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仇和、秦始皇，发展、“革命”、大崩溃

嘉禾、仇和、秦始皇，发展、“革命”、大崩溃

顾则徐

进了夏天有热闹的嘉禾，年初开春时有热闹的仇和。嘉禾与仇和，一为败者，一为胜者，究其根本，其实一样。

嘉禾与仇和的一样处，都是发展的旗帜，“革命”的运动。嘉禾县委、县政府喊的口号是“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仇和的口号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都是“发展”。他们进行发展的手段，是“革命”，这一点很集中地体现在嘉禾政法书记周贤勇在一次有被拆迁市民参加的大会上拍了桌子说的话上：“你要来威胁我那是不行的，你打死我是谋害国家干部，你来打我，我还手了那是打死反革命分子。”既然民众已经是潜在的反“革命”分子，那么，站到了民众对立面的地方党、政府领导就是“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的运动就是“革命”运动。

嘉禾、仇和进行“革命”的基本特征，都是暴力，包括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嘉禾的直接暴力，是把蹲在自己房顶上的市民逮捕了起来，把他们送进监狱；间接的暴力，是搞什么“四包两停”，要公职人员甚至做护士的必须保证他们的亲属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并保证他们的亲属对拆迁及补偿不满意时，不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将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甚至是被开除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工作。仇和的直接暴力是他的推土机，是公检法甚至居委会一起出动；间接暴力是三分之一机关干部离岗招商，甚至学校老师也要招商，没有建设资金就任意扣除公职人员工资，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够任意采用暴力，便是他们不仅垄断了当地全部国家机器，而且垄断了革命者的名号，他们具有任意处置民众和普通公务人员的能力，而民众和普通公务人员只能万马齐喑。

春节时一个学书画的学生夫妇俩请我吃饭。该学生是宿迁泗阳人，离开家乡十数年，有了点小出息，春节前回家乡遇到不少市、县干部，他们跟她说：“你为家乡争了光，可你千万不要回来，现在的市委书记更加乱来了，表面弄得好看，老百姓日子越来越没法过，完了。”她说洋河镇造了个很大的市场，人影子都看不到。我问她村里人怎么样，她说可以出来打工的都出来了，不打工没活路。她并不知道什么仇和，所说的情况虽然模糊，却是没有偏见的。我一向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一运动，老百姓总是遭殃的多数。嘉禾、仇和，他们的志向越大，老百姓便越是可能倒霉。

嘉禾、仇和也有不一样的。具体说来，最重要的不一样是仇和早、嘉禾晚，仇和虽然也被上头反对的力量检查过，但拆迁问题还没有成为公开民情的主要议题，因此比较顺利，造出了一点东西，可以博得许多反正仇和不会拆到他们房子的人赞扬；而嘉禾则很撞在了公开民情的枪口上，一块砖头都没有来得及砌好，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面对异口同声的追问、指责、讨伐。因了嘉禾还没有砌出一块砖头，为仇和唱赞歌的人也实在没有办法为他们辩护。因了部里、省里、地区的领导还没有剪彩过，实在与嘉禾没有明确的干系，所以，便不必要为他们公然辩护。

另一个重要的不一样，是仇和竟然知道穿西装是一定要戴领带的，会用美好的言辞把自己的暴政打扮出高级仁政的模样，能够说出“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的道理，还积极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上级自然知道，在牢牢掌握基本干部、人事制度专制前提下，“干部任前公示制”实在是件很漂亮的民主外衣，一时之间，仇和成了宠儿，许多认不清楚其实质的文人也为他欢呼，赞扬他是“有缺点的英雄”，高呼“为了发展，我们宁要仇和”之类。在喧嚣中，仇和对民众的“革命”就上得嘉许、左右逢源了。而嘉禾一帮却不知道穿西装一定要戴领带，只会土里土气、实实在在搞“革命”。大概，嘉禾比之宿迁离大海远了些，离北京也远了些。

