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地方武力的萌芽和成长

警惕地方武力的萌芽和成长

顾则徐

南方网9月30日报道，前一天在广州番禺，有十几名附近工厂的打工人员因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关进了新桥治安队看守房。还是在广州番禺，一个月前南方都市报有个记者暗访的报道，讲的是8月30日有200多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山村治安队关押，并且村主任亲手对被关押的未成年人施行了暴力。综合这两个报道，治安队、看守房、关押、暴力四个符号久久呈现在我脑海里，使我坚信：警惕地方武力的萌芽和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已经是关涉到中国社会和平发展的大问题。

我最早对中国地方武力产生疑虑，是大学毕业后到军队工作时。我那时询问了许多经历过1976年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军官，他们告诉了我那时王洪文控制的上海民兵与军队进行对峙的情况。虽然在军人眼睛里那些民兵不过是“乌合之众”，但其数量之大则让我产生不同想法，以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很可能成为内战的武力源泉之一。好在民兵是非常备的武装力量，又受武装部和警备军队的节制，地方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组织和指挥这一武装。

自秦始皇以来，虽然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制度，但刘邦以后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权。自那时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当地方权利突破了政治、经济限制，进入到武装领域，军阀混战或内战的局面就酝酿了出来。而问题在于，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暴力倾向，地方天然地具有着将权力延伸到武装领域的本性和冲动，中央政府略一忽视和有了历史性的机会，地方武力就会迅速萌芽和成长起来，从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和平局面。

1997年2月，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高升宿县行署副专员前，组织了公、检、法、司等具有准军事、准暴力特点的力量，举行了“阅兵式”。按照当时当地《亳州报》1997年2月28日的报道，是“金戈铁马，战旗猎猎，钢枪生辉，大展雄威”。这一行为一般只是被批评为腐败和不妥当，但真正的本质实际是中国地方官员对控制地方武力的欲望暴露，是进行地方武力的“大阅兵”，是中国地方势力随时企图武装化的表现。

考察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地方武力萌芽和成长的显著方式之一，就是民团的组建和壮大，这可以称为地方武装的民团化模式。虽然民团一般来说规模有限，军事战斗力不强，但是，一当时势提供机会，便能迅速坐大。千万不能忘记，曾国藩起兵剿灭太平天国，所组织和依赖的武力就是民团。从武装力量的角度说，清朝真正的破产奠定于哪里？正是奠定于曾国藩的民团。有了曾国藩的民团，清朝的武装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清朝的灭亡也就被注定了。

我以为，这种民团化模式的地方武力，目前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悄悄萌芽，其主要的形式就是城管、协警和治安队。这三股力量的基本特点是准军事性、准暴力性和无中央明确的管理组织和机制，由地方出资组建、招纳并直属于地方指挥和控制。以城管为例，这支队伍的合法性至今没有国家法依据，而只是由地方政府赋予其合法性，其职能几乎是什么都不可以做又什么都可以做，服装警察化，装备日益暴力化，组织的非机关事业性和人员的非公务员性则意味着人员具有了流民性。至于治安队，本文开头所述的“看守房、关押、暴力”特点，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些，已经具有了准民团的特征，唯一的区别只是少一个武器配备了。

虽然城管、协警和治安队没有配备武器，但是，一当配备了武器，也就成为了真正的民团，并随时可能被地方势力利用为颠覆性武力。1925年，柏林举行了一次“红色前敌”的游行活动，二十多万手持木棍的人组成了一个个方队，正在德国留学的朱德凭他丰富的练兵经验，马上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认为这些人一当配上枪支，将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今天面对日益壮大的城管、协警和治安队，中国全社会应该也要有朱德当初的敏感意识，从中看到地方武力萌芽和发展的威胁，有防患于未燃的足够警惕。

200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