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村书记

我当村书记

顾则徐

1998年初秋至1999年初夏，我到上海某区某镇某村（对事不对人，就不具体写清村名了，姑且称为甲村）当书记。之前，我在该村隔壁一个村（姑且称为乙村）搞扶贫近一年，是书记的“书记”，实际的一把手。现在我就该段经历（也姑且把两个村合起来谈，不死抠切题的准确性）谈些情况和看法，供严肃思考相关问题的人士参考，如果有万一之启发，也算有益之事。

两个村都是穷村。这所谓的穷，当然与内地的穷是两回事，不能同一而论的。对上面来说，之所以认为是穷村，是报表上的村集体工业产值、销售额和利润在所在地区比较低。这既具有合理性，也有着极大的不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管理矛盾，造成很多无形的冲突和腐败。从合理角度来说，主要是农村工业都是从集体所有制起步的，集体经济的水平通常意味着该地区整体经济水平；此外，政府能够通过指令性管理的对象只能是集体经济，对私人经济无法予以指令，因此，地方政府就只能以集体经济为主要对象来保证完成再上一级所下压的经济指标。也就是说，所谓的合理性既是历史的，也是我国从上而下的指标经济体系所要求的。不合理性体现为：一，集体经济的水平并不能准确反映该地方人们的贫富。由于两个村集体经济的穷，不能充分容纳村民的就业，因此，反过来刺激了村民的自谋出路，“小老板”就特别多。二，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目标层层压到基层，就成为了以完成产值、销售为主的经济，不得不放弃中长期的利润追求，做很多没有利润的生意，造成严重的低效率恶性循环。三，一方面，村干部要央求“能人”、私人老板挂集体企业牌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动脑筋卡住他们的脖子，比如在土地使用、私人造房、盖公章等问题上与之进行“交易”，最终代价是私人老板个人赚钱，集体一年年挨日子，但要承担由法人地位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债务（这些债务大部分在改制中最终转化为了银行呆帐）。四，非利润生产倾向使村办企业的经营行为短期化，村干部和企业都没有长期信心，加上村干部与企业管理人员之间有着多重“交易”，因此，就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动作，比如，企业给村领导报销、发红包，书记批准厂长的年收入，等等。

两个村一年的集体基本支出都要近五十万元。第一宗支出是人头费，有书记、村长、大队长、会计、出纳、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治安、民兵连长（一般兼掉的）、植保员、排灌员、驾驶员、电工、赤脚医生、各小队长（组长）、幼儿员老师、门房等等，至少二十几万才能应付。第二宗是农业开支，总要三、四万，农机新增和维修猫腻很多，象是个黑洞，农业税、机耕费也总是收不足，必须补足，等等。第三宗开支是日常杂项，有报刊、水电、轿车耗费等，总要四、五万。第四宗开支是宣传、选举、群众体育、慰问、补助等等，多的年份（比如选举年）至少要花去三、四万。之外，就是谈业务、会议、红包、礼品、诉讼费等等合理或不合理、公开或不公开的费用，总要十万，弄不好就要突破十五万。这样的支出还是节省的。

在村里，书记是实际的最高领导，村长是书记的助手。虽然村长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但有四个原因决定了村长权力的弱化：一，村长选举工作是在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书记总是根据工作需要控制了村长人选，村长一般都是党员，作为党员也自然要听从书记的指挥；二，村长一般来说在村民中具有“好人”形象，但好人并不等于会搞经济工作，而镇党委所选择的书记人选则一般是懂经济工作的人，因此，在“能力”上村长一般弱于书记；三，村长如果在换届中下台后，其去向一般要依赖镇党委和书记，否则就成为了普通村民，所以，村长平时就不能跟书记“争权”；四，一般分工是书记抓全面工作和经济工作，并掌握村开支权，村长则负责村民事务，但其实村里的任何事情都是要书记决定的，村民也喜欢找书记拿主意，一是党组织在农村长期建立的威信，一是只有书记说的话是真正能算数落实的。所以，这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性的，任何研究农村制度的人对此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当村书记很不容易，婆媳吵架、一个粪坑的事都要关心的。最头疼的有这样六个方面：

一， 经济来源。这是书记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村经济的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1，企业承包款。甲村主要有一家压力容器厂，固定资产约有六百多万，但企业银行债务有三百多万。企业年上交二十万。乙村主要有一家冷作厂，固定资产近二百万，但没有债务。企业也年上交二十万。2，土地和房屋出租金。甲村租金收入年十五万。乙村约三万。3，提供营业执照、发票管理费。这项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法性，但实际还是要有控制地操作。甲村收益年约三万，乙村则没有。4，卖地收入。甲、乙两村都没有卖出土地。5，向镇政府伸手。甲村没有得到。乙村搞到三十万，但规定不能用于开销，只能用于扩建厂房。可见，两个村都不能保证开支。怎么办？只有四条出路：1，加强招商引资，实际就是卖地、出租土地，虽然不能保证有机会，但仍然不得不花大力气在上面。2，向镇政府哭诉，要不到就借，借了就不还，过了一年再说。甲村这方面累计债务达一百五十万之巨。乙村三十万。3，设法骗取当地农行、信用社贷款，用了再说。4，拖欠各种费用，甚至干部工资。甲村光欠镇水厂水费一项就达十万元之巨，教育、卫生方面也有十万。乙村欠干部工资十多万。

