到集镇以外还有20多家散处的发廊（发廊位置越偏僻，越需要用性服务招徕营业额），发廊性服务人员与当地人口之比可能要达到1：200左右，其中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与当地人口之比可能在1：400左右。如果去掉人口数中的女性和孩子，发廊性服务人员与当地成年男性之比则应当高于1：100，其中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与当地成年男性之比则应当高于1：200。在6、7、8、9四个月，这些比例将有进一步的提高。
l 发廊性服务人员的流动过渡性
在发廊服务人员中，从事理剪发、美发、美容需要经过学徒期培训和学习，属于手艺类服务人员，他们的就业比较稳定。而从事于性服务的人员在整体上则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造成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两条：一，对绝大多数性服务人员来说，提供性服务在根本上是违背她们自身意志的，她们基本是出于生活的无奈才从事性服务，因此，一当有了认为过得去的其它工作或出路，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离开发廊；二，由于家庭等原因，一些人无法从事长期稳定的工作，只能出外从事季节性或短期的工作，而发廊则能满足她们这一要求。
所谓流动，并不是指她们从这个发廊流动到那个发廊，从这个地区的发廊流动到另一个地区的发廊，而是指她们在发廊跟其它行业之间、在家庭与发廊之间的经常流动。
发廊就象社会为出外打工的女性准备好的中转站，是一时找不到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性的就业蓄水池。也就是说，发廊是社会最弱势的女性所最终可寻求的寄身之所，是吸纳女性打工人员地区的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储备器。没有发廊，那些依赖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地区将严重降低对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吞吐能力和效率，街头将出现大量女性流浪者。当然，人们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些，今后官方也不会承认这些。当人们动辄指责发廊和官方动辄冲击发廊的时候，便说明了不能认识和承认其中的社会功效性。
有四种人徘徊在发廊门口并大量进到了发廊，成为了发廊服务人员的主体。第一种人来到上海，一个月、两个月找不到工作，而身边仅有的一点钱已经用完，这时，发廊的包吃、包住行业规则便有了极大的优越性，把她们吸引进了发廊。第二种人在上海失去了工作，四处没有依托，惟有暂时寄身于发廊。第三种人在老家过着贫困的日子，要长期出外打工又受着家庭的拖累，缺少文化和技术，经了小姐妹的劝说，抽了三个月、半年的时间出来，到发廊打短工弥补家庭经济开支的不足。第四种人是虽然可以找到其它工作，但由于没有熟人，不了解确实情况，生怕到时候干了活拿不到工资，不敢贸然去工作，而发廊不拖欠工资的行规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虽然这些女性并没有为性服务而来，但一当进了按摩室，便遇到了顾客的性骚扰和性要求，而分成制又逼使她们不能过分得罪客人，甚至要主动迎合客人，盼望着客人能成为自己的老客户，下次进门能点自己为他服务。而一家店有一家店的风气，大家约定了规矩，要是提供做爱，自己即使不愿意，也会渐渐随大流。从不愿提供性服务到提供性服务，从衣服外面的抚摸逐步升级，这是个心理适应过程。正因为这样，已婚女性更容易进入状态。在该集镇，20岁左右（25岁以下）年龄段提供性服务的42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42.5%弱，占性服务人员的36%强，其中提供做爱服务的14人，占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27%强。而30岁左右（26——35岁）年龄各方面的数字都远大于20岁左右（25岁以下）年龄段，提供性服务的65人，占该年龄段服务人员70%弱，占性服务人员的55%强，其中提供做爱服务的达36人，占提供做爱的性服务人员数高达71%弱。这跟已婚女性更容易完成心理过渡有密切关系。
但是，除了少数女性长期从事发廊服务，绝大多数仅仅是过客，少数有连续一整年呆在发廊的，连续两、三年在发廊服务的更少。2003年本人在洗发按摩类型店里，几乎很难看到2002年的老面孔了。
从这一高度的流动过渡性估计，曾经在发廊提供过性服务的女性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她们在普通打工阶层女性中所占的比例，会非常惊人。这是一个神秘的巨大数字，在中国经过历年的滚动，其绝对数会非常令人惊惧。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这些女性通常都严守着自己的创痛，把这经历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即使她们的亲人和老乡知道，彼此不提也已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人准则。
