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泛滥的中国根由

抄袭泛滥的中国根由

顾则徐

2007年央视春晚最大的“亮点”，我以为是它爆出的抄袭新闻。2006年央视春晚后，爆出《吉祥三宝》抄袭法国电影《蝴蝶》主题曲旋律的故事，这尚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今年则在排练阶段就爆出歌曲《月亮之上》涉嫌抄袭英国组合BLUE的《All Rise》，春晚播出之后，则连续爆出小品《考验》涉嫌抄袭王晶1991年导演的电影《整蛊专家》情节片段、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涉嫌抄袭1999年发表的一篇小小说，如此，就难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了。

在当今中国抄袭成风的背景下，我对上述央视春晚节目是否属于抄袭或抄袭到什么程度没有太大兴趣，感兴趣的是抄袭新闻中的态度，即当事人面对抄袭指责时所采取的态度。非常典型的莫过于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抄袭事件中的态度。演员潘长江的经纪人潘长勇一方面说“《将爱情进行到底》是潘长江的转型之作，春晚小品不可能剽窃人家的创意”，既肯定该小品与潘长江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又十分武断地否认抄袭，而理由竟然是《将爱情进行到底》是“春晚小品”；另一方面，这位潘先生又说作品是央视一位朱姓编剧写的，“应该去找央视才对，是否剽窃与潘长江没有什么关系”，既撇开了潘长江与该作品的创作关系，又再一次掮出了央视这块牌子。而做客新浪聊天的潘长江则说：“这个谈不上谁抄袭谁，中国网络时代是起步很晚的，我前七八年就演过网络爱情的东西，包括很多演艺界的朋友也演过网络爱情的东西，如果说抄袭的话，那是他抄袭我们的，首先这个版权是中央电视台。”他使用了“我们”这样一个集体主义身份，话语间既摆出了有点无赖的纠缠架势，又象他的经纪人一样掮出了央视牌子。至于那位编剧朱先生，则在否认抄袭的前提下，指出了是根据2000年金越的创意写作的，而金越则是今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也就是说，《将爱情进行到底》不构成抄袭的核心理由不仅在央视这块牌子，而且更具体到了央视里的大腕人物身上，至于2000年金越是不是因为看了1999年的小小说而有了创意，在他的话语里则没有任何可以疑问之处。总结这些当事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并没有采取对作品进行比照分析的态度，而是一致掮出央视牌子，用这快牌子作为不构成抄袭的基本理由。

使用央视这块牌子作为否定抄袭的理由，在逻辑上可以说是混乱到了智商为零的程度，但气势则蛮横，丝毫没有一点谦恭。不谦恭而蛮横，则说明央视这块牌子有用，足够应对纠纷。不符合逻辑自然难以应对真正的人心，因此，所可以应对的纠纷便是“法律”上的。法律当然是必须讲逻辑的，但逻辑严密性仅仅是法律的特征之一，它还有着权威特征，这种权威特征中国特色化，就成了威权特征。从权威而威权，虽然两字字序颠倒一下，但区别却在天壤之间。威权也是权威，又远不至于权威，它的公正性不依赖于理性，而是依赖于权利本身，也就是说，权利意味着公正，理性仅仅是这种公正性的证明工具，即：当权利违背理性时，理性是被驱逐的；当理性符合权利时，理性是可以被利用的。因此，理性仅仅是威权公正性的锦上添花，或者说，是威权证明公正性的形式，逻辑只是“形式逻辑”。正因为法律有这样的中国特色，因此，“法律”在中国的终极本质，除了威权，还是威权。央视虽然是个“企业”，但更是一个威权者，是中国威权序列中的媒体大佬之一，与司法大佬在同一个庙堂上合作占据着不同座位，使用这块牌子足以应对节目抄袭这样小不点的“法律”纠纷。这就是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相关人员，面对抄袭指责能够气势蛮横的根由。