二， 村内关系处理。关系主要分三个方面：1，与企业的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胡萝卜加大棒的关系。书记既要支持和发展企业，又要默认甚至支持企业管理人员的很多越轨动作，毕竟，村开支的基本部分是要由企业保证的，到时候企业不拿出来，书记是不能自己去开支票的。另外，上面所下达指标的完成也是要由企业实施的。书记对企业的重要帮助体现在帮企业贷款、用地、谈判拍胸脯和各种行政性保护四个方面。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集体资产的悄悄流失。2，与其他干部的关系。虽然其他干部总是唯书记马首是瞻的，但这是一种利益驱使，不给他们利益，则必然在各方面工作上出乱子，甚至他们会私下鼓动一些村民来“纠缠”。对他们只能有限地严厉，每个干部背后都有一帮人，过于严厉比如取消其职务，所要导致的后果要比付出的工资代价大得多。甲村有两个出纳，乙村有个支部副书记，都是很莫名其妙的，但只能容忍。后果是导致村“机构”越来越臃肿。3，与村民的关系。人们以为村民是怕书记的，其实书记心里更怕村民，总以息事宁人为好，特别对上点年龄的村民，必须客客气气。甲村有个村民，在前任书记手里骗了执照贷了三十万元款子，提了现金到澳门赌掉。银行来问村里要。村民们对该村民也很光火。本可以考虑上报有关部门予以法律制裁，但真要让他吃官司了，村民们又觉得他可怜，不希望书记惩罚他。书记要是一意孤行，村里将会麻烦不断，各项工作包括选举等，就会很不顺利。

三， 与上级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关系。镇政府和党委领导和各个职能部门的马屁必须拍好，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也更是为了村集体利益，第一希望不要给小鞋穿，第二希望他们给予各方面特别是涉及经济问题的方面支持，少收或免收钱，最好能借点甚至送点钱给村里。社会各方面如银行、税务、派出所等等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搞好关系的方法是要多跑动、多称兄道弟、多讲好话、多配合工作、多吃饭喝酒、多打牌，以及不能忘记婚丧喜事礼金和节日礼品、红包。书记最难的是要为村里哭穷，但不能自己哭穷，因为，人们总认为村再穷但书记总是自己能捞的，书记自己一哭穷就完了，身边就没有能做实事的“朋友”了，工作就很难开展了。乙村书记一直哭穷，结果被人看不起，日子很难过。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村书记自己实际上是经常入不敷出的，是一肚子不能说的苦水。社会关系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与地痞流氓的关系，书记必须能够镇住他们，否则会痛苦不堪。乙村书记没有镇住，几个吃白粉的流氓经常来“推销”茶叶，还“承包”掉了几十亩鱼塘，象是自己养了一帮花钱无底洞的儿子。

四， 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对任何一个村书记来说，都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可能途径，因为，从中长期角度抓现有企业的发展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由于企业已经承包或者私有化，书记也不能过多地去参与企业管理。特别是自上而来的任务式的出卖企业趋势，也使书记根本无心恋战。我的后任书记根据镇的统一安排，把甲村压力容器厂银行债务由村承担（实际就是变成了银行呆帐）后卖给厂长，部分固定资产约五百万折价为二百万，五十万一年分四年付清，这四年村的日子好过了，但四年后怎么办？所以，村书记必须动脑筋卖地、出租地，必须设法造房子出租房子，总之，要叫人来投资。但是，大家都在争取投资者，地价和房租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虽然嘴上说着自己的优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因此，书记就只能走感情路线，多交朋友，多与“老板们”吃喝玩乐，多称兄道弟。由于地价和租金的便宜，真地引进了投资，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实际利益，但仍然必须去寻找投资者，因为，仅仅为了完成镇下达的经济增长指标，也必须硬着头皮干。甲村和乙村在90年代上半期大开发时比较保守，没有大造房子，在耕地被控制后难有大的作为，因此，就只能引进低水平的投资者（缺少资金的私营老板，没有能力购买正规用地和厂房），强占耕地造违章建筑。甲村占了五亩，乙村占了十亩。土地管理部门找上来了怎么办？书记就通过朋友关系摆饭桌，付点象征性的罚款，土地管理部门也不敢太认真，只能顺水推舟，因为，他们也怕村书记来硬的，把“村子”交给他们。

