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哈佛培训看中国决策层思维的混乱性

从官员哈佛培训看中国决策层思维的混乱性

顾则徐

据《青年时讯》披露，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1996年就已经开始培训中国官员，先后已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了培训，培训时间基本是半个月，比如，国家行政学院第11期厅局级任职班学员赴美培训时间是1998年10月24日至11月8日，为期2周。这一事情体现了中国决策层的开放倾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也同时说明了中国决策层思维的混乱性，是进步的混乱或混乱的进步。之所以说决策层，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件大事必须是得到最高决策层的批示才可以实行，任何一个部级甚至副总理级的领导人或机构都没有权力点头的。因此，这是分析中国决策层思维的一个非常好的个例。

一，能不能进行这种培训？

60名加48名计108名，作为相当一级的官员和军官，已经是一种规模化数量，其走出国门不管是以什么名义，都意味着是国家行为。因此，能不能进行这种培训必须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在两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培训另一个国家的官员和军官，除了眼前利益外，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政治战略动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能学到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被培训国家将形成一个亲培训国家的政治力量，培训国家会从长期意义上获得利益。任何一个大国，一个稳定、独立的国家，都不会让另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把自己当作潜在敌人、在战略态势上压迫着自己的国家培训自己的官员和军官，而只会进行考察、交流。也正因为这样，凡是发生培训了的两个国家之间，被培训国家总是属于附属的、求助的甚至屈从的地位，是不具有真正稳定、独立的国际地位的。因此，培训不仅仅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一个国家尊严和荣誉的问题，在军队更是涉及士气和意志的问题。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去美国不是交流而是培训，当两国军队进入战争对峙状态时，这一事实已经告诉了全体战斗员：我们不如对方，对方不仅比我们强大，而且比我们更智慧。蒋介石军队对日作战总是战战兢兢，其中一个原因跟有一批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的留日将领比如何应钦之流的学生心理有密切关系。一个国家的官员想学习是好事，但这种学习只能立足于自学和偷学。自学是指在自己国家内学习，这是根本。偷学是使用国际交流、情报信息系统、研究系统包括间谍机构把别国先进的东西拿来，进行学习、研究、模仿和更新换代。

中国决策层能够批准和实施哈佛培训计划，说明了决策层对培训的上述重要政治意义发生了严重的忽视，思维处在不清晰的状态。要知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原来是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他热衷于此事，一再发出邀请，不会糊涂到只考虑几个铜板而不考虑政治（否则他无法说服美国政府同意一大批中国官员和军官进入美国，在美国那样一个到处是眼睛、到处是嘴巴的国家里，他的没有政治头脑的行为肯定会断送他的前程，沦为失业者）。联系到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儿子竟然会受聘为另一个国家跨国公司驻中国代表的情况，可以想见中国决策层思维发生混乱，犯下如此战略性决策错误是完全可能的。

二，政府将是谁的政府？

在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制度下，由于奴隶被剥夺了起码的人生权利，因此，政府不是国家全体人口的政府，而仅仅是贵族和平民的政府。除此以外，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府，包括中国有国家以来全部历史的政府，都是全体国民的政府。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政府有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政府，但这是阶级实质，不是形式，在形式上，政府总是全体国民的政府，只要不是奴隶制，政府一当试图抛弃这一形式，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走极其危险的道路，就无法达到长治久安。一切现代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有着清醒的和现实的头脑，虽然具体的政策会发生甚至必须发生偏差，主要维护这个或那个阶级、阶层的利益，但哪怕是虚伪的，也必须维护形式上的全体国民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至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一个国家的政府把自己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即明确地抛弃、镇压、压迫社会某个阶级或阶层（国家的一部分人口），是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这样走得下去的。因此，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现代国家政府都会尽一切力量避免把自己陷入到某个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陷阱当中，尽量避免相关的怀疑和批评。中国现在不提阶级斗争，而是提“三个代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但是，政府领导人（即使同时也是党的领导人）也应该非常清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党的理论，一个政党不管其地位如何，总是要以一定的方式明确或暗示自己的利益倾向，总是一种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不可能代表每一个公民的利益，然而作为以该党为执政党的政府只能把这种理论当作实质性、内在的倾向，在形式上，不能仅仅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利益，而是必须要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利益，包括囚犯和在中国领土上活动的外国公民的利益。

