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槛前杀几个人抓去枪毙
顾则徐
来之贵州遵义的吴方学在东莞连找数家工厂被拒绝，不能找到工作的他认为社会对他不公，使他无法生存在这个社会，购买“敌敌畏”自杀未果，决定拿刀“去杀几个人给公安抓去枪毙”以达到寻死的目的，去年8月某日用猪肉刀在市场上杀死三人。在上周五上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宣判大会上，他被宣布死刑，旁听席上一片唏嘘：“他如愿了，可怜三人枉死。”读到来之《信息时报》的这条新闻，令我想到目前广州正在酝酿的提高外来人员进入门槛的讨论，不由不平添了许多忧虑。
仅仅从广州一地治安的角度，提高外来人员进入门槛或许会有短期的效果，但从长期角度讲，从全国角度讲，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提高门槛共谋只会导致治安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从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出总量，并不会因为门槛的提高而减少，当必然会流出的人口阻碍在门槛前时，就一定会形成堵塞形势，这种堵塞形势的效应之一恰恰不是治安的变好，而将是治安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将更受到安全威胁和破坏。吴方学这一案例正是一个被堵塞后的个体极端事件。
现代化的过程是以农村的萎缩为代价的，这种萎缩所体现出的形式之一，就是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流动和转移。这一点具有绝对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 先生发表《江村经济》时，他就发现了在工业化和商业演进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情况。对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来说，现代化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破产，意味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对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依附倾向，在这种依附过程中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自给自足”地位，失去自己的价值独立性。也就是说，当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同时，农村和落后地区也被纳入了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扩张体系当中，这种扩张必然会导致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进行集中，试图以治安名义拒绝或限制这种集中，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就必须同时付出中止或限制自己现代化进程的代价。
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已经不可阻止，因此，农村和落后地区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就不可阻止。同时，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缺乏工业的农村，生存的低限也迫使着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从纯农业的角度讲，假设人均一亩半良田，一户四口人共六亩良田，在不计算人力成本前提下，目前中国每亩田种粮可以产出的“利润”也就是在300元左右，则一户年“利润”仅为1800元左右，其它则不得不依靠微薄的几只鸡鸭、两头猪、几棵树等的收入贴补，这种情况在这个工业的、商业的和教育、医疗昂贵的时代，可以说是几乎不能生存的，因此，在当地没有足够吸纳劳动力的工商业情况下，解决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到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正因为如此，来之贵州遵义的吴方学在不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便有了社会不让他生存的想法。
广州比较北京、上海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向来更具有包容性，但是，地区利益现在也促动广州开始放弃自己的包容胸怀。表面看，这是地区利益的各自行为，但实际上，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门槛共谋，这种共谋是在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与农村和落后地区之间树立新的社会壁垒，建立新式的“柏林墙”。这道“柏林墙”是短视的和卑鄙的，是在自私的追求中放弃改革成果，是对中国本就虚弱的自由之神的躯体进行捆绑，最终所要伤害的对象也包括自己。当所谓“低素质”人口拥堵在门槛前面寻找不到生存空间，他们将会怎么办？革命，还会远吗？或者，杀几个人抓去枪毙的个人行动，还会少吗？这难道不是比眼前的治安更值得忧虑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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