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南平报告简要评价

王小东南平报告简要评价

顾则徐

潘岳关于南平经验的讲话依据于王小东的南平报告，因此，要理解潘岳讲话的合理性就应该对王小东南平报告作出分析。综观王小东南平报告，可以认为王小东的报告不是一个扎实、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有着明显的肤浅性。

从调查报告应有规范的角度看王小东南平报告，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题目过大，有哗众取宠之嫌。王小东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他所调查的地方仅仅只是福建南平一个地区，应该在题目中明确出仅仅是个点调查，而不是面调查。以点调查取面调查的题目，实在有点哗众取宠。正因为题目实在不确切，所以，他的题目也就不可引用，只能用“南平报告”代替之。题目的不对，其调查的立意就有了很大问题。

二，缺少材料，议论过多，更象一篇普通的议论文，有先入为主的痕迹。报告分四个部分，约15000字，即使按照很低的标准总计其中体现为实际材料的部分，也不超过3000字，其它都是议论，因此，报告不是以充分的材料得出结论，而是在议论的前提下举例说明，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本末倒置，给人以先入为主的印象。虽然王小东在标题中用了“调研”字样，用“研”字掩盖报告的缺陷，但“研”的前提是“调”，没有充分的调查材料，研究就是空中楼阁。另外，要提醒王小东的是，调研只是调查的一种类型，其主体只能是调查。

三，走马观花，材料肤浅，人云亦云，缺少真实性考证。根据王小东自己的说明，调查由王小东、杨鹏、欧艳国三人担当组成调查组，于2002年6月去南平调查20天，走访6个县（市），23个村，与市、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近200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带回了20多万字的资料和笔记，7月完成报告。对身处大都市的人来说，也是不容易了，但对如此重要的调查来说，实在只是走马观花。在市、县几天？乡（镇）去了没有？弄清楚去的村有几亩地、几间房、几个人、几块钱了没有？20万字中资料有多少，谁提供的，是不是真实？报告中说：“在我们问选举好还是任命好时，这些下派村支书都是在场的，而且那些请来的村民都是盛赞他们的，即使如此，当我们问道，既然上级下派的村支书很好，为什么不能由上级任命或下派村委会主任时，村民们还是委婉地表示：下派的干部不了解村里的具体情况，村委会主任还是选举的好。村民们往往很明确地回答：村支书下派好，下派的村支书比原来本村的村支书好，但村委会主任还是要选举。”不知王小东想过没有，在下派村书记在边上的时候，被问的人都已经委婉地表示了他们不了解村里具体情况的评价，要是书记不在边上，人们会怎么说？所以，材料是肤浅的，真实性是缺少考证的。说句不太中听的话，20天即使是在6个县（市）、23个村旅游一遍，恐怕也是困难的，更不用说“社会调查”了。

四，缺乏深思熟虑，政治责任感不强，有过于炒作自己的嫌疑。这份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前站人员，王小东应该从政治角度充分考虑诸方面的可能后果和变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再三斟酌。王小东在网上推出报告时所加的按语，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是很冲动的。王小东说：“在潘岳先生的大力策划与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下，我、杨鹏、欧艳国，于2002年6月去南平进行了调研。以下是这次调研的报告，于2002年7月完成，过去没有发表过。潘岳先生关于南平的讲话，必须与他的官员身份一致；我的这个调研报告，则完全是一个布衣研究者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为我自己的看法负全部责任，但我与潘岳先生关于这些看法多次交流过意见，所以，可以作为潘岳先生讲话的一个参考资料看。”既然是潘岳大力策划的，又何来“完全是一个布衣研究者个人的看法”？又何必强调“我与潘岳先生关于这些看法多次交流过意见，所以，可以作为潘岳先生讲话的一个参考资料看”？已经这样说出来了，万一要负责任，又何来“我为我自己的看法负全部责任”？这种颠三倒四的话是深有意思的，反映了王小东政治责任感不强。

由于报告在调查和思考上的双重肤浅，必然也就带来了内容上的肤浅和冲动。在报告的内容当中，王小东凭自己固有观念和印象随意下结论、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很多，在此仅谈他的两个问题：

