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堆不出爱因斯坦
顾则徐
即使把金钱堆成一座山，爱因斯坦并不会因此而诞生。爱因斯坦当然要吃饭、消费，但爱因斯坦并不因为金钱而发明相对论，否则，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当爱因斯坦了。同样道理，中国需要再有一个曹雪芹，即使堆一个金人出来，也不会因此而拥有曹雪芹；即使把今天十年的国民收入堆积起来，也不等于会有一部新的《红楼梦》。科学、文学、艺术、学术的创造和进步，自然需要一定的费用，但不能因此而反过来认为，只要有了金钱的投入，就一定有科学、文学、艺术、学术的创造和进步。这其实是很浅显的道理。但这浅显的道理在经济决定论泛滥的今天，竟不能够被懂得。
浅显的道理不被懂得，倘是一个大学的校长，那就是十分吊诡的。《人民日报》今年就国家对北大、清华等几所名校加大投入是否造成了高校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题目采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他说：“当北大校长几年，我最苦恼的是，不知道每年国家到底会给我多少钱。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个爬坡过程，不能走走停停，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他这话，是把金钱与一流大学划上了等号。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当然有很多个指标衡量，但归根结底，是有一批创造人才并形成创造成果，也即有一批爱因斯坦们，因此，许智宏校长的说法实际就是把金钱与创造划上了等号，违背了最浅显的道理。
一切创造都是人才的创造。北大拥有中国最好的生源，实际就是拥有了中国最好的人才。大学的人才当然也包括教师，但一来北大的教师总体也是中国一流，二来教学相长，因此，拥有一流生源的北大就在根本上意味着拥有了一流的人才。但仅仅这样并不等于北大就是一流大学，因为，一流的人才并不等于必然会有一流的创造，今天的北大不过是哈佛的预科学校。一流人才进行创造，虽然需要一定的经费，却不决定于经费，而更是决定于制度管理与精神风貌。北大的盛名源于蔡元培时代，但那是个经费难以保证的年代。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缺少物质保证，学生规模也只有近千人，但1950年代中国学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来源于这个学校，几乎是个奇迹。这都与制度管理、精神风貌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学制度管理的根本，就是教授治校，由教授做大学的真正主人，一切行政人员都只能是服从于教授们的办事员。这是老北大、西南联大的基本特征，也是任何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不是今天的北大可以达到的，不是有了金钱就可以进行教授治校的，许智宏校长恐怕对此也难有作为。但能不能放低要求，进行教授治学呢？教授治不了整个学校，但能不能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让教授们自己决定教师聘任、课程设置、研究课题等问题呢？许智宏校长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个改革上才是。这样，即使成不了一流大学，至少也可以让北大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进步，虽然养一批行政人员吃干饭，但也可以立到一流大学的门槛上去。
必须认识到，仅仅教授治校并不等于就成了一流大学，否则，当今西方的所有大学都成了一流大学了。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风貌。大学作为集中的知识滋生园地，是精神的现实存在方式和化身，因此，大学应该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精神代表和先锋。在这方面，北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资源，这就是由蔡元培先生和“五四”一代教授、学生奠基的著名的“北大精神”。在这方面，并不需要许智宏校长有什么开拓，许智宏校长只要做个老古董，恢复当年的“北大精神”三、五成，就足可以让今天的北大容光焕发了。许智宏校长把跑钱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很快就可以让北大与一流大学真正靠拢。许智宏校长会这样做吗？
金钱当然是重要的，但缺乏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管理和精神风貌，再多的金钱投入也不能办出一流大学，而只能使大学沦为一个不断在造高楼的建筑工地而已。具体到北大来说，当许智宏校长唠叨“苦恼”的时候，更只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无病呻吟。早在1999年之后，教育部开始大跃进式实施“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在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的恶劣背景下，把本就短缺的教育经费向北大等几所名牌大学倾斜，每年增加投入约为100亿元，其中北大竟分得18亿元之巨。也就是说，北大根本就不缺什么金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缺，也只要从自身的管理中就可以紧缩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难道“一流大学”的幻想就可以使北大成为中国教育经费的黑洞？在这样一个严重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黑洞里，难道会成长出爱因斯坦、造就出真正的一流大学？不，因为，这个黑洞至少已经证明，其制度管理是不良的，其精神风貌也是不正的。