l 发廊性服务的廉价化
发廊性服务的价格是非常低廉的。虽然花了一小时为客人做了洗头、按摩服务，但如果同时提供了抚摸或手淫服务，价钱并不会因此而上涨，仍然只能收取洗头、按摩服务费。那么，为什么在不增加钱的前提下提供抚摸或手淫性服务呢？服务小姐直接的利益动机是两条：1，希望眼前就能吸引住客人，让他再加钟点；2，希望客人以后能多来本店，并记住自己的温柔和周到，来了后能从一帮小姐中挑选上自己。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使许多客人认为到发廊按摩就是可以摸、可以搂的，而摸、搂是不要花钱的。要是服务小姐不让摸，一些客人反而认为不正常了。因此，在服务小姐与客人之间，就经常会为了摸或摸到什么程度而发生冲突。
初级性服务的免费，也导致了做爱服务的廉价。在商谈价钱的过程中，提供做爱的服务小姐经常会处于弱势。此时，已经接受强烈性刺激的服务小姐通常失去了机敏，不会在二、三十元的差距上过分坚持，所想着的更多是已经到这程度，再增加点接触而已。“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欲望。”一些服务小姐说。
这就形成了发廊性服务的廉价化循环。因其廉价，去发廊满足性欲的客人就增加；因客人增加，发廊就增加，性服务人员递增；因发廊性服务人员增加，性服务价钱就更低廉。这一廉价化循环在两种情况面前受到阻滞和平衡：一，当做爱价格低到服务小姐完全不能承受时，价格便不再降低。在该集镇发廊，做爱最低价格为60元，发廊老板抽去20元台费，服务小姐本人只能得40元，是做一般活计起码的一工人工价了，她已经无法再让步。二，社会可为发廊提供的女性服务人员数量限制，使发廊就业人员出现明显的短缺，对性服务价格起到了保护作用。由于大量行业需求大量廉价女工，发廊服务人员就经常会出现短缺。巧的是，发廊生意的季节性正好跟主要使用女工的服装、针织行业的季节性基本吻合，当夏天发廊生意达到高峰时，服装、针织行业进入淡季，大量女工被辞退，补充入发廊服务人员队伍，而秋天发廊生意进入淡季时，服装、针织行业又开始大量招收女工，大量发廊服务人员就流向了服装、针织行业，这样，发廊性服务的价格就在低水平上得到了平衡。
l 发廊性病的无控制趋势
在发廊性交服务过程中，很少有使用避孕套的事例。
客人自然没有带避孕套的。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怕的人本就不会到发廊性交，不怕的人本就不怕。但卫生问题在2003年对发廊的经营发生了很大冲击。这是由SARS导致的。在该集镇，2003年的发廊生意比2002年的发廊生意要萧条许多，有近十家洗头按摩店停止营业。SARS强化了人们的卫生意识，刺激了客人对发廊性病的恐惧感。
但SARS对发廊服务人员的卫生意识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刺激。第一，她们要生存；第二，作为女人她们本就有较强烈的卫生意识，但是，她们一当提供性交服务，就只能被动地对待卫生问题。对她们来说，SARS根本不在防范之列，她们只能尽量注意防范性病传染。对性病，她们所能做的，是“一看，二洗”。所谓一看，是用眼睛查看客人的阳具，以判断对方是否干净。所谓二洗，是保持每天清洗自己阴部。
至于避孕套，有两个直接原因使她们不愿使用：一，相对性交服务的廉价，商店售价“昂贵”的避孕套几近奢侈，她们多数不舍得花这钱；二，越是要求使用避孕套，客人反而认为她干净，会更来劲、粗暴，往往抚摸了她阴部后便不做爱，或者更不愿意使用避孕套，结果仍然是不用避孕套。一个间接的原因是，由于发廊提供性交的性服务人员的流动过渡性，不少是短期的性服务人员，她们经常有碰运气的心理，希望自己不会碰到性病感染者。为降低感染性病的概率，她们通常不会跟不熟悉的客人性交，而不愿意性交的客人又是她们判断比较干净的人，会更愿意勾引他性交，并降低价格，以争取他的长期性。
在发廊性交服务基本不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下，性病的感染就处在了无控制趋势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感染上了性病，这是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正因为不使用避孕套，客观上也阻止了不少发廊性服务人员从事性交服务。对不提供性交的已婚者来说，更多的是性病恐惧。而对未婚者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不使用避孕套带来的怀孕恐惧，这是二十岁年龄段提供做爱服务远低于三十岁年龄段人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l 发廊性服务人员人生的悲惨化