以上道理，中国决策层并不能够理清，在具体决策时不能完全把握作为党的领导和作为政府领导之间的角色转换。在哈佛培训这件事的决策上，集中体现在关于培训资金的募集上，想到了通过一个基金避嫌，但终究是发生着一个政府将是谁的政府的问题。从基金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实际是个政府基金组织，而且，牌子能冠以“中国”两字的，起码也是个正厅级单位，所以，由基金组织培训，只不过是用“民间”形式摆渡一下而已，是为了操作的方便，终究无法摆脱政府行为的实质。该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培训费是每人20万元人民币，懂点教育的人都知道这是个惊人的天价。卢迈又说，“对于每人20万元的培训费，绝对不是百姓的血汗钱，而是我们基金会得到的国内国外一些团体的赞助，还有部分则是基金会的本金收益。”我想，这可能就是当初获得决策层批准的重要理由，但这是政治上糊涂到了极点的“理由”。

首先，培训是不是必须？如果必须，则财政自然应该支出；如果不必须，即使不是天价，任何来源的资金都不必要化。其次，是不是不使用财政或国家资产，即不使用“百姓的血汗钱”，政府部门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做花钱的事情？就可以不考虑价格的贵与不贵？显然不可以。再次，政府是不是可以做任何“国内国外一些团体的赞助”的事？难道赞助（募集、受捐）来的钱不是钱？再再次，政府是否可以接受任何对象、任何数量“国内国外一些团体的赞助”资金？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一点，直接就涉及到政府将是谁的政府的问题。2000年夏中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邦东大校率领的、由25名军官组成的进修了两个星期的研究班，据报道是由香港富商、全国政协委员龚如心女士出资100万美元解决的经费，那么，这是否会意味着龚如心女士以后在大陆的生意将得到特别照顾？她在政协的发言将更具有份量？据说，在“国内国外一些团体的赞助”当中，还有把传销引入中国的美国安利公司，该公司以后万一突破传销禁令，是否会被原谅、容忍、默许？等等。如果这些赞助商毫无私心，仅仅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善心，第一，他们不会拥有巨额资产，从而也不会有能力进行这种巨额赞助；第二，有更多的贫穷者需要赞助，比如贫穷的大学生，对他们的赞助比赞助政府官员两个星期的培训更有社会效益，作为生意人不会不算这笔帐，不会做不出两者的评估比较。即使这样，我们的政府官员也不会不记人家的情，不会来而不往，失去朋友。因此，现代国家对政府接受捐助的对象和数量都是要作出限定的，并不是无限制的受捐。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仍然缺少舆论监督的国家里，政府根本就不能接受任何人、任何数量的捐助，因为，这种悄悄的捐助必然会导致腐败。

以上两点可见中国决策层的思维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并不是说某一个人混乱，而是说作为一个决策层的混乱。在决策层里，可能每一个人的思维都是非常清晰的，但最好的加在一起并不等于一定最好，这就象一个女性浑身上下戴满了珠宝并不等于就是漂亮一样。由于每个人的观点、角度差异，为了更多地求同存异，当不多考虑决策层以外的评价和约束时，在一些非决定性的“小”事件上，就可能会发生都降低自己的思维能力、彼此迁就的情况，从而导致一系列不恰当的决策发生。说穿了，这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即使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体制问题是中国的普遍问题，从上到下，从核心到边缘，都存在着。

在这里，不得不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在接受《青年时讯》记者采访时的辩护言论作一点讨论。薛澜教授说，中国的公共管理案例还是比较难形成，因为它牵扯到方方面面。企业管理可以总结成败，但政府管理尤其实际的案例总结成败中，“成”可以，“败”就难了。通过与官员合作，学习他们已经总结的一些案例，对我们进行教学和今后总结中国的案例都很有利。薛澜教授说，“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有很强的国际性，很多教师都曾在不同的国家受到了系统的高等教育；而哈佛大学的很多学员都是从世界各地前往就学的，教师当中也不乏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不论是教学研究的经验还是公共管理的经验都很丰富。这样的条件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很有帮助。”这辩护实在是云里雾里，根本不象是做学问的教授说的，而更象是某个方面官员的外交辞令。不过，也难怪，在中国，一个副院长其实就是官，行政级别大概是正处级。