原载《中国报道》杂志2006-4-12
浅显的道理不被懂得，倘是一个大学的校长，那就是十分吊诡的。《人民日报》今年就国家对北大、清华等几所名校加大投入是否造成了高校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题目采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他说：“当北大校长几年，我最苦恼的是，不知道每年国家到底会给我多少钱。创世界一流大学是个爬坡过程，不能走走停停，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他这话，是把金钱与一流大学划上了等号。什么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当然有很多个指标衡量，但归根结底，是有一批创造人才并形成创造成果，也即有一批爱因斯坦们，因此，许智宏校长的说法实际就是把金钱与创造划上了等号，违背了最浅显的道理。
一切创造都是人才的创造。北大拥有中国最好的生源，实际就是拥有了中国最好的人才。大学的人才当然也包括教师，但一来北大的教师总体也是中国一流，二来教学相长，因此，拥有一流生源的北大就在根本上意味着拥有了一流的人才。但仅仅这样并不等于北大就是一流大学，因为，一流的人才并不等于必然会有一流的创造，今天的北大不过是哈佛的预科学校。一流人才进行创造，虽然需要一定的经费，却不决定于经费，而更是决定于制度管理与精神风貌。北大的盛名源于蔡元培时代，但那是个经费难以保证的年代。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缺少物质保证，学生规模也只有近千人，但1950年代中国学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来源于这个学校，几乎是个奇迹。这都与制度管理、精神风貌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学制度管理的根本，就是教授治校，由教授做大学的真正主人，一切行政人员都只能是服从于教授们的办事员。这是老北大、西南联大的基本特征，也是任何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不是今天的北大可以达到的，不是有了金钱就可以进行教授治校的，许智宏校长恐怕对此也难有作为。但能不能放低要求，进行教授治学呢？教授治不了整个学校，但能不能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让教授们自己决定教师聘任、课程设置、研究课题等问题呢？许智宏校长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个改革上才是。这样，即使成不了一流大学，至少也可以让北大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进步，虽然养一批行政人员吃干饭，但也可以立到一流大学的门槛上去。
必须认识到，仅仅教授治校并不等于就成了一流大学，否则，当今西方的所有大学都成了一流大学了。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风貌。大学作为集中的知识滋生园地，是精神的现实存在方式和化身，因此，大学应该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精神代表和先锋。在这方面，北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资源，这就是由蔡元培先生和“五四”一代教授、学生奠基的著名的“北大精神”。在这方面，并不需要许智宏校长有什么开拓，许智宏校长只要做个老古董，恢复当年的“北大精神”三、五成，就足可以让今天的北大容光焕发了。许智宏校长把跑钱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很快就可以让北大与一流大学真正靠拢。许智宏校长会这样做吗？
金钱当然是重要的，但缺乏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管理和精神风貌，再多的金钱投入也不能办出一流大学，而只能使大学沦为一个不断在造高楼的建筑工地而已。具体到北大来说，当许智宏校长唠叨“苦恼”的时候，更只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无病呻吟。早在1999年之后，教育部开始大跃进式实施“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在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的恶劣背景下，把本就短缺的教育经费向北大等几所名牌大学倾斜，每年增加投入约为100亿元，其中北大竟分得18亿元之巨。也就是说，北大根本就不缺什么金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缺，也只要从自身的管理中就可以紧缩出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难道“一流大学”的幻想就可以使北大成为中国教育经费的黑洞？在这样一个严重违背教育公平原则的黑洞里，难道会成长出爱因斯坦、造就出真正的一流大学？不，因为，这个黑洞至少已经证明，其制度管理是不良的，其精神风貌也是不正的。
原载《中国报道》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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