发廊性服务人员在其还没有进入到发廊之前，她们的人生就已经是悲惨的了。不是进了发廊才悲惨，而是进了发廊更悲惨，因而是悲惨化。
这悲惨化不是体现在表面的，比如，她们较之普通打工女性更注意穿着、化妆，一方面，作为女人，一有机会就试图穿件自认为好看的衣服本是自然的偏好，而所谓好看的衣服其实都是十分廉价、低质的货色；另一方面，这也是职业的需要，尤其夏天生意高峰的季节，不少人穿得招展、暴露，因此，她们对穿着、化妆的注意根本谈不上享受。比如，她们较之普通打工女性有更多的欢笑，但这种欢笑是维持精神平衡的必要，也就是说，她们的欢笑是跟她们的精神痛苦成正比的，不欢笑，将崩溃。
“名声不好”，“男人不会好的，会乱来的”，当发廊服务人员进到发廊前在发廊门口徘徊时，充满着忧虑。强烈的恐惧折磨着她们的精神。最终把她们推进发廊之门的力量，不是享受，不是光明，而是最起码的生存、寄生。“我不做什么”，“我管得好自己”，“没有（熟）人知道我在发廊做”，这是她们所能寻求的自我安慰，她们以此摆脱精神的痛苦。
进到发廊，如果该发廊确实是不提供性服务的，也算有了点安慰。发廊之所以不提供性服务，只有极个别才是老板的规定，比如，该集镇有一家洗头按摩店类型发廊，三层楼房是老板自己的不动产，他进行了比较讲究的装修，本人在当地算是有脸面的有知识人士，他不愿意让自己冒不动产和荣誉风险，因此，便杜绝性服务。但没有性服务的吸引力客观上生意不会兴旺，该老板便干脆彻底规范，全部使用20岁左右（多数20岁以下）的女孩，统一服装，加强按摩技术培训，虽然吸引一些客源，但总体上营业额还是不高。这是唯一一家统一着装的洗头按摩店。但发廊不提供性服务更是由服务人员自己形成的一种店风。老板在按摩室进行各种阻障视觉和听觉的布置，本就意味着对一定程度性服务的默认和鼓励，此时是否提供性服务和提供到什么程度（抚摸、手淫），主要在于服务人员自己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由某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一家发廊只要有一、两个人提供性服务，彼此之间的营业额便会拉开距离，从而对不提供性服务的服务人员形成沉重的精神压力，甚至使她们受到抄鱿鱼的威胁，从而导致所有人提供性服务。因此，除了提供做爱、出台服务是老板明确鼓励和确定的以外，一家发廊是否提供性服务（抚摸、手淫）便是一种风气。但即使不提供性服务，性骚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少数客人让他摸他也不要摸，但更多的客人会想尽办法摸服务人员的性器官，他们会似乎无意地摸，会突然偷袭，甚至会强迫，是防不胜防的。作为女人，从其成年以后，受到不同程度性骚扰威胁是经常的事情，但发廊的性骚扰与通常的性骚扰在人格伤害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几乎所有进行性骚扰的客人都没有不正当的自我心理评价，他们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发廊客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二，他们认为发廊服务小姐是低贱的，是应该被自己骚扰的，她们就只值这么点价钱（其实客人并没有为骚扰另外付出费用）；三，只要客人不过于粗暴，发廊服务小姐不能指责客人，更不能激烈反抗和惩罚客人，即，她们失去了自我捍卫权利；四，面对性骚扰，只要这种骚扰程度有限，发廊服务小姐还必须继续为客人服务，失去了逃避权利。
由于性骚扰的经常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廊服务人员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现实。既然无法抗拒，那就把它想作是一种需要，以求得心理平衡。悲至极至，便不是哭，而是以笑面之了。这样，她们多数便接受了客人的抚摸，并主动抚摸客人。也就是说，多数人转化为了性服务者。虽然这一变化在形式上的程度差异并不很大，但在性质上却有着根本区别。在心理上，她们完成了主动与被动的置换。这一置换导致了极大的人格自贬，她们不再认为自己有正常人格，已经视自己为低贱。这一过程中她们所发生的灵魂冲突是非常强烈和痛苦的。
如果进到发廊，该发廊本就是提供性服务的，此时对发廊服务人员来说，简直就是突然立在了火山口上。要是最初的几个客人没有性要求或比较不勉强，她们还有一个适应过渡期。但是，通常的情况并不理想。如果是该发廊老客户，总是会对新来的人更有兴趣。即使不是该发廊老客户，当服务人员的手在自己头部一按摩，也会马上知道她是个新手。而新手，意味着新鲜，意味着干净，意味着纯真，一些客人会很快就把自己的手伸到她衣服里去。此时的服务人员通常的感觉是天塌了下来，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判断力，无论肉体还是精神的痛苦，都达到了无法理喻的程度。不管该服务人员是否有性经验，这都与女性正常的第一次男女肌肤接触、初吻、爱抚等不同，这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其中没有任何自己的喜好、情感成分，甚至连让自己想象适应的空间也没有。