一，报告在没有充分调查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村一级甚至乡（镇）一级的党员干部武断地采取了一棍子打死、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党员乃至村支书的年纪老、文化程度低、素质差、致富靠腐败，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谈不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是不是年轻、有个文凭以及先富起来了的人就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就代表了广大农民？从道理上实在是经不起推敲的。仅仅论政治，论功利，我国现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他们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并不是他们自身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他们大部分是好的，仍然是优秀的，是农村改革所现实地要依赖和执行的基本队伍，过去农村的成绩是他们领导农民创造的，现在也仍然要依靠他们实现过渡。下派干部既不熟悉基层情况，又是在压力和升官好处许诺的前提下短期下基层的（三年也仍然是要走路的），即使真地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也不是一支能打硬仗、踏踏实实干事的队伍。轻易否定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既可能刺激和迫使他们走向严重的腐败，也可能会造就出一个强大、老练的对立面，激化农村矛盾，更全盘否定了党和政府过去的农村基层工作。这样下结论的政治危险性将是巨大的。以这样的判断进行农村改革，会改出农村“革命”的。任何有成熟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结论，更何谈这种结论本就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二，报告对下派干部成绩和好处的说明是不深入的，是以汇报为主要依据的，不足以形成将此提高为重大战略举措的结论。报告最有力的依据是，“在下派村支书的村，村支部能力明显改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迅速强化，村级民主自治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得以建全，下派村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开始被打破，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迅速缓解（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10人以上集体上访人次从1999年的95次减为2001年的44次，集体上访人数由1999年的4456人减为2001年的972人）。”上访人数和人次的减少肯定与下派村书记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是怎么减少上访的呢？报告并没有调查和分析。如果上访数量的减少不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实现的，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制度、体制的毛病实现的，而是通过在基层进行直接压制、利诱实现的，就只能说是暂时缓和了矛盾，甚至可能刺激了更大矛盾的酝酿。下派村书记为什么能取得成绩？报告说，“下派村支书在下派单位、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金融助理的统一帮助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经济上看，由于他们普遍给村民带来了经济实惠（道路、学校、自来水、有线电视、引进种养新品种、技术培训等），取得了村民的信任”，既然是以实惠开路的，报告并没有提出和研究在不下派村书记的时候，上面为什么不能够给村民以实惠？如果同样给了实惠，还需不需要下派村书记？报告没有调查和研究下派村书记的成本，从而也没有思考上面承受这一成本的长期能力和可行性。报告说，“从下派人才资源来看，虽然经过了多轮机构改革，但我们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冗员仍不少，与其让他们坐办公室看报纸还领工资，不如让他们领着原单位的工资到农村去锻炼，去不断充实村党支部。如条件成熟的话，还可以逐渐将当过村支书的履历作为今后年轻干部提拔的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下派村书记是以市、县的吏治腐败为前提的，吏治腐败所以有人可派，吏治不腐败则无人可派，那么在整个吏治腐败的基础上，能否真正解决农村基层的问题呢？报告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想过市、县抽调出大量人员后，是否会进一步加深吏治腐败？报告说，“要解决村，乡、镇财政的困境，靠从农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村集体经济汲取，而村集体经济正面临着最后一次瓜分。这次最后的瓜分可以带来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字是2001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王小东已经看到下派村书记后发生了对村集体资产的严重掠夺现象和事实，却仅仅一个“几乎无法可想”了事，不但没有看到这是给农民以小利、夺农民以大利，从长远伤农、害农，反而忽略这一事实得出了这一“经验值得推广”的结论，实在是不严肃的。

“三农”问题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之上，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可走过场，也不可草率拿主意，急于就成，随便投医。王小东式的调研是不可取的，是一种打着事实依据旗号的主观主义，是要误国的。中国的农民问题在青年毛泽东那个时代起，就已经汇集了民族一大批睿智的头脑，至今还是边解决边探索，还没有从根本上寻找到能够长治久安的道路，还需要更深入、更踏实、更全面的思考和工作，绝不是一次王小东这样极其肤浅的调研就可以开出方子的，如果以之为决策依据，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将更加深农村的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