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被打破的小镇

平静被打破的小镇

顾则徐

一年前，我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写东西。是在军队养成的习惯，我铺开一张上海市地图，进行分析后选择了南汇区的一个边远小镇。经过落实后，想着自己应该恢复一点自己的吃苦精神，就把电脑等物放在自行车上，一口气骑了近百公里，做了这小镇的一员。

对我这从喧闹的市区来的人来说，小镇是足够宁静的，是个平静、安详的地方。虽然每天早晨和傍晚，老街拥挤着许多摊贩和买菜买物的人群，但一切都很自然，是从来就这样的，绝不吵闹、混乱。人们在街上相遇，即使叫不出彼此的名字，也互相熟悉着脸面，平和地微笑、点头，讲话也不高声，都是一连串的客气。我每天晚上都去买菜，卖菜的听出我是市区人，很快就熟悉了我，不管老头、老太，都叫着我“弟弟”、“爷叔”，我也叫着他们“阿婆”、“阿姨”、“爷叔”、“老伯伯”。

因为喜欢研究规划，在一天觉得用脑过度了时，就骑着自行车把整个镇政区跑了一遍。这镇方圆大概三十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会超过二万，暂住人口总有四、五千。镇中心区在浦东运河以东，老镇夹在浦东运河和川南奉公路之间，就是我所住和每天进出的地方，也是大多数当地人活动的地方。川南奉公路以西是新开发的区域，北一片造了近十栋多层商品房，深藏着一个框架结构、大跨度的菜市场，足有三千平米，但基本没有生意，十分冷清；南一片是一个工业小区，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往东伸去，路两边是一栋栋空关着的三层楼厂房，外表很好看，其实因为不是标准厂房，所以毫无用处，既不可放置0.5吨以上的设备，又不适宜办公；路的尽头竟然突兀出一个商品房住宅区，足有二十多栋多层建筑，基本空关着。这实在是个错误的规划，因为川南奉公路以东到东海边的土地，基本是由国务院控制的，属于市土地控股公司的规划保留地，镇的开发往东发展一定是死路。我估计该镇当初不愿意向西开发，是因为要过浦东运河，要有一点拆迁和要造几座桥，是要省点钱，所以就搞了个死规划。最错误的，是竟然没有一栋标准厂房，最好的“厂房”是那空荡荡的菜场了。只好空叹几声，自顾写我的文章。不在位，无法谋其政。

入夏不久，果农收的梨上市了。街上又多了许多卖梨的摊子。我也买了些新鲜的梨吃，一切如常，和所有人一样，平静地生活着。

突然有一天去买菜，整个街道空空的，人们立在路边议论着什么，脸上充满着愤懑，好象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切都变了。我去问人怎么了。从零碎的介绍中知道，现在新的区领导是市区派来的，对街上的摊贩很不满意，认为不符合上海市的形象，要严肃整顿，于是，今天区里的人和镇里的“黑猫”就来整顿了。我问买菜怎么办，说要到西边那个新菜场去买了。我说，那卖菜的到那里去卖就是了。他们说，东西本来就卖得便宜，地头一点点东西，一天卖个五块、八块的，去那里要交摊位费，吃不消的，再说路又远，太不方便。我说，那就都进这里的老菜场。他们说，老菜场太小，放三、四十个摊位，缩在电影院后面，而且跟新菜场一样，晚上五点就要关门，好象买卖也要象机关一样作息的，都是见鬼了。

从这天开始，小镇不再平静。一场没有火药味的冲击与反冲击、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就在政府部门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就在这小镇的每一天发生了。