甚至，这比被强奸还难受，毕竟，遇到强奸还可以反抗，可以谴责，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在普通发廊提供性服务，并不是如很多外人所认为的可以获得高收入，可以发财。在6、7、8、9月高峰期，成绩比较好的提供抚摸、手淫的服务人员一般平均做5人/天生意（习惯称洗头，一个生意叫洗一个头）；春秋季平均3人/天；冬季平均1——2人/天。不提供性服务的和那些年龄太大、长得不吸引人的则要少许多。也就是说，提供抚摸、手淫的服务人员全年也就是平均每天洗三个左右头，20元/人，得四成，平均月收入在800——1000元之间。除去个人开销，一般全年能剩6000元左右就不错了。提供做爱服务的也并不会高多少。平均一天能做一次爱的是很少的，一个月能有10次做爱，成绩就很好了。即使做10次爱，按个人所得80元/次计算，不过也就800元/月，其总收入不超过2000元/月。但是很多提供性交服务的人员为了说明和证明自己值得，会让自己沉浸在一种“虚荣”当中，会夸大自己的收入（既然能“发财”，能玩乐，能穿好衣服，能不干体力活，等，所以便是合理的）。所谓四、五千元一个月甚至更高的收入，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或仅仅是某个月的成绩。这不是普通发廊跟人性交的收入。
一当成为发廊性服务特别是性交服务者，她们的精神世界就陷入了极度的冲突和混乱。要知道，她们多数来源于农村、小镇，多数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本身的道德观念比较传统、保守，而且许多人本来的社会环境又是非常封建。因此，她们的灵魂所经受的冲突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提供抚摸的小姐说出了这样奇怪的评价：“这是公共场所，这样做没关系的是不是？要是两个人在私人房间里，就是好朋友也不能这样，一根头发也不好碰的，是吧？”公共场所男女之间反而可以随便抚摸了。
灵魂的冲突使她们成为社会的最弱者，成为最无助、无望的人群。对她们来说，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她们几乎怕一切人，老板、客人、老乡等等。多数服务人员进了发廊工作后几乎不敢移步，她们走出发廊，只是去某个廉价商品市场。她们经常不能弄清发廊附近的小区、道路，因为她们没有去逛过，看过。她们最希望的是有一个手机，可以发短消息娱乐。所最怕的人，是她们最亲近的老家人、丈夫或男友，怕他们知道自己在发廊工作，怕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就完了。”于是，她们本能地学会了撒谎，或者变得在寄钱回去时对家人不讲理、炫耀，不许他们猜疑、多话。正是有了这一怕，对她们的伤害她们便不敢说，怕出了事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也因此，她们怕政府官员，怕警察，怕他们把自己遣送回去或拘捕后通知家乡、家人。她们只能承受一切伤害、蹂躏和压迫。而一当因了某种原因使自己的所为暴露在阳光下，这最后一道保守隐秘的精神防线就彻底崩溃，从此，许多人便不再有顾虑，凡是能做的、有钱捞的事，都敢去做了。“日子过了再说，现在开心了再说。”
结束语
虽然本报告标题的中心词是性服务，但调查的主旨并不是性服务，性服务仅仅是一个切入点。调查的根本目的是客观描述一部分中国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从而反映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并从一个侧面折射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
本报告于2003年12月上旬完成初稿后，有阅者认为这不是关于性服务的报告，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有那种通过妈眯集中一批卖淫者或到监所找一批卖淫者进行谈话的记录和统计才是性服务调查。本人并不否定那些调查的意义，但是，一方面，本人的旨趣并不在卖淫上面；另一方面，本人认为那种调查即使从性服务角度说，也是狭隘的和片面的：第一，性服务并不仅仅是性交服务，本报告所列出的抚摸、手淫、性交、出台四项在中国性服务当中，只是常规项目，其它还有通过声音、影象、文字、裸体提供的性服务（我称之为意淫服务），有同性性服务，异性性服务里除了女对男还有男对女，成年性服务外还有未成年性服务，性交除了生殖器交外还有口交、肛交，等等；第二，即使从性交或卖淫的角度言，仅仅局限于那些“专业”的性服务人员远不能够描述出中国的性服务状况，在中国，也正如本报告内容里有所反映出的，更多的“卖淫者”并不是卖淫者，她们仅仅是卖淫队伍中的过客，或者是偶而为之，或者是临时短工；第三，就象本报告所揭示的，卖淫已经泛滥在了社区当中，已经泛滥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里，并不仅仅存在于那些中高档娱乐场所、按摩院、宾馆、旅游点、酒吧等处，那些卖淫集中地的状况远不足反映中国普遍的卖淫实际。仅仅对专业卖淫者和卖淫集中地的调查还会导致一些副作用，比如：大大压缩了中国性服务的泛滥程度；使人们认为卖淫者都试图不劳而获，不愿意从事正常的职业；制造了卖淫总是可以得到较高收入的假象，诱导了社会性嫉妒，刺激了黑白两道对卖淫者进行残酷的经济乃至人身压迫；引诱了更多人进入卖淫行列；等等。