第一，   他说败的案例难以总结。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这确实是中国的现实，政府管理工作很难容得下批评、否定意见。但是，这是就一般人说的，对进行该项专业研究的教授们来说，总结得总结，不总结也得总结，即使进牢房也得总结，否则，该学科就根本无法成为严肃的学科，教授也根本不再有资格成为“教授”。薛澜教授既是为官员哈佛培训辩护，也是在为这个专业的教授们长期混饭吃辩护。说句不好听的话，对中国所谓的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学院，本人向来不以为然，甚至到了鄙视的地步，因为，由于地级以下的党校学习按规矩不被承认学历，只能冠以“相当”字眼，而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学院则有资格发放被承认的学历证书，所以，我遇到了太多的从这种学院把文凭混出来的官员，甚至有一堂课都不去听只要提前两年预付支票就可以拿到文凭的。从这一点，就可以推理到这些学院里的“从业人员”多是什么人了。

第二，   他说，通过与官员合作，学习他们已经总结的一些案例，对我们进行教学和今后总结中国的案例都很有利。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公共管理学都可以沾官员哈佛培训的光了，可以通过放下教授尊严，跟培训回国的官员合作，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嘴里讨得哈佛教学案例。我们的教授竟然会相信两个星期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懂专业的人到美国培训两个星期，回国就可以做专业教授们的老师，哈佛那个地方简直就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UFO里。在国际交流时，我们的教授是刘姥姥逛大观院，只知道看人家的房子、车子、盘子，忘记了人家是干什么的？是在讲授些什么？连几个案例也没有弄到。这种理由说的时候竟然不脸红？奇怪。

第三，   薛澜教授把清华公共管理学院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对比，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既然清华“有很强的国际性”，那么，为什么还认为官员花巨资去哈佛是对的？如果哈佛大学仅仅“对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很有帮助”，中国官员花巨资去两个星期就是对的，那么，清华为什么不自己花钱送几个人去进修，进修它两年，扎扎实实学好，再回国拓展官员们的视野，清华自己赚钱？要知道，每人20万的学费，是可以让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每个教授都武装起别墅、汽车、小秘的。可见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是一个丢整个清华脸的地方。如果薛澜教授对记者说“没必要，那些钱给我们清华，我们可以教得比哈佛更好”，清华就有脸了。其实要对“拓展学生的视野很有帮助”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在学费里面包括一笔去美国旅游（名义上当然不能说旅游）的费用就可以了，因为，只要去了美国旅游，总是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要学生谈什么体会他们就会谈什么体会。所以，薛澜教授尽可以大胆地拍胸脯说。但想他是不会敢说这种具有否定政府决策嫌疑的话的。

由于中国有太多只会点头、微笑、哈腰的专家、权威、委员，只知道自己的职称、职务、名气以及相关的待遇，所以，也便不断误导着中国决策层的思维。过去是文痞误导中国，现在则有越来越多教授误导决策层的事例。领导问教授，这样做可不可以？教授用眼睛偷瞟领导的脸色，看他是想干还是不想干，想干就说“可以做，非常符合科学”；觉得领导并不想干，就突然慷慨激昂，捶胸顿足，做出死谏的样子，把领导感动得以为找了个人格高尚、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大的“忠臣”。

检讨官员哈佛培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中国决策层所没有太多预计的。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向来有攀比、溜马的风气。北京搞了哈佛培训，此风不刹，底下迟早也会搞，以表示对上面的紧跟。虽然巨额的学费是个困难，但从来就是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学费总是会有机会、有办法解决的。据《四川日报》报道，2002年月10月8日由四川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主办，四川行政学院、美国佐治亚大学承办的四川省领导干部公共管理首期中美研修班在成都开学，为期一个月，成都半个月，美国半个月。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四川行政学院院长蒋巨峰出席了开学典礼。这比北京爽快得多了，一点也不遮遮掩掩，党政直接联手出马，什么基金不基金的，多此“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举。

行文至此，60名加48名计108名，发现这108数字正好是中国传统的天罡、地煞数之和。于是想到了《水浒》，想到了《水浒》第一回的“遇洪而开”，洪太尉一个偶然的机会，以为自己顺应天意，坚持己见，一定要掘开老井，于是便有了108将大闹天下。过去一直不能理解这第一回的意思，今天豁然开朗了。原来国家惊天动地的局面，往往就是根源于一些曾经自以为有充足理由、并不十分重要的决策和事件上面。

2003年8月