有一次的事激起了我的愤怒。街上有一个北方口音的小贩，他有着高大强壮的体魄，但有着瘸腿的毛病，是个近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他一直在路边卖最廉价的烧酒和黄酒，从来不叫唤，但买酒的都认他。我给他计算过，他生意虽过得去，其实利润很低，一天赚三十来块钱，进门面是绝对要亏本的。那一天我看到一群市容管理人员扭住他，要把他往车里塞。他两只手捏着车架边框，那些人就是弄不动他，于是就踢他身体，用拳头打他。他一连声叫着，我不能打你们的，我不能打你们的。围观的人们都很气愤，对那些戴大盖帽的说，你们不能打他，他一动手，一不小心碰伤你们，算谁的，真要打，你们再加几个也不是他对手。我问怎么回事？几个人说，他年轻时是部队的，腿就是在部队受的伤，是个英雄，那时英雄受人尊敬，这里一个姑娘就嫁给了他，他在这里卖点酒过日子，已经二十来年了。一听说是老兵，我这军队出身的人不禁心中一动，看着这情景热血涌了上来，就上去拉住一个看上去是当头的人，对他说，你们是没有权力抓人的，你们要抓人应该向派出所提出建议。他一听我是市区人口音，还有官腔，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搞法律的，正好路过看到你们抓人，这是严重违法的，是要出事的，你们不住手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副区长某某。他显然被我镇住了，就叫住手，一边看着我，一边说着“算了，算了”，暗示大家快点离开。

还有一次的事更令我难以忘怀，每当想起就感概万千。那是个七十多岁和蔼的老太，她一般都是早晚在地上放两马甲袋的菜卖，不算成本，总共就十来块钱的东西。她卖的菜特别新鲜，弄得特别干净，所以我经常是买她的，她总是客气地叫我“弟弟”，我也叫她“阿婆”。柿子熟了，她白天也开始在路边卖起了柿子。那天下午，一辆市容监察的车子突然开过来停在她面前，车上跳下来的人叫道“你们都是蜡烛”，一个人上去抢过老太的杆称在腿上折断，另两个人抢过柿子往车上拿，来不及拿的就踢翻在地，踏得满地都是红色。老太死命拉住折断杆称的监察人员的衣服，不屈不饶，全没了平时的和蔼，一定要他们赔偿。因为她年纪大，监察人员也不敢碰她，就骂她“年纪一大把还拉着男人”。老太激动地从身上拿出一个本子，挥着向围观的人们说，我二十来岁男人就死了，是烈士，打土匪、打特务死的，我接过男人的枪当民兵，在海边站岗、巡逻多少年，现在老了，命还有一条，不赔就死到镇长办公室，我谁都不怕。我问边上几个老人，他们说这是真的，她年青时很先进的，很能干，为男人守寡了一生，现在生活很苦。有人打了110电话，派出所警车来了。从警车上下来的两个警察一看是这老太，马上皱起了眉头，很不满意地对市容监察人员说，你们也不看对象，她是老烈属，不好弄的，快赔她钱走人。市容监察人员显然放不下面子，不愿意赔钱。一个警察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十元纸币给了老太，说，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是上头叫整顿的，你以后也不要摆了。老太说，你们要吃饭，我也要吃饭，都是上头杀千刀的，外国人又不会来乡下，来了又怎么样？我不吃饭了？我就不信，外国马路上就没有做小生意的？警察觉得跟她说不清楚，叫大家不要围观，然后就跟市容监察的人分头开车走了。倔强的老太气乎乎地看着他们远去，再低头看到地上踩烂了的柿子，突然哭了起来，伤心地说着“作孽呀”。我心肠软，觉得自己眼泪也要夺眶而出了，就匆匆地离开。

每天，小镇总会有紧张的气氛笼罩。早晨八点机关上班的时候，街上的摊贩就迅速地收拾起东西离开。下午一到五点，从街道四周的各个角落里，突然会涌出各种各样的摊贩，按照他们约定熟成的位置，非常有序地摆在了街道的两边，匆忙地开始做起了生意，买菜的人们也准时地来到了街头，一片人气融和的景象。有时遇到市容监察晚上五点以后采取行动，任何人只要远远看到那车子的影子，就会叫“黑猫来了”，通知大家逃跑，摊贩会惊慌但非常快速地隐蔽到四周的角落。那车子经常仅仅只是路过，并不是来采取行动的，一条街就象遇到了虚惊一场的空袭警报，散布着恐惧的轻松。

小镇不再平静。我想，我是应该走了。但是，我能再找到平静的地方吗？政府的官员移步以豪华轿车，出入于玻璃大厦，端坐在幽静办公室，不断策划着一个个劳下属以筋骨的计划，不予民以休养，天下是难有平静的地方的。

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