弄清了这个根由，便不仅可以谅解抄袭新闻的发生，更可以估计，在以后一定的年份里，央视春晚依然会不断爆出抄袭新闻。之所以可以作这估计，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正呈现出威权强化的倾向。仅仅威权强化不等于一定导出抄袭泛滥，但在当下的时代里，威权得到强化则必然会导出抄袭的泛滥。这个“当下的时代”，是由极端功利主义主导下的唯经济主义与学术、教育、艺术的衰败所构成的。功利主义本是正当的，但极端化了便成为腐朽和堕落。追求经济本是中国的进步，但一唯了经济，便意味着穷奢、肤浅、短视、畸形。虽然教授、博士野草般滋生，论文也堆积如山，但却是座衰草遍野的荒山。教育失去了知识、真理传播和研究的兴趣，而成了追求大学生数量增长、比拼大楼侈华的赌博，唯一的目标除了考试还是考试。艺术，包括文学，在华丽的视听形式和非人间会发生的情节里失去了真正的表现，只是肉欲、暴力、阴谋和无病呻吟的化妆。在这样的时代中，当威权强化，央视春晚依然爆出抄袭新闻便是自然。

这不只是央视春晚的问题，更涉及到广泛的领域。抄袭之鲜明与证明抄袭之鲜明，莫过于学术，但一当抄袭与威权结合，即使学术抄袭也依然可以持蛮横的态度。典型的例子当数周叶中教授及其弟子戴激涛女士的著作《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抄袭王天成先生。对这一抄袭的论证，在贺卫方先生2005年底、2006年初的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中，有鲜明、完整、有力的说明。周叶中教授不是威权，他不是刹帝利，但却是婆罗门，有一个“部”的威权支持，而王天成先生蹲过牢，属于贱民，在这种关系下，婆罗门的抄袭便是可以蛮横的。在这里，“法律”嘲笑了法律，拥抱的是威权。2006年7月，北京二中院对王天成诉周叶中、戴激涛及人民出版社侵犯著作权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奇怪的理由判定王天成败诉。2006年12月，该案终审驳回王天成上诉。在“法律”之下，抄袭者依然冠冕堂皇，而被抄袭者则成为了无事生非的小人，成了令人讨厌、唠叨不休的怨妇祥林嫂。

伟人说：“需要检讨。”于是，就有了许多检讨书。伟人说：“需要大字报。”于是，就有了许多大字报。——这是当代中国抄袭之风的养成。这种风气养成可以上溯数十年，并不仅于文革时代。可以认为，今天中国活着的识字分子，高龄至耄耋，都历练过抄袭的功夫，以致于成为了一种习俗。就我而言，从造句的那一天起，就有了抄袭别人或书本句子的锻炼。可以写上一段了，便抄报纸写日记作业、写批走资派作文作业、写参加红小兵申请书、写批判小学班主任大字报、写斗私批修检讨，等等，等等。是没有自己的话吗？不是，即使孩子也还有自己的童话呢，而是自己的话不能说，自己的话威权不需要、不要听。久之，抄袭便成为本能，即使今日坚持每篇文章要原创的立场，但遇有应酬的文字，仍然会闪过从抄袭偷懒的念头。时代不同了，伟人已逝，但威权依然，检讨书、大字报不需要了，论文、著作却是需要，于是，威权说：“需要论文。”便有了许多论文。威权说：“需要著作。”便有了许多著作。抄袭有妙手与蹩手，妙手不着痕迹，蹩手则痕迹暴露，便有爆出抄袭的新闻出来。许多论文、著作的抄与不抄，只是妙手与蹩手的区别，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创作大体。

去年有两件事至今难以忘怀，一直震荡着我内心的痛苦之海。一个名牌大学专业硕士毕业、有近十年讲授历史学资历的朋友，实在想不出论文主意，恳求于我，我出了两个令他雀跃的题目，并讲解了具体论证思路与查找资料的方法、途径，但他仍然不能做出论文，最后竟然开口请我代他动笔。一个有高级职称的艺术家需要做论文完成任务，只能走抄的路子，亦恳求于我，我出于友谊帮着整理了资料，讲解了该如何抄成一篇文章交任务，但他竟然连做蹩手抄的功夫也难以完成，请求我帮抄一篇。他们触到了我可以忍受的友谊底线，自然予以拒绝。令我感叹的是，当今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在别人眼睛里的所谓专家、高知、权威，竟然连最现成的论文也组织不起来，竟然连抄都抄不起来，可见能抄已算不错了。更令我痛苦的，是知识者的无耻已经没有了起码底线。在他们眼里，我是渊博者，是著名学者，言谈中很崇拜于我，但竟然胆敢向自己的崇拜对象开口代为论文，甚至代抄论文，可见这是一种没有知识敬畏了的功利性崇拜，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耻”。

