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国策并不等于败德行为

违反国策并不等于败德行为

顾则徐

读到秋风先生发表在2007年2月13日《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严惩名人超生没有法律依据》，很同意他的文章主旨，但对他文章里的一个基础观点则不能赞同。他说：“违反国策其实跟撒谎等败德行为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涉及公民道德，一个涉及私德。”他是把遵守国策归在了公民道德里，而违反国策则属于了一种公民败德行为。这是很值得推敲的。

不管国策是否基本，是如何制定的，它的体现形式无非是政策与法律两种。体现国策的政策形式可以是政府法规，可以是执政团体的文件，可以是执政者和政府官员一定威权前提下的言论，其内容既可以是法规性质的，也可以是道德性质的。体现国策的法律形式同样也可以有两种情况，既可能是制裁性的法律条文，也可能是非制裁性的法律条文，非制裁性的法律条文可能是道德性质的表述。因此，违背国策的行为既可能跟法律、法规相关，也可能跟道德相关。当与道德相关，违背国策的行为就具有了复杂性，并不等于一定是败德的。

其中的原因，在于道德存在着伦理差等，并不只有国家道德一个层次，在国家之上还有人类道德，在国家之下还有多样的社会道德、人类个体道德等。计划生育作为一种国策，具有一定的国家道德性质，但计划生育在根本上是人们的生育问题，所涉及的道德层次非常复杂，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道德问题。我曾经接触过一对逃离江苏淮阴家乡躲到黑龙江谋生的超生夫妻，他们已经生育了三个女儿，也深知抚养她们的艰辛，但为了再要有一个儿子，又生了第四个女儿，弄得身心十分疲惫，而支撑他们坚持超生的，恰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不是其它。他人可以不赞同他们的道德观念，但至少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符合道德的，并且是坚守着道德的。他们是公民，但没有人因此就可以有权利指责他们是败德者。

即使仅仅从国家道德角度说，任何国策毕竟还有着一个公民的自觉认可程度问题，即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着一个约束程度问题。当国策的制定是完全威权的产物，全体公民并没有参与它的制定，则作为一种道德的约束程度就只能是最低。当国策的制定是民主的产物，既然是民主，便难以说就有百分之百的公民支持，它总会面临有一部分公民不予支持，对不予支持的那部分公民来说，当行为违背已经实行的国策，就既可能是被认为不符合道德的，也可能是被认为符合道德的，需要进行个案分析，而不能笼统地一概指斥为败德。越战曾经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但拳王阿里按照自己的道德判断采取了拒绝参军行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美国近些年的基本国策之一，但不同的道德判断造就了反战母亲。没有人可以有权利指斥拳王阿里、反战母亲是败德者。

将违反国策的行为归于公民败德行为，会导致一种十分危险的道德准则，即国家主义的道德原则，将国家理解成道德的唯一评价者。人类永不能忘却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其道德原则正是一种国家主义，将人的复杂的道德判断体系简单到了国家一个层次上，虽然在当时的德国，这种道德原则得到了可以认为是大多数人的赞同，甚至在那些被占领国家也能够得到很多纳粹分子的拥护，但从那些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屠杀里，从那些屠夫由衷的狂笑里，更可以看到的是人性的灾难。历史，无数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的难以忘记的许多国家主义道德观流行的历史，应该足以警告秋风先生和我等人们，必须慎重采用道德评价尺度，勿忘道德的伦理差等性质，勿忘道德评价的复杂特性。

2007-2-13

原载2007-2-15《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