因为有这不一样，仇和便成了胜者，而嘉禾，至少从现在的事件形势来看，多是成为败者的命运。成了败者，嘉禾便有了个难言的苦衷，虽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得到一个好项目（仅仅一个国内贸易局商业网点的名号，对一个内地小县来说，就是不得了的好项目了），奉送土地是很平常的事情，但面对并不了解招商引资实际行情的公众，却是无法解释得清楚的事，那个什么12万平米商城的资金投资计划已经彻底打乱，本可以通过剥夺市民用最少的资金解决拆迁、平整土地、立项，然后贷款建设，现在则不得不增加远超过预算的启动资金，否则，项目便只能泡汤；项目泡汤，拆迁到一半的嘉禾就失败得更惨。嘉禾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搞“革命”搞得不是时候，怪自己不懂穿了西装要戴领带。至于有些人用开大会进行电视转播证明仇和有民主意识，嘉禾倒不用发愁，因为嘉禾开大会不仅请了被拆迁市民参加，而且也搞了电视转播，这方面做得是不亚于仇和的。

其实不论成败，只看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搞发展，嘉禾、仇和之类，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人物，比如一拍脑门造飞机场的安徽王怀忠，就也是这样的一个。仇和说：“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中国有几个地方的独裁者不是这样想、这样说的？既然是普遍现象，那么，便一定有着统一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我看跟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有着关系。秦始皇的专制、残暴，从来是受万众唾弃的，可他在当代中国突然受了无数崇拜，尤其受着当了官的人崇拜。大家崇拜秦始皇造出长城，于是也学着造“长城”，大官造大“长城”，小官造小“长城”，中国的“长城”遍地开工，但是在中国拿出区区几百个亿来解决普及教育、医疗保障，因为不是眼睛能看到的“长城”，便是比杀头都难的事，无论如何就是没有钱。

不仅如此，大家更崇拜秦始皇的暴政手段。当然，这种崇拜是用现代漂亮言辞掩盖的，习惯用的是“革命”外衣。嘉禾的“四包两停”明明是继承了秦始皇的连坐手段，却被说成了让普通公务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仇和是穿了西装戴领带的，说是“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他把他的暴政描绘成了可口的“压缩饼干”，更进一步拉出了人见人爱的“法治”、“民主”大旗，说自己是“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真正都是现代派的小秦始皇。

人们必须想到：嘉禾、仇和这些小秦始皇会不会成为大秦始皇呢？这个问题尤其应该让赞扬仇和的人冷静思考，因为，这是可能的事情。仇和不是从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升为了地级市市委书记？今后继续升官，升到省级，是完全可能的；再由省级升到国家级，只要人民不能做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个县、一个市被实行“压缩饼干”革命，农妇还可以上访，农民还可以出外打工逃避。一个国家被“压缩饼干”了，民众到哪里上访？逃避去哪里？其中的后果可想而知。即使这些小秦始皇们无所进阶，他们对地方权利的绝对垄断也已经酝酿着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后果就是在中国逐步形成出一个我称之为“权阀”的特权阶层。权阀与权贵有所不同，权阀一定是权贵，但权阀拥有着地方政治、经济、司法乃至武装力量（至少是武装警察力量）甚至黑社会力量，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习惯势力网络，对该地方实行以专制（所谓开明也是专制前提下的开明）为基本特点的绝对统治，虽然仅仅是一省、一市、一县甚至一乡，但中央仅仅只能调整该势力网络的个别分子，在总体上削弱以至失去了对他们的支配能力。当国家发生万一的动荡，这些权阀又很容易嬗变为军阀。

人们千万不能忘记，秦始皇的基业不过二世就崩溃了，所向无敌的强大的秦军面对揭竿而起的民众，是那么地脆弱。今人总以为比秦始皇聪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以超越秦始皇，其实只是满足自己一时欲望的自慰念头，是把国家命运做赌注的疯狂举动。小秦始皇们对民众进行“革命”运动式的发展追求，为中国积累的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所积累的是一场大崩溃，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灾变。

为了避免国家的大崩溃，中国一切有头脑的人，一切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从中央最高领导到基本民众，都应该时刻警惕嘉禾、仇和一类，不管他们坐着什么位置、有着什么名义、举着什么旗帜，对他们的暴政都必须予以坚决的揭露、抵制和反对，把这些中国真正的不稳定因素消灭在未燃状态。

200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