如果仅仅局限在这数十年的养成上，就仍然没有涉及到更深刻的历史性上——造就抄袭的基本动力威权，在中国并不是只存在于这几十年。抄袭在个别的例子上可以达到偷懒的目的，但并不只是如此，在更多的抄袭例子里，抄袭不仅不能偷懒，而且在表面上或直接的努力上，会比原创花费更多的精力，就如修改一篇小说可能比写一部小说更累，推敲一个字眼、韵脚可能比写一首诗更累，因此，当抄袭泛滥，便并不只是一个偷懒的问题，而是存在着远为深刻的原因。从专业的角度说，抄袭者的知识可能远超过被抄袭者，这一点可以从大学中导师抄学生比学生抄导师更多的情况上得到印证，但是，即使渊博的老师，作为抄袭者，有一点上一定比被抄袭者弱，即创造性，或者抄袭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创造性。对抄袭者来说，即使被抄袭对象是如何地幼稚、缺陷、无闻、卑贱，但被抄袭者终究是天才。因此，在总体上，抄袭意味着天才的短缺。

国人通常的教条认为，天才是努力的结果。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反过来，认为努力一定诞生天才。天才一定是努力出来的，但努力可以达到专精、渊博，而未必可以诞生出天才。天才的诞生，除了努力，更需要的是个性。这种个性并不是个人特别的性格、习惯、角色，而是按我思、按我行、按我言的精神意志和品格，它是一种个别的人格，这种个别人格的本质是个人之精神独立，即独立之人格。有独立人格，才有天才的诞生，这是根本。也就是说，天才是由努力的基本和独立人格的根本两方面培植、发育的，而不是只有国人所形成教条的努力一方面。

任何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都不会缺乏努力者，但是独立人格则未必充分获得。从个案来说，在任何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都可能诞生天才，终究，即使最没有人性的环境里，独立人格也不会彻底湮灭，因此，奴隶当中也会有伟大的天才出现。但在总体上，独立人格养成和保持，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精神环境的自由度有着密切关系，从而也就决定了诞生天才的机率高底。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中有切实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禁锢打破，人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于是诸子百家辉煌而出。秦朝以暴力切断历史，除了一些所谓的国家成就，并没有什么个性发明。以秦朝建立的皇朝制度为历史前提，两汉以至唐、宋总体上争取了个人自由，专制与个人自由不同时期交错消长，以儒家学说为特点的精神禁锢不能形成绝对，儒、佛、道并盛，艺术、文学蓬勃，大家辈出，文章灿烂。元朝分中国人为四个等级，这种野蛮的专制制度奠定了中国衰退基础，明、清将皇朝专制推向极至，儒学禁锢成熟，中国的创造性大大失去，只是由于依然存在着一个“乡土社会”（费孝通语），还保持有一定的乡土自由，因此，在元、明、清三朝还有一些个性创造，天才终于不能绝种。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虽然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自由，但个人精神的独立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因此，真正独立的人格并没有得到成熟。一方面，个性自由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方向；另一方面，这种追求主要还是一种中国式统制下的有限追求，还远没有达到人格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混乱的个性张扬，即个体努力在统制的包裹下寻找张扬自己的空间。然而，就如软体动物，在外壳的约束下舒展自己的身体，即使游走到了水中，终究还是因为缺乏骨头的支撑而不得不回到硬壳的禁锢中。这一点颇象元朝戏剧的发达，作为最底等级的汉人不能在广泛的领域得到发展，一些天才不得不游走在烟花巷，在莺歌燕舞中造就出元剧。就象明清的小说、野史，一些天才躲在乡野柳巷编故事，编出了《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但当代中国的“乡土社会”已经被打破，连创造元剧、明清小说的空间也已经失去，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象元、明、清的人，而做不出元、明、清的人所做出的成就，所能做的只能是：天才在慢慢耗费，庸才则努力抄袭。这是一个过渡着的时代，是一个人格觉醒了却难能独立的时代。

2007-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