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少女偷面包是我们的错
顾则徐
看到一个报道：5月18日 沈阳一个16岁少女，因为饥饿偷了便民店面包，在商店告发学校的威胁下，这个按照当下标准来说品学皆优的贫困女孩选择了自杀。自杀之后，面对记者采访，商店负责人说：“死了就死了呗，我们抓小偷还犯法了不成，她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女孩的死真的跟商店没有关系吗？
看过一个故事：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1935年冬天，纽约一位老太太因为饥饿偷了面包房面包而被告上法庭，法官判决她交付10美元罚金，前往旁听的市长拉瓜地亚站起来自己掏出10美元后，对法庭所有在场的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座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都受到了震动，纷纷把罚金放进了市长拉瓜地亚的帽子里。
这个美国故事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当沈阳有一个16岁少女因为饥饿偷了面包，并因为告发的威胁而自杀，她的死不仅跟欲告发她的商店有关系，而且也跟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了一个要16岁少女偷面包解决饥饿的天空下。
我们是如此虚伪，在盛世和大国崛起的喧闹中，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会有16岁少女因为饥饿而偷面包的事实，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正有成百上千万处于饥饿和贫困中的人口。我们是如此没有责任性，不知道应该如何切实地援助那些贫困者，而所谓的扶贫又总是成为炫耀政绩的光彩言辞，甚至成为一部分人进行寻租先暴富起来的机会。我们是如此失去智慧，不知道和谐不是一部分人的和谐，而是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和谐，是富人和穷人、有权者和无权者共同发展的和谐，是必须消灭饥饿和贫困的和谐。我们是如此失去价值观，似乎懂得了一点法律，知道了小偷自杀与我们没有法律责任关系，却不知道更普遍的人类道德和社会价值，不知道同情、原谅、包容、帮助。
看过一部电影，是卓别林拍摄于1936年的《摩登时代》：小人物查理跟贫困、美丽的女孩因为饥饿而去偷窃面包，他们在偷窃中享受着了自己的爱情和快乐。卓别林在这部伟大的电影里，向我们提出了因为饥饿而偷窃面包的正义性问题。
当同一蓝天下有一个16岁少女因为饥饿偷窃面包，她的偷窃当然是非正义的，但她的饥饿却是绝对的生命正义。她的这种个别的生命正义和行为非正义，证明的是一种普遍的非正义。正是因为普遍的非正义，就具有权利化为一种粗暴的教育原则，这种粗暴的教育原则将会不承认女孩生命意义上的绝对正义，而仅仅谴责她行为的不正义，使她失去最基本的人格和尊严，因此，当她不愿意接受失去人格和尊严的命运结果，就只能够选择自杀，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非正义比之卓别林《摩登时代》所反映的更缺乏正义性，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更“摩登”的时代。卓别林《摩登时代》的背景是90年前的大萧条时期，而我们这个“摩登时代”却是一个被讴歌为盛世并叫嚷着大国崛起的时代，是90年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更“摩登”的时代，一个16岁少女因为饥饿而偷面包自杀，只能是我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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