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先生还是谦虚点好

柳斌杰先生还是谦虚点好

顾则徐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先生在题为“现代媒体的社会职能和公共责任”的主题演讲中说：“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

看到这“自由”言论，我始而一惊，再者不由一笑。说他是“自由”言论，是他实在不受事实的约束，信口开河，无规无矩，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忘记了中国的言论、出版有着数不清的公开或内部的限制，至少其客观效果便是在讽刺中国的宣传、文化、教育、研究工作。既然如此自由化，便自然要一惊。所谓一笑，是笑他如晚清官僚，不知天下之大，不以谦虚看外国，失中国数千年之美德。

中国自秦始皇焚书以来，便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不自由更是日甚一日。至于明清两朝，由于言论、出版而砍脑袋的名士，官史便记了巨数。民国以来，国人崇拜鲁迅，但鲁迅的批判者和赞美者少有认识到，鲁迅之在文学上伟大并被崇拜为伟大，根本的原因即在于言论、出版的不自由，因言论、出版的不自由方有了世界文学史上特异的鲁迅，反过来，中国因有鲁迅和对鲁迅的崇拜，也证明了言论、出版的不自由。鲁迅别样的文风，不是他本就如此，而是由监狱和杀头逼吓出来的。

按中国人的习惯，这是家里话，是关起门来自己说的话，作为官员的柳斌杰先生对世界讲话，自然不能这样直说。无论如何，代表着国家还是要一点虚荣，因此，还是要说我们言论、出版是自由的。这是外交，而外交毕竟需要一点强词。无论如何，说我们自由，也还可以找出一点事实的依据，证明外交辞令并不虚言，以维护一国面子，比如人民网博鳌11月2日记者詹新惠相关报道中说的，“作为人际间信息传播更广泛更快捷的手机短信，在中国也有迅猛发展之势，成了新兴传播载体”，虽然我们自己知道这短信内容其实多黄色、灰色，但外国人并不懂得这里面的名堂，暂且骗他们一下也未必不可。

但是，加以一个“最”字，不仅大违了事实，而且大违了祖德。我们中国人向来谦虚，所谓谦谦君子，有十分也只说七分。如果连七分也没有，便要有无地自容的自罪态度，之于说十分，说“最”，那是万万不可的。中国人向来痛恨的，是井蛙观天，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满人从东北一隅得了中国，沾沾自喜，只知道有天朝而不知道有外国，以至中国沦落为外国刀俎之肉。至今，我们还在为满清的井蛙观天吃着苦头。

中国人不说“最”，还因为知道，满则溢，溢则损，“最”了，便是灾祸不远了。这是有深刻教训的。文革当中说“最”不够，还要天天喊“最”；一个“最”不够，还要“最最”、“最最最”。于是，中国便有了数千年未遇之大灾祸。

所以，柳斌杰先生如果以后再有机会对世界发言，还是谦虚点的好，不要随便用“最”字，不要随便把中国推到灾祸的边缘。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了。如果道德标准略高一点，要柳斌杰先生在说了我们是有“充分”“自由”之后，为这外交的虚言而回来脸红，闭门自谴，卧薪尝胆，真正开放言禁，定是做不到的。对中国的官员，道德要求向来高不得，但起码的还是要有意识，否则，就是人而不人了。

200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