在上海，有性服务的行业和地方数不胜数，但本人选择了郊区一个极其平常的小镇进行调查，仅仅这一点，便是突出了性服务至少在上海地区的泛滥程度，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普通而又普通的情况。一个普通的小镇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是上海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由此可以得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
一， 中国性服务队伍的组成是农村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他们的生存状况是中国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反映。他们的普遍存在证明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处在了极其恶劣的状态，已经到了不得不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换取口粮的生存极限。
二， 这支队伍极其庞大，该镇集镇发廊性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270左右，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数与该镇人口之比为1：500左右。如果进行简单推算，则可导出中国发廊性服务人员总数达450万，发廊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人口总数达250万，考虑其流动过渡性，即使按10年积累（中国发廊性服务的泛滥历史远不止10年，流动率也可能大于1次/年），中国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发廊性服务的人口达4500万之巨，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发廊提供性交和出台服务的人口达2500万之巨（这样简单推算并不严密，但考虑到仅仅是最普通地区最普通的发廊，考虑到还有20多家集镇外散处的发廊没有计入，考虑到即使内地经济贫困地区至少在县级城市也泛滥着这种情况，推算结果也还是有很大参考性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廉价性服务还泛滥在普通洗脚店、普通按摩院、普通电影院、录象放映厅、普通饭店、旅馆、大众化舞厅、普通桑那浴室、卡拉OK厅、中低挡咖啡馆、一些茶室甚至街头等地，中国正在从事和从事过廉价性服务的人口之巨是足够令任何人感到恐怖的。这些人口都是中国底层民众中的母亲、妻子，随着这部分人口的继续高速积累和人生悲惨化，她们的痛苦经历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民族性进步和社会发展趋势。
三， 虽然选择性服务工作主要是她们自己的决定，但这种选择基本上是为了起码的生存而无奈作出的选择，暴露的背景只能是中国普遍的和深重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压迫。
四， 虽然她们从事着性服务工作，但是她们绝大多数有着深深的道德自责，陷在强烈的精神痛苦和自卑当中，她们的精神承受力已经达到了为生存的底线。如果这一底线也被突破，即连选择从事性服务也不能够或不愿意了，那么，便将是选择不是自我毁灭便是毁灭他人，并最终走向彻底反抗社会的道路。如果考虑到她们每一个人身后都有至少两三个至亲的亲人，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潜在地预备并不断壮大着了一支庞大的革命基本队伍。
五， 解决这一状况的根本方法不是所谓的加强管理，而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对于底层民众具有切实意义的经济、人身发展。一些专家动辄轻言加强管理，其实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在中国，加强管理一当落实到实处，便总是或者对性服务人员强化经济盘剥，或者是进行粗暴的扫荡式专政，唯只熟练使用这两途，且上级领导一指令，基层便会神速动作，变本加厉，敲诈和暴力双管齐下，其结果只能使她们更趋悲惨。
（完）
说明：为避免影响被调查地区的社会自然运转，本报告的公开暂时不明确具体地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