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不如改称高等教育部

教育部不如改称高等教育部

顾则徐

在中国，有一件事情是无论如何要佩服官员的，那就是：越是决策错误的，特别是错误正在发生并继续放大的时候，这错误的决策一定可以被宣扬为极大的政绩。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远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笑话的“大跃进”，“大跃进”当时是被说成前无古人的成绩的，直到我读中学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它还是必须要坚决捍卫的一面红旗。这方面近的典型例子，也是个“大跃进”，是高等教育“大跃进”，尤其因为它是正在发生并继续放大着的，所以，它在教育部长周济先生的嘴里，也是尤其的世界性的政绩。1月19日，部长先生在海南说：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

周济先生予以支持自己的数据，是最近这几年的：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8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四倍和六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中新社相关报道还特别配合以伟大的数据，暗示世界级别的先进性：中国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一。官员的定调与宣传的配合，两厢一结合，便在语言上固定住了伟大的政绩。

但是，这种政绩语言恰恰是用错了地方。小时候在农村，我不识字的祖父、祖母都知道“十年树人”的道理，也就是说，即使最没有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教育是件很长期的事业，无论如何不是在短短几年就可以大跃进的。教育事业的绝对特征，是缓缓的渐进，重视教育如果是塌实的，便要有数十年的耐心，试图在几年里改变，便一定是浮夸。即使进行不需要任何特别设备的课本教学，一本书、一张书桌、一块黑板，也先要花一、二十年培养教师队伍，有了成熟合格的教师，才可以有学生队伍的扩大，急是急不出来的，否则，就一定是不合格的教师，从而也是不合格的学生。用最近几年招生规模的突进和经费的增长来证明高等教育的政绩，恰恰是违背了教育进步最基本的道理。

中新社报道的数据，当然是事实，但借以证明中国教育的先进，则是荒唐，所以，这数据即使看上去如何地伟大，周济先生也没有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他终究比记者更懂点论证政绩的方式。12亿人口的中国对0.6亿人口的英国说“中国的男人比你们多，中国的女人比你们多”，是很阿Q的。说中国的学生数量在世界上第一、第二，跟这种阿Q完全是一个样。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扩大再生产分外延与内涵两种类式，在拥有充分人口基数的前提下，仅仅只要学生数量增长，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就可以轻易坚决。问题更在于，当这种外延扩大的速度过快时，必然导致边际效应的迅速、绝对递减。也就是说，中国这些年的大学扩招，虽然快速增长了大学生数量，但只是边际效应快速、绝对递减的外延扩大，是一种低质量化的增长。

更重要的事实是，即使这种低质量的外延扩大增长，也不能归功于教育部，而是必须首先归功于伟大的国民。自古以来，不管政府重视与否，中国国民对教育有着特别重视的伟大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办学校的国家之一，但中国更伟大的传统则是发达的私塾，而私塾是国民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教育的方式。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民族象中华民族这样，拥有国民对教育予以特别重视的历史文化传统。清朝晚期山东武训，以一个文盲和乞丐的身份创建三所义学，这种感天动地的事迹只有在中华民族中才可能发生。朱德元帅幼时，家庭贫困到了在除夕夜被东家扫地出门的境况，但他的祖父、父母、伯父等对朱德读书、求学则义无返顾地支持，最终，朱德成为了建国后数十年里中共最高领袖阶层中拥有最高学历的领导人。最近有报道一43岁女子卖淫在福建东平市被嫖客杀害，她女儿读大学一年，而她则以中年之身卖淫一年，舍不得吃穿，将卖淫所得供女儿读大学、儿子读小学。中国在人均教育经费甚至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的前提下，进行大跃进式的大学扩招，之所以能够实现数量增长，功不在教育部，而在于有这样伟大的国民，在于国民甚至不得不通过卖淫来维持教育。

即使承认大学扩招后的中国高等教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认为这是教育部的功劳，但是，却十分文不对题。教育部如果真要获取这功劳，就应该改换名称为高等教育部才可以。“教育部”所负责的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全部教育，“高等教育部”则仅仅只要负责高等教育。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甚至远低于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数4.1%，长期徘徊在2—3%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义务教育占有经费仅不到35%，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严重集中。发达国家培养1名大学生所占用经费相当于培养1.7名中小学生或4名小学生，而中国培养1名大学生所占经费相当于培养6名中学生或66.5名小学生。既然如此忽视义务教育，那么，教育部还不如干脆改称高等教育部，这样，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政绩也可以名至实归。

2007-1-21

首发于21CN网站2007-1-24号外，发表时标题为《看教育部部长如何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