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需要的是平等

民工需要的是平等

顾则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专家黄京平先生在10月11日召开的2006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提出：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我以为，黄京平先生这一观点是合理表象下的谬误。

黄京平先生的合理表象是现代刑罚的轻罪化趋势，也即对较轻罪行予以较轻判决，可以不予实刑判决或免予刑事处罚。轻罪化是一种世界性趋势，我国这些年也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从表面看，黄京平先生的观点是符合这一趋势的，是合理的。但是，黄京平先生并不能把轻罪化作为自己观点的理由，因为，轻罪化针对的是社会所有人群，而不是只针对社会某个特殊人群。就象那些主张对贪污贿赂罪轻判的人不能把轻罪化作为理由一样，黄京平先生也不能这么做。

黄京平先生只能寻找中国特色的理由，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法律，而是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成为保护特殊利益群体的工具，或成为逆轻罪化趋势而动的“严打”理由，本就是很值得商榷的。黄京平先生绕过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可商榷性，把没有异议的对未成年人的轻罪化刑罚作为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黄京平先生的这一举例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未成年人最鲜明的特殊性是他的生理，是他的年龄，而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范畴，民工则是一种社会阶层范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平台，根本不能进行互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律的绝对原则。平等，是刑法的核心灵魂。这一点，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判罚并不矛盾。未成年人、精神疾病患者等，由于其生理的、病理的原因而导致其不具备完全的人格意志，刑法便有特殊的判罚原则，这种原则是基于生理、病理的原因，而不是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赋予特权，因此，这并不破坏刑法的平等精神。黄京平先生所特指的“民工”，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生理的、病理的群体，对其特殊化“宽容”，是对刑法平等精神的伤害。

事实上，民工这一社会阶层在司法、行政实践中，恰恰需要的不是什么“宽容”，而是平等，因为，他们更多遇到的是不平等，是针对他们的严厉手段和措施，比如，曾经风行的收容遣送制度。在这一前提下，民工所需要的只是平等，所需要的是坚持平等的公平。弱势群体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在司法实践中，是他们经常遭遇不公正待遇，司法人员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使他们无奈地处于弱势地位。

对黄京平先生的“宽容”主张，最好的回答是被“宽容”对象的意见。在“网易”相关新闻的几百条留言中，我并没有看到民工因此欢呼，看到的而是平等的呼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工决（绝）不需要得到法律的优待！而需要的是那些所谓的强使（势）人群犯罪后也一视同仁，决不轻饶，咱民工们就心满意足啦，也许还可以减少犯罪了。”

2006-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