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考验最高法院

“聂树斌案”考验最高法院

顾则徐

虽然河北“聂树斌案”的发生曾经在舆论中被淡化，但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深刻创痛，媒体的眼睛始终没有放弃它。本期《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周末重稿《“聂树斌案”绝处逢生》，报道透露：“真凶”王书金于今年7月终审被判死刑后，已经进入了死刑复核程序，而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的申诉则终于被最高法院接受了。就如报道所说的：“最后的局面极有可能是‘王书金’和‘聂树斌’在最高人民法院相遇：一个为死刑复核，一个为死刑申诉。”这样，对最高法院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考验。

这样的考验本来完全可以不必要出现。“聂树斌案”与“王书金案”相应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案件，即1994年8月5日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强奸杀人案，当时案发后聂树斌被作为杀人犯执行了死刑，但两年前王书金因其它杀人案供出自己是1994年孔寨村强奸杀人案的真凶，并指认了现场。“王书金案”发生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向河北高院和最高法院进行申诉，但都因为手上没有聂树斌的判决书而不能被接受，而河北当地法院又拒绝向张焕枝提供判决书。在“王书金案”的一审和终审中，尽管王书金本人和律师在法庭上一再提出孔寨村强奸杀人案问题，但不是被打断就是被认为证据不足，起诉和判决都明显是故意避开了孔寨村强奸杀人案。此次张焕枝的申诉之所以能够被最高法院接受，是因为聂树斌的判决书忽然“神秘”地寄给了张焕枝，使张焕枝有了完备的申诉材料，但即使这样，河北高院仍然拒绝了她的申诉。如果河北省能够正视“王书金案”中的孔寨村强奸杀人案情节，能够支持张焕枝的申诉，“聂树斌案”完全可以留在河北省解决，不必要形成考验最高法院的局面。

但是，最高法院又无法逃避掉这个考验。“聂树斌案”之所以成为“聂树斌案”，是因为中国法治依然患有严重的病症而引起。一方面是法制不完善，一方面是司法实践仍然还处于严重的人治状态，当一般案件不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时还可以得到公平，一当有了复杂的利益纠葛，法律本身并不能够真正保证公平，这正是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需要在司法制度之外，维持一个“上访”制度进行调节的原因。“聂树斌案”的问题在于，如果聂树斌被判定为错误执行死刑，自然就会涉及到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而在“王书金案”中挖出王书金“真凶”的机构和人员则一定会因此而承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聂树斌案”就自然会形成复杂的利益博弈背景。在这种情况下，“聂树斌案”要在河北当地解决的希望微乎其微。当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拿到了儿子的判决书，只要她坚持申诉，最后的结果必然将使“聂树斌案”与“王书金案”呈到最高法院的办公桌上，考验最高法院的公正性。

笔者相信，最高法院一定会经受住这个考验，给全国公民一个法治信心。如果最高法院都不能解决“聂树斌案”，全国公民的法治信心还怎么能树立起来呢？事实上，“聂树斌案”之所以能够呈上最高法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最高法院对法制的推进，是因为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两年前，当死刑复核还在地方高院时，笔者只能无奈地呼吁：“刀下留人”。希望河北能够不要匆忙判决王书金死刑并执行。现在，笔者不必要呼吁“刀下留人”了，仅仅希望最高法院能严格按照程序重审“聂树斌案”或“王书金案”。就象南方周末报道所说的“绝处逢生”，聂树斌亲人和无数盼望和关心中国法治进步的人，包括犯了多起杀人案的王书金，都对最高法院充满了希望。

2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