五， 经济指标。每年初，镇都要集中村书记召开落实经济指标的经济工作会议，镇书记、镇长、分管镇长都要参加，各个村书记要逐个承诺自己的产值、销售、利润指标。到了第四季度，有最后落实指标完成的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村书记个人的年收入是由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决定的，但由于自己可以技术处理，也并不太当一回事。对村书记来说，关键是村里要有钱，指标的完成是无意义的。但是，1，指标的完成是个面子问题；2，指标的完成是对镇领导工作的支持，不完成指标就不好意思要他们“支持”了。

六， 基本建设。所谓村基本建设，并不是上面所心血来潮推广的集中粪坑之类。对农村来说，头等大事是道路建设，然后才是文化、卫生、体育等等。对一般的村民来说，村集体组织的富与穷并不是他们主要关心的，富了也不会分点钱给他们，穷了也不会向他们借钱，他们所要关心的，是你们这些干部忙来忙去，总要为大家做点实事。一个书记可以一年两年不去修路，年份一多就讲不出口了。甲村的道路是全镇最差的，基本是用三浇（煤渣、石头、水泥浆混合土）简单铺就的，村民进出很不方便，遇到雨季必然怨声载道。乙村从镇里借了十万元铺了一里路的白色水泥路面，也好不到哪里去。要铺路不是小事，即使低标准的一百元一平米的白色路面，十万元也不过一千平米，几乎看都看不到。所以，这始终是村书记心中的大心事。

所有这些，是村书记所最头疼的。人们一般所关心的选举、计划生育等等，对村书记来说当然也头疼，但毕竟还是可以通过正常工作做好的。村书记最痛苦的日子是每年国庆节到春节这段日子，是村书记的鬼门关。国庆节一过，秋收要花钱了；经济指标要最后落实了；渐渐地，各部门的人上门勤了，要招待，要汇报，要付各种看都不看的报刊杂志的征订费（一个村总要三、四千元支出）；等等。元旦一过，头等大事是要到处落实钱的来源了，钱还不知道在哪里，各种开支都盯上来了，讨债的是天天坐到办公室等着了，法院的执行庭也要来封厂房、设备了。于是，村书记一边到处讨钱、借钱，一边请人吃饭、打招呼，还要随时做好吵架的准备。好不容易挨到了春节前，先是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遥控村里的各项工作。到了大年二十九、三十，叫财务悄悄领出全部款子，第一，留出给方方面面的红包；第二，不管工资是否发得出，全体干部吃一顿，安慰、关心大家一年辛苦是不能少的；第三，请镇里和其他有关人员吃一顿的费用也是要花的（能请动就是不错的面子了）；第四，部分困难村民的补助也是雷打不动的；第五，才是考虑干部们的工资；第六，也才是考虑个别的债务偿付。等等，简直度日如年，不一而足。

我所说的村书记的问题，并不是为村书记的全部行为作辩解，而是说一种现实的状况。我们应该从较高的角度客观地看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研究中国农村体制的发展和改革。试提几个问题供参考：

一， 村长与书记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分工应该怎样？村书记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对村进行指令性管理的直接执行者，但他并不是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村长是村民选举产生的，根据相关法律，他的任免是仍然要通过村民大会进行的，因此，乡（镇）对他的指令就具有了有限性。我们国家暂时还不能丢掉对农村基层的指令性管理，这就涉及到了村长与村书记的权力分配。如果不寻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具有法律规范性的途径，农村改革就可能导致普遍的村长与村书记的权利冲突。

二， 当村领导班子是以经济工作为主时，村长能否承担相关责任？村书记是党的干部，是经过组织培养的，通常具有较强的经济工作能力。当一个村没有恰当的书记人选时，党委可以从其它地方调去有能力的人担任。但村长是不能跨村调配的，是要从本村选举的。在选举过程中，由于各地农村具有各自历史性的社会特征，所选取的村长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个问题与上一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三， 对村的经济考核标准到底应该怎样才是符合实际的？是有利于村经济长远发展的？是有利于村民致富的？这是个要深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农村将很难摆脱困境，将始终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垫脚石，从而也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黑洞。

四， 政府体制的条线分割是否要延伸到村一级？村是否需要保持一个臃肿的专职干部班子？即使专职的村干部缩减到了两三个人，他们也还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是个非常严峻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农村集体经济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否则，村干部将使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自己的费用，所引起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五， 村集体的经济与全体村民的经济民主权利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关系？是否仅仅村务公开就解决了？一方面，村干部的很多费用完全可以绕开村务公开的范围，直接从企业中支出；另一方面，在经济的交往过程中，有大量的支出是无法向村民公开的，一公开就可能严重影响投资者和帮助者的积极性，这是一切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村集体经济到底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有利于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制度？

等等，有很多问题可以考虑。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中国的农村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的体制和制度问题，是一个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不是能用某个现成的理论来套的，更不是某几个经济学家站在书斋甚至是国境线外的书斋所能开出方子的。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